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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为什么能走到今天？
任正非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以及毛泽东理论与商业实践相结合，同时吸收西方商业实践中优秀的部分，走出了一条中西合璧的特色之路。
布莱恩·阿瑟是作为《技术的本质》的作者被中国人所熟悉。这本书中提出，技术像生物一样具有内在的演化机制，遵循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的过程。技术的本质可以概括为：在演化视角下，技术就是有生命的；在静态视角下，生命就是技术。
然而他并不是技术专家，他真正的身份是经济学家，这本书就像当年马丁·路德贴在教堂门口的《九十五条论纲》，是投向自由主义经济学神殿的一支尖利的标枪。布莱恩·阿瑟于1935年生于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37岁时，他就成为斯坦福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然而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成为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坚定的反叛者。首先是他骨子里具有不迷信权威的革命精神。爱尔兰人因反叛英格兰的殖民统治前后斗争了数百年，反叛精神如同空气一样渗透到阿瑟的血脉骨髓。他坚定地相信：“所有的爱尔兰英雄都是革命者。而最高形式的英雄主义是领导一个绝无希望取得胜利的革命，然后在你被绞死的前夜，在审判席上发表你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说。”其次，他坚持用严谨的物理和数学思维寻找这个世界的奥秘，发现了暗藏在漂亮花哨的经济学理论下面的肤浅。理论经济学家们无休止地讨论市场稳定和供求均衡，还把这个概念用数学等式表达出来、并证实其定理。阿瑟却认为：市场是不稳定的，这个世界是不稳定的，它充满了进化、动荡和令人吃惊的事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首次提出“报酬递增率”，将其作为揭示这个充满变化的经济世界的核心原理，由此引发了他与主流经济学界的激烈冲突。
阿瑟在自己的故乡贝尔法斯特的皇后大学完成了机电工程学本科，打下了良好的物理、数学和工程思维的基础，获得了该系的头等奖学金。他离开家乡后，首先在英格兰的兰开斯特大学攻读运筹学，发现该校的教授愚蠢、堕落到令他难以忍受，于是前往大西洋另一端的美国，他心目中自由的学术圣地继续完成他的运筹学博士学位。为了支撑他读完博士，他在麦肯锡获得了一份实习工作。他的运筹学背景和懂得德语收到了麦肯锡的青睐，派他去德国参与一个大型咨询项目。在这过程中，他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在回到校园后，选修了大学所有经济系的选修课。阿瑟本以为进入了揭秘现实的学术殿堂，没想到打开了通向魔幻世界的大门。
阿瑟学习经济学的初衷，是为了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商业世界，但是在他真正深入到经济学中，却发现占据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浩如烟海的论文，只是为了把这个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抽象为可以用几页纸写下的抽象而狭隘的法则。他尤其对经济学如此重视数学感到吃惊。他的物理和应用数学背景使他的数学功底比大多数经济学同窗要强得多，他吃惊地发现计量经济学家们殚精竭虑地将经济学变成了假扮的物理学，把人描绘成像会对特定的力做出反应的牛顿粒子，自由主义经济学把经济状况描绘成永远处于完美的均衡之中，供总是正好等于求，股票市场永远不被疯癫和狂泻所覆没，任何一家公司都不会强大到能够垄断市场，十全十美的自由市场的魔术总是能够把经济效益发挥到最大值。阿瑟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们把宇宙看成是艾萨卡·牛顿完美运行定律下的一种巨大的、精确有如时钟的装置。唯一的区别是，经济学家们似乎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在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操纵下的一个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然而，这台机器与他做麦肯锡顾问时看到的复杂而混乱的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与他毕业后从事的研究也格格不入。他所学的所有经济学理论都告诉他，经济世界不会发生多少意外事件。而且，市场上发生的小小变化即使出现也会迅即消失（负反馈）。但是他所看到的经济世界中，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会不断涌现（正反馈），老产品、老技术、老市场会不断消失。真实的经济生活不是机器，而是一个有生命的系统，像生物世界那样具有自发性和复杂性。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冲突，使得阿瑟陷入巨大的苦恼之中。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不允许他像同行那样用华丽的数学公式炮制一些看上去高深实际上毫无实际价值的学术论文，他的心灵每天都陷入挣扎和彷徨之中。
