“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杨绛先生跟钱钟书是自由恋爱,从一开始就充满着趣味。借读清华大学,杨绛在清华大学古月堂的门口,幸运地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钱钟书。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目光炯炯有神,谈吐机智幽默,满身浸润着儒雅气质。
两人一见如故,侃侃而谈。钱钟书急切地澄清:“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趁机说明:“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两人恋爱,书信传情。撩人心弦的情书,给爱情涂抹上异常浪漫的色彩。这样的情形让人想到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男女主角隔空对话,铺陈感情线,只可惜这恰恰是构筑二人感情世界的至高起点,对情书内文的要求实在是高,然而看完整部影片,却没有留存心中的温润话语,只剩爱情鸡汤文呼啸而过。
时光回到上世纪30年代,杨绛先生是怎样用这种古老的方式和钱钟书谈情说爱,不得而知。但从多年两人琴瑟和鸣般的生活来看,两位大文人是在书信中完美地传递着珠联璧合的爱情。两人在文学上有着共同的爱好和追求,一见如故,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真是这个快餐时代难得一见的好姻缘。
知足常乐,和谁都不争。钱钟书称她是妻子、情人、朋友,尽管钱钟书曾在《围城》中对婚姻做过精辟的比喻,“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但钱钟书和杨绛却在“围城”中演绎了最完满的婚姻。感谢杨绛先生,送给年轻人关于爱情的这段“老话”,在这个浮躁功利、物欲横流的时代,更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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