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梅春
原文刊载于《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21年下卷
中国古代史家对于历史的考察，曾采用过多种方法，如原始察终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不可“将后事以酌旨”的方法等。其中，“原始察终”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种。这一方法由司马迁提出并为后来的史家所继承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探讨这一古代史家观察历史的重要方法有助于进一步发掘古代史学的理论遗产。“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研究历史的重要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则是“原始察终”。在《报任安书》中论及《史记》的撰述旨趣时，司马迁指出：“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表明他试图通过“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形成有关历史认识的一家之言。刘家和指出，“通”在司马迁笔下实际有两重含义：一是指历史过程由变而通，如承弊通变；二是指通晓，“通古今之变”就是通晓古今变化的意思。这表明，在司马迁心中，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由变而通，史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示出这一过程的古今变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里所说的“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就文献的搜集整理而言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则是考察历史的方法。白寿彝指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史记》提出来的通古今之变的方法。总的来说，这八个字有要求考察诸历史现象、诸历史事件全部发展过程的意思。”在这里，白寿彝一方面指出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所使用的方法，另一方面对这一方法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原始察终”这一方法，体现在《史记》之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各部分，而“在'通古今之变’的问题上”，“最大限度地集中体现这一要求的”十表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司马迁批评“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故而不能明白“盛衰大指”。在《六国年表序》中，他指出：“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所谓“以耳食”是指以耳朵吃饭、不能知味，意谓不得要领。这是批评人们对秦朝历史缺乏真正理解和认识，其症结在于未能采用原始察终的方法考察其历史，故而只看到秦的暴兴暴灭，看不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在《高祖功臣侯者表序》《惠景间侯者年表序》中，他强调：“谨其终始，表其文”；“咸表始终，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阮芝生论及“原始要终”这一方法时，指出：“司马迁将'原始察终’的方法又分成三层次功夫：'谨其终始’，'察其终始’，'综其终始’。'谨’、'察’、'综’三字的含义，一层深入一层。'谨其终始’是记其文，把事件的终始得失都记下来，也就是'咸表始终’；'察其终始’是察其迹，观察事情的演变发展；'综其终始’是得其理，通过对事件整体的综合考察，而从中寻出演变的规律，看出历史的意义。”这表明，谨其终始、察其终始、综其终始等，都是“原始察终”这一考察历史方法的不同表现形式。不难看出，在《史记》十表中，司马迁再三强调只有采用“原始察终”的方法，才能“通古今之变”。要真正通古今之变，不但要考察历史的变化，而且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历史变化的规律，这就是司马迁所提出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他指出：“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刘家和认为：“司马迁不仅重视历史上的变，而且重视历史上的常，尤为重要的是，他也重视历史上变与常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指出所谓“常”，“其中绝大多数表示法则、范型、常规的意思”，也就是规律。这里所说“重视历史上的常”就是司马迁所强调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值得注意的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所使用的方法。