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是从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始的。这未必是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却的确是历朝历代此消彼长的一般状态。以“合”而论，秦汉隋唐明清等朝代虽然疆域广狭不一，但其大一统的核心地区基本相同；以分而论，则又两分为主，三分及群雄割据次之。
希望有一天这也会是“分久必合”的一个版本
囿于特有的地理形态与文化传统，中国历史上的两分之局基本为南北对峙，罕见有东西相抗。以秦岭-淮河为界，南北之间在气候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文化甚至是军事结构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故南北对峙的情况不仅容易出现，更能长久维持，如东晋与南宋国祚均超过百年。而东西之间的分界则相对模糊曲折，战国时期秦国“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的战略态势几乎成了孤例，而当时屹立于东方的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而是纷纷然的众多诸侯国。
虽然东西相抗之局基本没有成为现实，但并不代表这一分疆裂土的方案就不能出现在古代政治家的盟约中。汉高祖四年，刘邦麾下大将灌婴大破项羽军并攻克西楚都城彭城，并项羽势穷之时与后者达成了“鸿沟之约”。《史记·项羽本纪》用短短二十五字简述了这份约定的结果：“项王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
楚汉对峙图
这一事件的前因尚有疑云，然而“鸿沟之约”却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将天下分为东西两部的条约。如果说周赧王二十七年秦国与齐国并尊东西二帝的事件还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那“鸿沟之约”则是一份切实的边界条约：刘邦与项羽双方以鸿沟为界——鸿沟为连通黄河与淮河的运河，其东西两岸的范围有着明确的概念界定；鉴于黄河以北及淮河以南已经存在着大量分别隶属于刘邦、项羽双方的势力，“鸿沟之约”也的确在事实上缔造了楚汉之间的东西相抗之局，虽然这种对峙在一年之后便灰飞烟灭。
对于刘邦还是项羽来说，“鸿沟之约”都很可能只是权宜之计，这可以通过事后的战争态势加以确定；那么中国历史上有没有长期被奉行的、以东西向中分天下的条约呢？答案是肯定的。
《史记》记载“鸿沟之约”是刘邦在占尽优势时先提出的，这一点让人困惑
蜀汉建兴七年，或者孙吴黄龙元年，在诸葛亮与孙权的积极推动下，两国正式缔约。在以东西两部中分天下的基础上，对曹魏所占领的中原地区做了详尽的划分，这便是《中分天下盟》。《中分天下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奇迹，因为它是中国古代独一无二的、两个帝国在完全平等的情况下所签订的盟约——如之后的“清水盟约”、“澶渊之盟”或是“绍兴和议”，或多或少带有乘人之危甚至于城下之盟的色彩，而在嬴秦以降传统的政治体系中，“帝国”两字又代表了皇权正朔，二帝并尊之事可一而不可再。同时，《中分天下盟》也是中国边界史上的奇迹，它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蜀汉与孙吴的分界线，并且在缺乏海权思想的时代里，为孙吴设立了一块极大的飞地。
这一切都使得《中分天下盟》有着无以伦比的研究价值。
诸葛亮与孙权谋划的“二帝并尊”案
荆州战事：三国格局的转换
《中分天下盟》虽然形成于刘备驾崩之后，但其源头还要追溯到刘备生前。
三国战局的核心，是当时号称“天下之腹”的荆州。荆州居长江中流，北临中原，南接交趾，西通巴蜀，东控江东，四通八达，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曹魏而言，占领荆州后向西便掌握了入川的水路，反之又可阴遏蜀兵东出；向东则更为顺流之势，江东诚难与之争锋。对于孙吴而言，荆州是“国之西门”，绝无失荆州而能保江东之可能。而对于蜀汉而言，川中地狭，得荆州则能“保其疆域”，失荆州则“只成坐困”，荆州同样是关乎生死存亡的战略要地。
“天下之腹”：荆州（暗绿色）
所以，在三足鼎立的局势下，荆州背后自然会延伸出一条漫长的军事路线。这条线的第一步是建安十三年的赤壁之战，曹操二十余万大军铩羽而归，给了时代以南北对峙的条件；第二步是周瑜之死，鲁肃执掌孙权集团军政后放弃了南北二分的路线，并劝说孙权将南郡借予刘备；第三步，是刘备占领益州后与孙权进行“湘水划界”，双方将荆州南部六郡平分，南郡、零陵郡、武陵郡属于刘备，江夏郡、长沙郡、桂阳郡属于孙权。这一年是建安二十年，三足鼎立的战略态势在基本成型的同时也埋下了微妙的伏笔。
首先，刘备向孙权借南郡以“发家”，孙权在刘备占领益州之后索要的却不仅仅是南郡，而是“荆州诸郡”。面对此要求，刘备并未直接驳斥孙权所求过多，而是用“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来搪塞。孙权闻言，尚能理直气壮地单方面收取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由此可以推测刘备在借荆州时很可能向孙权做了待占领益州后将整个荆州让予孙权的承诺，而刘备不予归还，自然有违背盟约之嫌。
