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周伟洲，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文章原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3期。
三、21世纪新出土吐谷浑墓志补考之二
由于王国玉、王河松撰《唐〈慕容曦轮墓志〉<考辨》一文(以下简称“王国玉文”)，对最新公布此方墓志的考释，多有未解决的疑难及一些可讨论的问题，故引墓志全文，再作补考。参照志文拓片(图二)及王国玉文录文，重录志全文如下：
图二《慕容曦轮墓志》拓片
(摘自《书法丛刊》2018年第4期第30页图)
志开首叙其先世与原居地，大致与史籍及以上诸墓志相同，仅内云其为“燕文明皇帝皝之后”，则很有意思。按，以上所述唐代吐谷浑王族慕容氏墓志，一般追述其先世，多从唐封王的诺曷钵始，仅《慕容威(神威)墓志》，云其为“前燕高祖廆(慕容廆)之后”。事实上，出自辽东慕容鲜卑一支的吐谷浑部，原为慕容廆的庶兄吐谷浑所分领的部分，后西迁西北青海等地，以吐谷浑为姓氏和国名。其后吐谷浑子孙理应以吐谷浑为其先世，但因吐谷浑为庶出，故北方民族也称吐谷浑为“野虏”，地位较低。因此，在唐代崇尚门第、攀附之风极为盛行的时代，上述诸吐谷浑墓志撰者在追述其先世时，多避开其最早先祖吐谷浑而不提；或以地位显赫的继统慕容鲜卑部、吐谷浑弟慕容廆为其先祖。而《慕容曦轮墓志》所记，实为攀附慕容廆第三子、建立前燕的文明皇帝慕容皝为其先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志文又云，曦轮“年十一，则治兵閤门，横行瀚海，留情三略，独运六奇，遂得宠入勋司，位高勇将。开元七载，解褐左武卫郎将，兼閤门府都督，借紫金鱼袋。”其十一岁，当系唐开元六年(718)，“治兵閤门”，此閤门，王国玉文释为“'宫中小门’或'中央官署之门’”，故云墓主“是因门荫入仕，作为宫中护门士卫，亦属常情”。此说误。此閤门，应指唐于凉州所置吐谷浑羇縻府州“閤门州”或称“閤门府。”《新唐书·地理志七》记，
又《旧唐书·地理志三》也记：
閤门府当设于閤门川，即今青海门源一带。这只要从次年(开元七年)，唐廷任其为“左武卫郎将，兼閤门府都督”可证。
事实上，其父宣超在位时，有几批原沦为吐蕃役属之青海吐谷浑余部诣凉、甘、肃、瓜、沙等州降。武后时，凉州都督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浑状》，建议将于凉、甘、肃、瓜、沙州降者，于各州左侧(即近今甘肃河西祁连山北麓)安置，并云：
因此，属凉州都督府属之閤门府(时已升为府)自然在宣超的治下。宣超派遣年仅十一的庶出子曦轮先于閤门从军，次年被任为閤门府都督，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而与曦轮年龄相近、且为宣超正室姑臧县主次子曦皓，则作为质子，入朝京师长安为侍子。这在《曦皓墓志》中，得到证实：志云其
后又
北魏置，掌执千牛刀，宿卫侍从，唐代因之，或改名奉御，中宗时又复名，皆以高荫(强荫)子弟任之，正六品。而“尚舍直长”(正七品下)为唐殿中省属尚舍局置次于尚舍奉御(从五品)之官名，掌供御及殿中张设之事。“尚衣奉御”，则为尚衣局官吏，从五品上，掌供天子衣服，详其制度，辨其名数，而供具进御。这就是解开作为庶出的曦轮，不能作为质子，入朝待卫，只有到閤门府任职的原因。
祁连山
《曦轮墓志》记述了其任“閤门府都督”的事绩：