所谓“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是指通过对各种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发展过程的分析、考察，揭示其变化发展规律。不难看出，无论是观察历史上的变，还是考察历史上的常，司马迁都强调“原始察终”。司马迁倡导以“原始察终”的方法“通古今之变”，一是受《易》经影响，对此，学者多有讨论，故不赘述；二是源自他对历史运动方式的认识。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这是对夏商以来历史变化的理论概括。在司马迁看来，夏代为政崇尚质朴，其弊为粗鄙，故承夏而起的商朝代之以威仪而救其弊，然而崇尚威仪的弊端却是谄事鬼神，先鬼而后人。周人有鉴于此，以崇尚礼乐制度救其弊。崇尚礼乐制度的弊端则是人们不诚实，司马迁认为救“文”弊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崇尚质朴。这又回到了夏朝的为政之道。继周而来的秦朝本应承弊通变，以“忠”救“文”之弊，却反其道而行之，实行严刑峻法，以重“文”弊，这岂不是太荒谬了。汉朝建立后，改弦更张，天下安宁，符合历史变化之道。所谓“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表明司马迁认为历史的变化就是一种终始之变。“忠”“敬”“文”是历史变化的秩序，也是历史变化的形式，人类历史好像就是这样终而复始地不断循环。有关历史变化的这种认识，似乎表明司马迁是历史循环论者，与董仲舒等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金春峰指出：“这里'终而复始’形式上是循环论。但因为忠、敬、文，一者否定一者，两次否定之后，新的否定虽然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实质已经不同了。所以形式上的循环包含着内容的变化、发展。忠、敬、文的循环往复，构成历史的内容，也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一'天统’。”“因此董仲舒与司马迁虽然同样讲忠、敬、文三者若循环，在董仲舒是形而上学的历史不变论，在司马迁这里，则是'物极必反’的变化发展的辩证观。”刘家和也指出：“如果把上述忠、敬、文的常规不解释为封闭的圆圈而解释为螺旋线，那也许会更为准确一些。”这说明司马迁将历史看作具有阶段性的连续发展的过程。既然历史发展是一种终始之变，那么，无论考察历史发展阶段，还是考察历史发展过程，都应原始察终。如果说终始之变是历史变化的形式，那么盛衰之变则是历史变化的内容。司马迁指出：“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这是说，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发生变化，或由盛转衰，或由衰而盛。因此，司马迁认为，在运用“原始察终”的方法考察历史变化时，还应当“见盛观衰”，关注历史的变化与转折。司马迁“通古今之变”旨在“述往事，思来者”，他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期待人们关注盛衰之变，能够从盛观衰，从衰察变，从而“承敝通变，使民不倦”。所以，施丁认为“承敝通变”是“'通古今之变’的重要结晶”。司马迁所倡导的“原始察终”这一考察历史的方法，对后来的史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唐代史家杜佑考察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提出“究始终”以“探政理”，从而将这一方法推到一个新的阶段。谢保成曾指出：“杜佑纂修《通典》并非专为考察'古今制度沿革’，而是从'体要’出发'探政理’，这是《通典》一书的基本宗旨。”这种有关《通典》编纂旨趣的评论，颇中肯綮。《通典》成书后，因卷帙浩繁，阅读不易，杜佑将其精要摘录为《理道要诀》一书。“理道要诀”这一书名直观地说明杜佑撰史旨在探索治国为政之要道。需要指出的是，杜佑纂《通典》虽然并非专为考察古今制度沿革，但其“探政理”却是通过系统考察古今制度沿革而进行的。在《进通典表》中，杜佑指出，儒家经典《孝经》、《尚书》、《毛诗》、《周易》、“三传”等“率多记言，罕存法制”，而“历代众贤高论，多陈素失之弊，或缺匡拯之方”。有鉴于此，他决定详细考察历代礼法州政制度的发展变化，进而探究政理。“臣既庸浅，宁详损益，未原其始，莫畅其终。”这是说不追溯礼法刑政制度之“原”，就难以畅论其流，只有对历代典章制度的发展变化原始察终，才能探求出治国良策。“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这一观点在《理道要诀》自序中表现得更为明快。《理道要诀》自序指出：“隋李文博《理道集》多主于规谏而略于体要，臣颇探政理，窃究始终。遂假问答，方冀发明。”在这里，杜佑一方面批评李文博，另一方面阐述自己的撰述旨趣与方法。他认为隋代李文博的《理道集》虽名为理道，却以议论、规谏为主，而对与治道关系密切的礼法刑政制度不甚措意，颇不得要领。在《进理道要诀表》中，他指出：“窃思理道，不录空言。由是累纪修纂《通典》，包罗数千年事，探讨礼法刑政，遂成二百卷。”这是说，与李文博《理道集》以空言说教不同，《通典》是通过对数千年礼法刑政制度的探讨，寻求“政理”。至于“探政理”的方法，则是“究始终”，即通过对历代典章制度变化原始察终，探索治国为政之道，挽救时弊。