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西走廊还是一条“诗书之路”

本报记者 朱忠鹤

提 要

辽西走廊既是一条地理通道，也是一条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通道。作为国内知名的文化通道，辽西走廊诞生于多民族融合土壤上。研究显示，辽西走廊包括大凌河廊道、傍海道两大廊道。从文化传播交流结果看，辽西走廊是名副其实的“诗书之路”。

见证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

“辽西走廊是史书记载的、由中原通向东北傍渤海的第一条重要交通廊道。它不仅是交通要道，同时还是民族融合的通道、文化交流的通道、物资运输的通道。”专注东北地区交通研究的辽宁省博物馆原馆长王绵厚这样告诉记者。

关于辽西走廊，历史上有太多的大事件可记录。

——三国时期，官渡之战后，袁绍之子仓皇逃往辽西。为了彻底消灭袁绍残余势力并统一北方，公元207年，曹操率大军攻打辽西。凯旋途经碣石，见景抒情，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千古名篇《观沧海》。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慕容鲜卑在朝阳创立了前燕、后燕等地方割据政权，统治这个地区，辽西走廊空前繁忙，因此，朝阳被称为“三燕古都”。

——隋唐两朝三帝，数次穿行辽西，征讨盘踞辽东的少数民族政权。其中唐朝大将薛仁贵大获全胜的传奇经历，借助民间艺人故事化的演绎，深入人心，至今仍被津津乐道。

——明末清初，骁勇善战的努尔哈赤在取得萨尔浒大捷后，又在几年间连下辽阳、沈阳等七十余城，然后将进攻目光瞄向了宁远城（现在的兴城）。20年后，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清军南下入主中原，开启了又一个历史新篇章。

虽有时间先后，但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皆发生在辽西走廊这个地理空间内。

其实，辽西走廊的历史起点远不止曹操“三征乌桓”。“距今5300年-5000年，位于朝阳的凌源市与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见证了文明社会的出现。实际上，它也在辽西走廊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国祥说。

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曾被辽宁考古学家郭大顺誉为“中华古文化的直根系”。“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头戏都在此上演。统一多民族国家出现，中华民族形成，中华文化的不断重构以及多元一体化特征等一系列问题都可以在辽西走廊上寻找到答案。”几十年一直在专注民族走廊研究、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院长崔向东说。

两大廊道，多条路线

辽西，既是地理概念，也是文化概念。

“历史上的辽西与如今的辽西，在地理空间上并不完全一致。”崔向东说，历史上的“辽西”区域面积要较现在更为广阔。具体来讲，“古辽西”既包括现在的辽宁省西部，也包括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北部。如果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它处于辽宁省西部（朝阳、锦州、阜新、葫芦岛）、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赤峰市）和河北省东北部（承德市、秦皇岛市）。其中我省的朝阳、阜新、锦州、葫芦岛是辽西走廊的核心区域。

如果在地图上看，“古辽西”大体指医巫闾山以西、七老图山以东、燕山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的区域范围。这个区域是东北与中原连接的重要部位。

纵横交错的山脉、百折千回的河流，波澜壮阔的大海，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古辽西地区孕育了辽西走廊。

崔向东告诉记者，辽西走廊实际上包括两大廊道——大凌河廊道和傍海道。

大凌河廊道形成的时间比较早，它以燕山各关口为界，又分为三条廊道。如果以从东北进入中原的方向来考察，这三条廊道分别是：其一，柳城（今朝阳）-平冈（今凌源）-古北口道（见示意图中①）；其二，柳城-平冈-卢龙（喜峰口）道（见示意图中②）；其三，柳城-平冈-令支（今河北滦县一带）-无终（今天津蓟县）道（见示意图中③）。

“从辽西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和青铜时代遗址分布看，大凌河廊道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见雏形，商周时期成为常行的道路，后世广为沿用，在历史上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崔向东说。

作为辽西走廊的另外一个廊道——傍海道，位于渤海西侧海岸沿线，基本沿海岸而行。傍海道由临渝关（今山海关）出发，沿渤海西岸向东北抵达绥中的碣石，再向东北行至锦州、向东进入辽东（见示意图中④）。

傍海道的开通分为两个时期，辽金以前，由于海浸和辽泽的阻隔，傍海道虽然已经出现，但并不畅通。辽金以后，随着汉族、契丹、女真人口的大量迁入，傍海道地位逐渐提升，碣石至锦州段州县相连，民族杂居，中原与辽东往来密切，滨海廊道逐渐畅通，地位日渐上升。

