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61年，一位29岁的年轻人只身入秦，求见秦孝公，他的到来，为秦国注入一针强心剂，为百年后的“秦皇扫六合，诸侯尽西来”扫除内部障碍，使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这位年轻人，就是商鞅。
我们都知道，在秦穆公时期，秦国曾一度崛起，称霸中原。可是秦穆公后的几代统治者几代统治者都不太给力，秦孝公出生前，秦国经历了自秦厉共公之后的几代君位动荡，国力大大削弱，甚至还被魏国趁机夺取了河西地区（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
秦孝公继位后，立誓要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广施恩德，救济孤寡，招募战士，明确论功行赏的法令，并在国内颁布求贤令，希望寻得富国强兵之策。这时，来自卫国的商鞅就通过宠臣景监的引荐，向孝公成功兜售了他的强国之策，开启了秦国轰轰烈烈的变法时代。
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三个方面：一、农业；二、军队；三、中央集权。
一、土地改革与中央集权
秦国最开始承袭的是来自周朝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商鞅之前，秦国的土地所有权是掌握在贵族手中，也就是商周时初现的井田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铁器的使用和农耕的推广，这一早期的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奴隶制度下的游戏规则已不能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正如《公羊传》所说：“民不肯尽力于公田。”
因此，商鞅大刀阔斧改革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实行土地私有制，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作为获得土地所有权的代价，农民需要承担向国家纳税和服役的义务，尤其是服兵役，这种农村土地结构的改变，以及农民和土地关系的变革，成为了秦国征服中原的经济基础。
同时，伴随着土地改革，分封制被废除，国家土地重新划分，集小都乡邑聚为县”，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官僚机构，秦王对此有直接的任免权，由此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权力的掌控。
二、强兵之策
在军事上，商鞅设定的二十级军功爵位制度，是秦国快速成长为军事强国的重要基础。为奖励军功，商鞅规定，所有兵士，不论出身门第，一律按照其所立军功的大小接受赏赐。即便是秦国的宗室公族也是这样，若未立军功者不得列入宗族的簿籍，不得拥有爵位。
无论是谁，只要斩获敌军“甲士”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公士”、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个。斩杀的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并且，只要一个士兵能在战场上斩获敌方两个以上的“甲士”首级，如果他的父母犯了法，可以免罪；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这种军功制度对充分调动全民参军、奋勇杀敌的作战积极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也成为秦军强大的基础。
此外，商鞅富国强兵的改革政策还有很多，包括实行更为严苛的律法，比如增加连坐法，轻罪用重刑；强制推行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扩大了国家赋税和兵徭役来源；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垦荒等等。
当农业是人们的唯一财富来源，战争时唯一的出头之路时，人们将冒死为国家服务，通过把全民力量投诸财富和战争，国家也就能够产出战争所需的人力和物力。
总之，在推行变法后的十几年里，“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公元前350年，在商鞅的主持下，秦国迁都咸阳，接着，秦国夺回河西之地，迫使魏国迁都大梁，秦国再一次崛起，秦国之外，已无强国。
秦孝公的愿望实现了。秦国成功转型，由原来的旧贵族统治为基础的城邦制变成了以农民为基础的战斗型国家。
三、商鞅的悲剧
可惜，商鞅本人却被后来的继承者秦惠王处以车裂而死。秦国的大功臣，为何最终落得如此下场？是政治报复，还是“飞鸟尽，良弓藏”？
对于商鞅之死，史书上的普遍说法，是他在变法时得罪了还是太子的秦惠王——商鞅曾经“杀鸡儆猴”，严厉地处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脸上被刺了字，一个被割了鼻，所以秦惠王登基后出于报复杀了商鞅。
但是，我们从秦惠王执政生涯以及成果来看，他是一个不逊色于父亲的杰出君主，在他的时代，秦国也是人才辈出，最重要的是，他也延续了商鞅的变法策略，并未反对变法。所以，商鞅的悲剧，只能说是树大招风，或者他未能激流勇退而导致的。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秦国的法制建设已基本成功，倒是独掌大权的商鞅的存在成了秦国改革成果的最大威胁。秦国的变法是靠强权完成的，也就是商鞅所说的霸术。
在改革基本完成后，秦国有两个人是双重性质的，秦惠文王和商鞅。他们由于拥有巨大的权力，既是变法的最强维护者，也是变法的最大危害者，而君主制下的最高权威只能是一个人，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曾有人劝说过商鞅，早点为自己留条后路，可当深处权利巅峰时，又有几个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激流勇退呢？也许是对“伴君如伴虎”的危险估计不足，也许是过于自负，最终，商鞅没有逃过这一劫。
商君的成与败，正如邵雍所书：
商鞅得君持法处，赵良终日正言时。
当其命令炎如火，车裂如何都不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