“湘水划界”之后的荆州形势
其次，双方在“湘水划界”各驻兵马，几乎兵戎相见；刘备在放弃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后得以放心北击曹操，意味着刘备相信“湘水划界”已经足以抚平孙权的诉求。只是令刘备猝不及防的是，孙权终于在关羽北伐时偷袭荆州，一举夺取了刘备的半壁江山——此时孙权固然违背了“湘水划界”之约，但考虑到刘备之前的背约行为以及关羽北伐时对孙权的傲慢态度，双方在些堪堪打了个平手，荆州之战并非是“湘水划界”的转折，而是后者的必然结果。
从曹操兵败赤壁到孙权偷袭荆州，前后十一年，荆州两易其手，但不过是兵家的此消彼长。然而在荆州之战后，曹操之子曹丕、刘备先后称帝，荆州的战事就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政治色彩。
老版《三国演义》中的刘备称帝剧照
在曹丕、刘备称帝前，荆州战事尚属于 “齐桓晋文之事”，与王朝正朔无关，刘备本人也无非是一方诸侯；而在二人称帝后，荆州战事就必然被解构为正伪之战。刘备立国，自称汉室正统，“篡汉”称帝称帝的曹丕自然是“贼”。问题在于，如何面对孙权这股并没有直接叛汉的势力？
对于刘备来说，这关乎于军事，更关乎于政治。“讨贼”是蜀汉帝业合法性的基石，讨伐孙权将意味着视孙权“贼”，标签一经刘备这个开国君主之手划定，从此两大势力将永久丧失合作的可能。相对而言，在北强南弱而孙权尚未“篡汉”自立的大环境下，有限度的承认孙权集团的合法性，将给予蜀汉更多的选择空间。
刘备若全占荆州，孙权真要坐立不安了
然而，刘备最终下诏东征。如果刘备与孙权还只是乱世中的一方枭雄，那重归于好尚有可能；而当二人一为“正朔”一为“逆贼”时，战端一开便再难挽回。这一年是章武元年。从这个时间点向前看去，《中分天下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更不应该在蜀汉与孙吴的两国外交史中出现。
刘备东征：蜀汉的政治难题
刘备东征最终以惨败收尾。旋即，刘备病逝于白帝城，蜀汉与孙权集团各自罢兵，但双边关系依然处于波谲云诡的态势中。北强南弱依然是三国战局的大环境，但纵然孙权愿意挟得胜之势与蜀汉议和，也难以揣测刘备后继者的态度，因为当刘备向孙权吹响战争号角时，讨伐江东就已经与蜀汉的国策捆绑到了一起。
新版《三国》中的刘备语录
蜀汉立国时仅有益州一州之地，在“天下不广”的前提下，其帝业合法性主要源于“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二元政治哲学。刘备东征不仅是一场军事战，而是一场政治战，孙权由此从立场未定的一方诸侯变为“贼”，如果刘备的后继者——也即是蜀汉此时的执政者诸葛亮——想要与孙权言和，就必须解释为什么这种言和并不违背“汉贼不两立”的国策。
诸葛亮的选择，是在不承认孙权政治地位的前提下，与孙权开展军事合作，这一倾向直接体现在双方的外交辞令中。刘备死后，蜀汉朝野仇吴之心极重，诸葛亮百般搜寻才将邓芝定为出使江东的人选。邓芝面见孙权后，两人之间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对话。孙权道：“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而邓芝立刻回复：“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权大笑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
刘备东征的最远战线
孙权口中愿与蜀汉分治天下未必出于真心，然而当时蜀汉已然立国，而孙权不过是一方诸侯，“二主分治”四字已然是柔中带刚的挑衅。此时邓芝作为“大国”使节，既要予以回击，又不能恶化双边关系，所以便间接强调“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并直言了“战争方始”的远景。孙权在大败蜀汉、间接逼死刘备的情况下力求与蜀汉结盟，自然能接受邓芝的“政冷军热”，诸葛亮遂能在不违反君臣大义的前提下暂时权变，与孙权结盟。
然而，当孙权确定诸葛亮不会出兵江东，并已经将注意力放在北伐上时，就必然要通过称帝化解自己不利的政治身份了。在三足鼎立的战局下，孙权称帝是必然之举，但对于诸葛亮来说却依然是巨大的难题：当孙权尚为一方诸侯时，蜀汉尚能容忍孙权的存在，甚至与之结盟；而一旦孙权称帝，就意味着整个江东与曹魏一样篡汉自立，如果蜀汉还与其结盟，其帝业合法性将荡然无存。
诸葛亮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所以，当孙权称帝后遣使于蜀汉时，蜀汉君臣“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希望与孙权断绝盟约。文韬武略如诸葛亮，同样也无法正面反驳群臣的意见，只能在《绝盟好议》中表达自己的无奈之情：
“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显绝，雠我必深，便当移兵东戍，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作为蜀汉事实上的执政者，诸葛亮在其议中一边将孙权的“僭逆”视为大逆之罪，一边又表明“权僭之罪，未宜明也”，这本身便不可想象。更不可想像的是，诸葛亮还立刻派遣陈震庆祝孙权“正号”——这无异于蜀汉皇帝正式遣使去庆祝一个乱臣贼子成功篡权。为了在乱世中求生存，蜀汉至此已经完全放弃了帝业合法性的构建，《中分天下盟》由此有了出现的可能。