到了明清时期，傍海道的战略地位变得空前重要，因为它“扼山海冲要，为京师藩篱”，成为东北与中原相互联系的命脉要道，甚至关乎国家存亡。历史上，决定明清易鼎的“松锦大战”“山海关大战”都发生在辽西走廊傍海道，可见傍海道的重要性。

是民族融合、文化传播之路

相较于地理意义上的辽西走廊，站在文化角度上打量，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在这条廊道上的作用更为凸显。

诞生辽西走廊的“古辽西”自古就是多元经济、文化和民族交融之地。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海洋文明在这片丰沃的土地上交相辉映，相互取代中又彼此融合，使这一区域具备了民族融合的先天基因。崔向东表示，不同历史时期，辽西走廊的文化交融体现为两种倾向：一是学习、实施汉文化，比如在秦汉时期，乌桓、鲜卑人学习汉人的制度和文字，日渐与汉人融合。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慕容鲜卑等游牧民族“渐慕诸夏之风”“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影响。

再有一个就是学习游牧民族风俗。唐代营州（今朝阳）是农耕、游牧、渔猎乃至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枢纽之地。高适的《营州歌》曰：“营州少年厌原野，狐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真实地反映了唐代辽西走廊民族杂居和游牧民族风俗流行的文化倾向。明清时期，居住在辽西走廊的汉族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蒙古族文化影响。

崔向东说，以上这些体现了辽西走廊地带的多民族文化相互吸收、借鉴、融合，这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都在更大规模、更深层次推动了“多元一体”中国的发展。

除了民族融合外，辽西走廊还是一条特征十分明显的诗书交流通道。“我们提出，辽西走廊是一条'诗书之路’。”崔向东说。

5000多年前，顺着辽西走廊南下的红山文化，与北上的仰韶文化在现在的河北张家口地区相遇。按照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观点，两大上古文明在这里融合交汇，产生了以龙纹和玫瑰花结合的文化群体，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就是它们相遇后撞击出的文明火花。

不止如此，喀左地区发现的作为礼器的商周时期窖藏青铜器；魏晋时期，佛教从辽西走廊再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半岛。这些是辽西走廊上文化交流的具体体现。

历史上，朝鲜、日本的使者到中国，歆慕汉文化，“尽市书而还”“其国多有中国典籍”，其文化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从文化传播交流的结果看，北方的契丹、女真等民族逐渐接受中原文化，并参与到中华文化的构建中来。

在中华文化影响下，东亚文化圈形成。东亚文化圈以文字、儒学、佛教、典章制度为标志，实质是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东亚文化认同依靠的不是物品、技术，而是书籍所代表的精神文化。从辽西走廊文化传播交流的结果看，'诗书达于礼教’，辽西走廊是名副其实的'诗书之路’。”崔向东说。

手记：

应深挖“辽西走廊”

本报记者 朱忠鹤

实事求是地说，在中国四大民族走廊中，辽西走廊的知名度不及河西走廊。如果说古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连接着亚非欧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激荡，那么，沟通中原与东北亚地区的辽西走廊，则在东北亚地区发挥着“桥头堡”与“中转站”的双重作用，沉积了厚重的历史。

纵观历史，不难发现辽西走廊的价值所在。辽西走廊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在朝阳地区交会，西亚、中亚的文化和物产经过这一重要节点“兵分两路”：一路继续向东延至朝鲜半岛，一路继续向北深入东北腹地，直抵欧亚大陆东北部的库页岛，并在这个过程中与东北亚水陆丝绸之路相连接。地理通道的连接为经贸与文化交流提供了支撑，因此，繁忙与繁荣成了辽西走廊历史上的发展底色。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辽西走廊其实一直在续写着历史。比如，已经通车的京沈高铁，所行路线基本就是辽西走廊上的大凌河廊道。

这仍不够。

梳理与挖掘辽西走廊的历史就会发现，这条特殊通道除了可以在交通方面给予现代人启迪外，在产业、资源、人才等方面都能以古鉴今，打开视野。

不止如此。

若能深挖文旅资源、人文资源，站在“辽西走廊”整体上谋划，将人文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产业优势，这可能是另一篇值得书写的大文章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辽宁省博物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