则在其二十七岁之时，因任职有功，迁左武卫中郎将，此职为杂号中郎将之号，约从四品。
接着，志记：“廿七载(739)，有诏册封乌地野拔勤豆可汗，兼安乐州都督、吐谷浑使。”王国玉文分析此段后，提出了一些疑问：开元二十七年为何敕封庶出之曦轮“乌地野拔勤豆可汗，兼安乐州都督”如此重要的职位和称号？又为何宣超嫡子曦光、曦皓无袭此职？“其中疑窦仍需研讨”。原来正是在开元二十六年曦光卒(见《慕容曦光墓志》)，原安乐州的吐谷浑部群龙无首，作为嫡子的曦皓一直在长安为侍子，长期脱离安乐州吐谷浑本部。在这种形势下，唐朝最佳的选择就是任命长期统御吐谷浑部、任閤门府都督、宣超庶子曦轮，以乌地野拔勤豆可汗，兼安乐州都督的名号，以绥抚安乐州吐谷浑本部部众，而仅予以“吐谷浑使”之名。至于曦轮何时免去此重要职位，改由年长的曦光子慕容兆袭其官爵？则志以下记其在“天宝元年，贬授播川郡牂牁镇将”。可能正是此时，唐朝方令兆袭父宣超官爵。
《曦轮墓志》接着叙述其任此重要职位的原委及功绩：“命将用于昭阳，欲苞卷于六合，登坛取于韩信，拟清平于天下，公之此授，君有心焉。实深抚御之能，不无身手之用。西山盗贼，秋尘不飞，北塞匈胡，不敢论战。所部偏僻地，实多不训之人，有无君之政。公示之以德，威之以刑，莫不向日而倾，从风而偃。名振四海，声闻六夷。”内多有为其溢美之词，但也反映其统御安乐州吐谷浑本部的事绩。
志以下记：“公往岁在桑乾用兵，与王忠嗣同为裨将，朋交契洽，忽尔开怀，聚石图营，浇沙结垒，加临向背，一时尽申。彼慙谋短智穷，不能屈色下问，恶居其上，苞藏祸心，及隶节制，飞言害德。天宝元载，贬授播川郡牂牁镇将。”此乃墓主宦途及命运转折的事件，王国玉文引两《唐书》的《王忠嗣传》，首先介诏了王忠嗣的生平，然后考释曦轮与王忠嗣“往岁在桑乾用兵”的史实，云“唐史记载'桑乾用兵’，涉及王忠嗣参战的为开元二十六年(738)，北伐契丹，出雁门关，战于桑乾河畔，致使奚、契丹伐联军全军覆没；天宝元年(742)，王忠嗣兼任灵州都督。王与奚怒皆战于桑乾河三次将他打败，俘获其大量人马，耀武漠北，得胜而归，授予左武卫大将军。这两次战役在《新唐书·玄宗本纪》中均有明确记载”。
笔者查阅《新唐书·玄宗本纪》仅见有天宝元年十二月庚子，记
内并无开元二十六年王忠嗣参战北伐契丹，战于桑乾之事。另有两《唐书》的《王忠嗣传》记其在“天宝元年，兼灵州都督。是岁北伐，与奚怒皆战于桑乾河，三败之，大虏其众，耀武漠北，高会而旋”。查《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唐天宝元年八月，仅记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出征突厥乌苏米施可汗，“盛兵碛口以威之”。下胡三省注引《资治通鉴考异》曰：
“新、旧书忠嗣传皆曰：'是岁，忠嗣北伐，与奚怒皆战于桑乾河，三败之，大虏其众’。又曰'明年再破怒皆及突厥之众，自是塞外晏然’。按朔方不与奚相接，不知所云奚怒皆何也。今阙之。”
即是说，《资治通鉴》撰者，对王忠嗣桑乾之战的记载持怀疑态度，故而不记载此事。
山西忻州市代县-雁门关