刘备死后，蜀汉半数国土变色，诸葛亮能支撑下去已属不易
中分天下：一个奇迹的诞生
蜀汉建兴七年，孙吴黄龙元年，《中分天下盟》正式缔结。据《三国志·吴志·吴主传》的记载来看，双方对中原的瓜分方案非常全面：“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至少从法律角度来看，日后蜀汉与孙吴两国已经完全确定。
《中分天下盟》以蜀汉、孙吴双方现有的领土为基础，将天下分为东西二部，蜀汉占益州、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及司州西部；孙吴占交州、荆州、扬州、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及司州东部。蜀汉占五州半而孙吴占七州半，源于其领土本比蜀汉多出两州，所以此处的“中分天下”，实质上指的是“中分曹魏”，或是“中分中原”，而并不触及双方本有的领土。
中分天下其实是中分中原
缔约之后，两国开始了严肃的政治举措。孙权撤销朱然兖州牧一职，而刘禅——也即是蜀汉第二任君主将其两位弟弟改封为甘陵王与安平王，而二人之前的封号分为为鲁王与梁王。在《中分天下盟》中，兖州为蜀汉领土，而鲁、梁二地所在的青州与豫州为孙吴领土，由此可见这次结盟对两国强劲的法律约束力。
蜀汉在现实面前将正统名分束之高阁，而对于孙吴来说，在本土签订《中分天下盟》同样不易。孙权称帝的合法性在于汉祚已亡，而蜀汉又以汉朝的继承人自居，所以对于孙权来说，承认刘禅的帝位就相当于承认汉室未亡；而承认汉室未亡就相当于宣布自身的帝位不合法。《中分天下盟》在中国政治史中实现了几乎不可能出现的破局，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奇迹。
形势不对，汉贼也是可以两立的
而从领土形态来看，《中分天下盟》的划界同样堪称奇迹。中国历史上有数次三分天下之局，其中以魏蜀吴最为出名。然而，魏蜀吴的鼎足之势是非常不均衡的：曹魏的实力大于蜀汉与孙吴相加之和，魏蜀吴的三足鼎立事实上是南北二分的变体，只是其中的南方再次分裂为蜀汉与孙吴两方。真正均势的三分天下，应当是关中、河北与江东之间的三足鼎立，这种态势在中国历史出四度出现，分别是前秦、前燕与东晋；后秦、后燕与东晋；东魏、西魏与萧梁；北周、北齐与陈。
而如果《中分天下盟》得以实现，蜀汉将占有关中与河北二地，孙吴的领土看似向北拓展较多，但依然以江东为中心。一方面，幽州被蜀汉的兖州与冀州隔开成为飞地，孙吴难以真正控制；另一方面，豫州、青州、徐州无险可守，正如吕蒙所言“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
这样的三足鼎立相对均势
而在司州，双方以函谷关为界，同样是蜀汉处于优势地位。函谷关西据高原，东临绝涧，南接秦岭，北塞黄河，地理位置险要。战国时期，秦国据函谷关，坐困“九国之师”；东汉末年，董卓据函谷关，关东诸军同样逡巡而不敢进。而依《中分天下盟》中的划界，蜀汉基本占尽了中国第二阶梯的各路山势，且居高临下，若能控制虎牢一线，则攻势尽显；而孙吴面对函谷天堑，纵然能守住虎牢一线也不过是守势，一旦有失则全失地利。而一旦蜀汉在关中、河北占稳脚根，再依托巴蜀，则孙吴的长江天堑也不足凭。西晋灭孙吴，正是以王濬楼船之师东出白帝；三百年后的隋灭陈之战亦复此理。
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曾言：“无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地据长江上游，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据黄河上游，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以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在《中分天下盟》中，孙权居然将川陕二地尽数让与了蜀汉，这背后的真相或许是，孙权根本没指望《中分天下盟》能够实现……
秦国虎视天下
结语
《中分天下盟》的出现，打破了众多政治基本原则，同时又对天下做出了极为不切实际的划分，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例。虽然缔约双方抱有平等的身份且极为重视，但这等权宜之计的现实可能性除了诸葛亮与孙权等人心知肚明外，在多大程度上能让两国臣民相信，就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了。
不过，在此之后蜀汉与孙吴之间战事立刻消弭，双方均能将军事力量集中用于北伐，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分天下盟》已经取得了最好的结果，也让三国历史得以在“蜀弱吴孤”的前提下延续数十年，并书写出一节节壮丽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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