1979年，他在海边度假时读了一本霍拉斯·弗里兰·加德森（Horace Freeland Judson）所著的讲述分子生物学历史巨著《创世第八天》（The Eighth Day of Creation）。这本书为他开启了一面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这本书告诉他，整个分子生物领域是个混乱无序的世界——活细胞的内部世界，至少也像混乱无序的人类社会一样复杂。在分子这个层面上，所有的活细胞都惊人地相似，它们的基本机制具有普遍的意义。但在整幅基因蓝图中，哪怕有一个微乎其微的变化，就足以给整个生物体带来巨大的变化。这儿或那儿很少几个分子的移动也许就足以产生棕色眼睛和蓝色眼睛之间的区别、产生体操运动员和相扑运动员之间、健康的身体和镰形血球性贫血之间的区别。而更多一些分子的移动，在经过千百万年自然选择的积累之后，也许会产生人类和黑猩猩之间、无花果和仙人掌之间、阿米巴变形虫与鲸鱼之间的区别。阿瑟认识到，在生物世界里，很小的机会能被扩大、利用和积累。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能够改变整个事情的结局。生命是不断发展的，生命有它的历史。他想，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生物世界显得如此具有自发性和有机性。
阿瑟进一步想到，生物的复杂性与经济的复杂性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呢？在这本书的启发下，他如饥似渴地读生物学方面的书，后来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一个物理学同事的建议下，开始钻研凝聚态物理学。当他深入学习凝聚态物理后，再次震惊了：虽然物理学家们通常研究的原子和分子要比生物学家们通常研究的蛋白和DNA简单得多，然而，当你观察大量简单的原子和分子如何相互作用，就会发现类似生物学的现象：最初的微小变化会导致全然不同的结果，简单的动力能够产生令人震惊的复杂行为。少量的物质所能够产生的特定模型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物理学和生物学居然具有相似的复杂性现象。但另一方面，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又有着非常重大的区别。物理学家们研究的系统相对要简单得多，可以用严格的数学公式来分析。阿瑟认为：市场是不稳定的，这个世界是不稳定的，它充满了进化、动荡和令人吃惊的事情，正如他在生物学领域和凝聚态物理看到的那些研究一样。他从比利时物理学家普利高津那里看到了耗散结构理论，大量个体由于相互作用如何自发地形成特定结构，正与他的研究不谋而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阿瑟首次提出“报酬递增率”，将其作为揭示这个充满变化的经济世界的核心原理。“最初，报酬递增率的这些特性使我深感震惊。但当我在阅读非线性物理学时，发现报酬递增率的每个特性和非线性现象都有所对应时，我感到很激动。我不再为之震惊，而是被这种现象迷住了。”他说：“我感到自己像是走进了阿拉丁山洞，发现了一件又一件宝贝。”
随着阿瑟研究的深入，他进一步发现，其实好几代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讨论和研究这些现象，但他们的努力总是孤独而分散，被主流经济学界边缘化。他那时候还不知道这种边缘化意味着什么。
当阿瑟准备将他的学术成果在经济学界发表时，遭遇到了他难以想象的抵制和敌视。他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看上去显而易见的原理，却迟迟被埋没的真正原因。
设想一下，如果你毕生都在证明市场均衡的定律、市场均衡的独特性和市场均衡的效率，并因此获得了学术地位和物质财富。当有一天有人走过来对你说，市场平衡的道理可能站不住脚，你肯定很不高兴，甚至会动手消灭掉这种声音。
就像经济学家约翰·黑克斯（John R．Hicks）1939年所写的那样，当他看清了报酬递增率的真正含义时惊恐万状。“它威胁到要毁坏大部分的经济学理论。”但阿瑟感到，美国人对报酬递增率的敌意比这来得还要深刻得多。因为这一挑战威胁到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立国信仰。