如果两《唐书》的《王忠嗣传》等记其天宝元年桑乾河之战确系事实，桑乾河在今河北，在今安乐州(治今宁夏中卫鸣沙)的曦轮也不可能参与此役。两《唐书》的《王忠嗣传》及《玄宗本纪》等仅记开元二十六年，王忠嗣贬为东阳府左果毅时，河西节度使杜希望为夺取吐蕃新城(在鄯州，今青海乐都一带)，诏招忠嗣赴河西，“进拔其城，忠嗣录多，授左威卫郎将，专知兵马”。或许时任吐谷浑安乐府都督的曦轮也参与此战役，与忠嗣发生矛盾也即在此役，而非志云“在桑乾用兵”之时。墓志所云：曦轮时“与王忠嗣同为裨将，朋交契洽，忽尔开怀，聚石图营，浇沙结垒，加临向背，一时尽申”。这一记载也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至于墓志记，“彼(王忠嗣)惭谋短智穷，不能屈色下问，恶居其上，苞藏祸心，及隶节制(即忠嗣开元二十九年因功升任朔方节度使，兼灵州都督)，飞言害德”。此事是否确实？已难以取证。从王忠嗣多次立战功，后又为节镇，是否还“惭谋短智穷”及“恶居其上”，从而“飞言害德”？笔者以为不太可能。墓志一般皆为墓主人歌功颂德之作，撰者轻信墓主或后人的推测或饰非之言，也有可能。笔者对曦轮的贬官有一个推测，即唐朝为削弱、分化安乐州吐谷浑的势力，故找一借口，将其调离本部，让青年的曦光裔子兆袭爵。故志有“江东八千从项藉不归；海岛五百军人为田横而俱死。公麾下亡叛，拟于其伦”的记述。总之，这桩公案因史籍阙载，成了冤案或迷案，只能仍由后人去评说。
无论如何，天宝元年，曦轮最终被贬为“播川郡牂牁镇将”。据《新唐书·地理志一》记，开元十一年，于十道外又增设“黔中道”，下领有“播州”。而播州原为隋牂（zāng，母羊之意）牁郡，贞观十三年(639)始置播州，天宝元年，改为播川郡，下辖遵义、芙蓉、带水三县，而无牂牁县。而牂牁县为武德二年(619)以隋牂牁旧县为名，旋改为建安县，属牂州。曦轮所任之“播川郡牂牁镇将”，当为播川郡(治今贵州遵义)所置之“镇”之镇将。按，唐代兵制，
而播川郡所设之“镇”，系借隋以来该地“牂牁”为名。该地区为少数民族(蛮夷)聚居之地，故志云其任内，“达人知命，曾无愠色。背阙怀楚，扁舟入吴，镇山静江，乐得其性。诗礼化俗，歌咏犹传。君子至之，名不朽也”。
墓志接着记：“天子上凌烟之阁，先忆旧臣，闻鞞鼓之音，实思良将。八载，除房陵郡志成府别将。”天子思旧臣、良将云云，可能为墓志撰者溢美之词，因墓主于天宝八年(749)并未被朝廷升调回安乐州或京师长安，仅“除为房陵郡志成府别将”。房陵郡，即隋房陵郡，唐初改为迁州，贞观十年废迁州移房州治于废州城。天宝元年改为房陵郡(治今湖北房县)，开元元年(758)复为房州。下领房陵、永清、竹山、上庸四县。曦轮所任之“房陵郡志成府别将”，当为设于房陵郡之府兵制下的折冲府，名“志成”。唐制，折冲府
尽管墓志撰者在志文中云其所任系“既备边鄙之才，委爪牙之任”，但作为房陵郡志成府中一员中下级武官(“别将”)，实为降贬。可以想见，曦轮调任后不得志的郁郁寡欢心情及精神上的打击。故如志文所记，到房陵郡后，“其载八月十七日遘疾暴增，薨于房陵郡之宾馆，春秋卌有三”。也就是在天宝八年，仅四十三岁病卒于房陵郡之宾馆。有意思的是，尽管曦轮到任也许才几个月，志文仍然不忘以“荆衡流涕，如祠武侯(诸葛亮)之庙；老幼掩泣，似望羊公(西晋羊祐)之碑”之誉，加以溢美。
志文紧接下记：“十载辛卯岁二月十九日，寄瘗于京兆长安县高阳原之礼也。”即在曦轮卒后两年(751)，迁葬寄瘗于京兆府长安县高阳原(今西安长安区郭杜)。之所以其能寄葬于京师长安，可能与其弟曦皓(卒于762年，即葬于高阳原)等的协助有关。志文以下即叙述曦轮遗孀及胤子政等居丧哀痛之情，不赘述。
湖北房县
结语
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古时期出土的历朝墓志(墓志铭)均十分重视。学者在对墓志的整理、录文、标点、考释及与传世文献对勘等基础研究工作之上，采用史学，甚至相关许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墓志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文学艺术(志文、书法、图案等)、民族与民族关系、历史地理，甚至社会生活(婚姻、家庭、习俗等)及墓志本身(书法、图案、与谱牒之关系、行文格式等)等各方面的综合研究，起到对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推进和创新的作用。尽管国内学者对墓志的研究多从某一角度，或作基础研究，或作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也有高低之分，或存在一些问题。总的说来，无论基础研究或进一步的综合研究，对墓志发挥的史学的功能和作用都是大有裨益，是缺一不可的。
从上述出土的有关吐谷浑人墓志的学术研究史，也可证明上述的认识。下面对已发现和公布的二十方出土吐谷浑墓志作一综合的考述：
1. 从已知二十方吐谷浑墓志，了解墓志主的身份及墓志的时空分布。
在已知的二十方墓志中，作为吐谷浑王族吐谷浑氏和慕容氏的有：北魏时的《吐谷浑玑墓志》、唐代《慕容明墓志》、《慕容忠墓志》、《慕容宣昌墓志》、《慕容宣彻墓志》、《慕容威(神威)墓志》、《慕容曦光墓志》、《慕容曦皓墓志》、《慕容曦轮墓志》、《慕容瓌墓志》，共十方。加上作为吐谷浑“大族”的《李府君(良仅)墓志》共十一方，约为二十方墓志的一半以上。
作为吐谷浑王族女与本部贵族或北朝、唐朝贵戚联姻的墓志有：北魏时的《魏故武昌王(元鉴)妃吐谷浑氏墓志》、北齐时的《吐谷浑静媚墓志》、西魏时的《吐谷浑晖华公主墓志》，唐代的《交河郡夫人慕容氏墓志铭》，共四方。另有唐朝宗室或贵戚女嫁与吐谷浑王族的墓志有：《大周西平公主(弘化公主)墓志》、《大唐金城县主墓志》、《大唐故武氏墓志》、《大唐陇西郡夫人李氏(名深)墓志》，共四方。
以上十九方，再加上唐代出家为尼的吐谷浑公主《成月公主墓志》，总共二十方墓志。
从墓志时代看，北朝时(北魏、西魏、北齐)的墓志共有四方。唐代共有十六方。关于墓志的出土地，北朝时出于北魏京师洛阳有两方，北齐都城邺城附近一方，西魏都城长安一方，共四方。唐代出土于吐谷浑先莹凉州神鸟县阳晖谷(今武威南山青嘴喇嘛湾)的最多，共九方，其次唐京师长安(今西安长安区)四方，唐吐谷浑长乐州(今宁夏同心韦州一带)一方，唐延州(治今陕北延安)一方，唐金城郡薄寒山(今甘肃兰州兴龙山)一方，共十六方。
从北朝吐谷浑墓志出土于各朝都城附近来看，时投归内陆王朝的吐谷浑贵戚，或多在朝廷中央任职，或出嫁与王公贵族。至唐代，龙朔三年(663)吐谷浑亡于吐蕃至安史之乱前，吐谷浑的先莹地，即今武威南山青嘴喇嘛湾，是吐谷浑王族的主要墓葬地，出土了九方墓志，今后可能还有墓志出土(包括慕容诺曷钵墓志)。时在内陆卒后的吐谷浑王族如慕容神威、曦光，也迁葬于其先茔。然而，在安史之乱后，吐谷浑先茔及安乐等州先后为吐蕃所据有，此时吐谷浑王族的葬地，则稍集于京师长安。
从以上二十方墓志的葬地分布，可大致反映北朝至唐代，迁入内陆吐谷浑王族贵戚分布及活动的地区。然而，史籍所载唐代吐谷浑政权亡后，吐谷浑王族及部众入居内陆的情况更为复杂，分布更广，在今甘肃河陇、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均有。笔者相信，在今后，不仅上述二十方墓志出土地，就是在其活动的广大地区，都有可能不断发现和出土有关吐谷浑人的墓志。
2. 二十方墓志增补了吐谷浑世系及官爵名号。