美国建国之基是《独立宣言》，其逻辑体系建立在自由主义信条之上。因此可以说，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与美国孪生的另一朵花。因此，美国的经济学家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同行都更加热情地献身于自由市场原则，并以此而著称。如果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受到威胁，也就等价于作为美国政治凝聚力的立国精神受到威胁，美国这个国家都可能因此而崩塌。
事实上，正在阿瑟研究报酬递增理论时，当时的美国里根政府正忙着削减税收、废弃联邦规定、将联邦服务设施“私有化”，总之是在把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经济当做一种国家宗教大肆宣扬。阿瑟逐渐认识到，美国人之所以对自由市场原则如此热衷，是因为自由市场的理想已经和美国人对个人权利和个人解放的理想紧紧联在了一起。这两个理想都基于这样一个概念，即，当人们都能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时，社会就会处于最佳运转状态中。在美国，人们的理想是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约翰·维恩（美国西部牛仔片明星），端着枪到处跑。”阿瑟评论道。无论这一理想在现实面前已经做出了多大程度上的让步，但在美国人的心中它仍然具有神秘的力量。而报酬递增率却正击中了这股神秘力量的心脏。如果一件件偶然的小事能够给你带来多种可能的结果，那么你实际上选择的就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这意味着，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也许并不能让人们获得所有可能性中的最佳结果。因此，鼓吹报酬递增率使阿瑟无意中地闯进了一个雷区。在1980年，他应邀去布达佩斯科学院做学术演讲。有一天晚上，在布达佩斯州际旅馆的酒吧里，他和学术界人物马丽娅·奥古斯蒂诺薇克（Maria Augusztinovics）闲聊。奥古斯蒂诺薇克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女士。她的几任丈夫都是匈牙利最优秀的经济学家，她自己也是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经济学家，而且她还是个很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在匈牙利政府中有很高的地位。据说她可以把官僚们当早餐吃。她问阿瑟，你近来一直在做些什么研究？于是阿瑟就开始向她热情地介绍他的报酬递增率。“它能够解释许多问题，所有这些过程和特有形式。”他最后总结说。奥古斯蒂诺薇克一下子就抓住了阿瑟理论的关键。她对于什么是西方经济学家应该遵循的哲学观念非常了解。所以她同情地看着阿瑟说：“他们会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阿瑟认为她开了一个有些过火的玩笑。但是阿瑟后来的遭遇印证了她的观点是如此地正确。“1982年到1987年的这段日子真令我生畏。我的头发就是在那段时间变白的。”阿瑟后来回忆道。阿瑟将他的报酬递增原理写成论文，准备在学术刊物上发布，遭受了一系列打击。1984年初，美国最富声誉的《美国经济评论杂志》寄回了他的论文，并附了一封总编写的回信。这封信的大概意思是，“没戏！”《经济学季刊》在寄还他的论文时说，季刊的读者不会认为此文有什么技术上的错误，只是他们也不会承认此文所描述的这项研究有任何价值。《美国经济评论杂志》在换了一个总编以后暂时接受了他第二次寄去的这篇论文，但在内部被来回推诿长达两年半之久，同时还要求作者做了无数次修改之后，最终又一次退了稿。英国的《经济学杂志》只是简单地答复说：“不！”在重写了十四次以后，这篇论文最终被《经济学杂志》接受，于1989年3月以《竞争中的技术、报酬递增率、历史事件导致的锁定》为题目登载了出来。与此同时，他在一些学术会议做了关于报酬递增的学术报告，受到当面的质疑和羞辱。在学术讨论会上，很多听众十分愤怒：你竟敢说经济不是均衡的！这些猛烈的攻势使阿瑟深深领教了挫败感。他回到母校伯克利，想寻求熟人的支持。经济系主任阿·菲什洛（Al Fishlow）跟他说：“但据我们所知，报酬递增率并不存在。”“而且，即使它存在，我们也不得不宣布它不合法。”汤姆·罗森堡（Tom Rothenberg），曾经教过阿瑟的经济学教授笑嘻嘻地抢过来说。阿瑟陷入了绝望的愤怒之中。当年马丁·路德·金还能把他的《九十五条论纲》钉在威腾堡教堂的大门上，让每个人都能读到呢。而在现代的学术界，没有教堂的大门，一个观点如果没有经过一份正式杂志刊登出来，就等于并非正式存在。主流经济学对异端思想的压制无形无相，比当年的天主教会还要厉害得多，当代的“马丁·路德”居然连发表观点的地方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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