作为墓志，其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一般较为详细地记述家族的来源及世系以及官爵名号。这就是学者们研究墓志首先注意到的问题，因为它不仅可以增补史籍记载的不足，而且可从一个方面反映唐朝对吐谷浑王族贵戚的态度和政策及其变化、吐谷浑王族汉化之轨迹等。如从北魏洛阳出土的两方吐谷浑墓志，理出了投魏一支吐谷浑王族的世系。又如上述据墓志考证宣超四子的情况。出土两吐谷浑公主墓志，补知吐谷浑王族女等。
墓志记载之历朝对吐谷浑王族的封号及变化，如关于可汗、青海囯王、大同军使、朔方军节度副使、朔方副元帅等，反映唐朝对其政策及变化以及与朔方等边镇的关系。又墓志所记吐谷浑的汉姓，以及包括墓志本身在内的汉族葬俗，均反映了迁入内陆的吐谷浑王族贵戚汉化之轨迹。
3. 墓志较为详细记述吐谷浑王族与其他族的婚姻关系。
作为墓志，其另一个主要的特点之一，即是一般都较为详确记载墓主或其亲属的婚姻情况，其中往往多为史籍所阙载。这也是学者们研究墓志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如北朝四方吐谷浑王族墓志，就记载了北魏时与武昌王元鉴(拓跋鲜卑)联姻的原吐谷浑主阿柴后裔吐谷浑氏；吐谷浑王伏连筹(卒后谥号“明元”)第四女库罗伏(晖华公主)嫁与西秦亡后入吐谷浑、任车骑大将军的乞伏孝达(乞伏鲜卑)，其姊嫁与漠北柔然阿那瓌可汗，为其可敦；北齐时吐谷浑阿柴后裔吐谷浑玑(字龙宝)弟仲宝女吐谷浑静媚之嫁于北齐骠骑大将军尧峻(汉族)等。这种复杂的各族联姻关系，反映了北朝时，北方各民族融合的趋势。
至于唐代的十余方墓志反映吐谷浑慕容氏与唐宗室、外戚武则天侄孙女及门第高的士家大族(如博陵崔氏、河南穆氏)联姻情况，前引诸多学者均有研究成果发表。特别是有的研究论文，还对7至8世纪唐与吐谷浑姻亲关系作整体研究，从中可见唐对吐谷浑政策之变化及作用。
4. 墓志对增补、纠正史籍记载以及历朝政治、军事制度、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历史地理等各个方面，均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如《慕容曦光墓志》增补其曾参加贞观九年（635）唐平定六胡州的“康待宾之乱”；《慕容曦轮墓志》增补了唐于凉州所置吐谷浑羁縻州“閤门州”的史实；由《慕容威墓志》云其曾任“长乐州游奕副使”，而研究唐代吐谷浑羁縻府州安乐州与长乐州的建置及地理位置问题；《慕容曦皓墓志》纠正了两《唐书》中《吐谷浑传》关于将曦光、曦皓误为一人。又如上面提到，从吐谷浑王族墓志反映出唐代对四夷的“入侍”制度及“童年入侍，以其军功和考绩，逐步超迁”的民族政策。又如从墓志的婚姻关系、官爵名号、籍贯郡望等方面反映的历代民族政策、民族关系及政治军事、行政管理制度，甚至民族的迁移与融合，等等。当然，对墓志的记载也决不能完全的信从，因为古代墓志本来就是为墓主歌功颂德之作，多有溢美和对墓主饰非的成分在内。因此，对墓志的记述，还应作具体的分析，方能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
5. 20方墓志对于墓志本身的文体、格式、典故的应用以及书法艺术，与谱牒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也很重要，过去学者涉及不多，今后应进一步加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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