“酌古之要，适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自称颇详《通典》旨趣而为其作序的李翰，对杜佑运用“究始终”这一方法以“探政理”有较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君子致用，在乎经邦，经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师古，师古在乎随时。”因而，“必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终可以行于今，问而辨之，端如贯珠，举而行之，审如中鹄”。如此，则“施于文学，可为通儒，施于政事，可建皇极”。但是，一般学者往往博而寡要，劳而无功，只有杜佑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学者以多阅为广见，以异端为博闻，是非纷然，塞胸满腹，澒洞茫昧，而无条贯。或举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终。高谈有余，待问则泥。”而杜佑撰《通典》则“采五经群史，上自黄帝，至于我唐天宝之末，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一般学者“高谈有余，待问则泥”，无益于治国安邦。杜佑《通典》“若使学者得而观之，不出户知天下，未从政达人情，罕更事知时变，为功易而速，为学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径，其文甚详而不烦，推而通，放而准，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不假从师聚学，而区以别矣”。其原因在于，杜佑能够“举其始终”“参今古之宜，穷始终之要”，而一般学者则“举其中而不知其本，原其始而不要其终”。在此，李翰准确地抓住了《通典》“究始终”以“探政理”这一特点，真不愧是杜佑的知音。在杜佑看来，考察礼法刑政制度，若不“究始终”，则难以“探政理”。论及历史上有关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时，他指出，无论是主张分封制者，还是赞成郡县制者，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缺陷，这就是对其渊源流变缺乏详细考察，“虽备征利病，而终莫究详”，故而难以有正确的认识。主张分封制者认为，这种制度是先王或先圣设计以安定天下的良法。曹冏曾指出：“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兼亲疏而两用，参同异而并建。是以轻重足以相镇，亲疏足以相卫，并兼路塞，逆节不生。”“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陆机也指出：“夫王者知帝业至重，天下至广。广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独任。任重必于借力，制广终乎因人。故设官分职，所以轻其任也；并建伍长，所以弘其制也。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亲疏之宜，使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宗庶杂居，而定维城之业。”杜佑不赞成这种认识，他通过对分封制的溯源，指出：“在昔制置，事皆相因。物土疆，建万国，成则肇于轩后，方有可称。不应创择万人，首令分宰。盖因其豪而伏众，即其地而名国。”这是说，分封制是沿袭古老的部落传统而来的，使其部落酋帅统领其众，以其所据之地为一国，并非先王预知封建则理、郡县则乱而创设的。“自昔建侯，多旧国也。周立藩屏，唯数十焉，余皆先封，不废其爵。谅无择其利遂建诸国，惧其害不立郡县。”杜佑还进一步从认识论方面对先王“择其利遂建诸国，惧其害不立郡县”之说进行分析。他指出：“自五帝至于三王，相习建国之制，当时未先知封建则理，郡县则乱。而后人睹秦汉一家天下，分置列郡，有溃叛陵篡之祸，便以为先王建万国之时，本防其萌，务固其业，冀其分乐同忧，飨利共害之虑。乃将后事以酌前旨，岂非强为之说乎？”这是说，先王分封是沿袭传统，并非事先预知封建优于郡县而实施封建制，是后人看到秦废分封建立郡县二世而亡，误以为如此。所谓“将后事以酌前旨，岂非强为之说乎”，是批评封建论者将后人的认识强加于前人，强词夺理，犯了逻辑错误。至于秦以后之废封建，立郡县，杜佑通过对封建、郡县制度流变的考察，认为这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指出，从黄帝时的万国，经过不断众暴寡，大灭小的兼并，到秦始皇平定诸侯，天下一家，“秦睹其弊，不复建侯”。此后，汉初、晋初鉴于前朝孤立而亡，封建勋亲，结果汉之异姓诸侯被杀，同姓诸侯叛乱，晋则因此速亡。刘宋以来，“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势莫能遵”。所谓“欲行古道，势莫能遵”，表明分封制的衰落，以及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的必然。在考察封建制、郡县制沿革变化的基础上，杜佑进一步探讨这两种政制的利弊得失。他指出，各种制度都有利弊，比较而言，封建制之患远远超过郡县制。“政在列国也，其初有维城磐石之固，其末有下堂中肩之辱。远则万国屠灭，近则鼎峙战争，所谓其患也长。政在列郡也，其初有四海一家之盛，其末有土崩瓦解之虞。高、光及于国初，戡定之勋易集，所谓其患也短。”相对而言，封建制利于一家一姓之世代绵延，郡县制利于天下万姓之安宁。“若以为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诚宜政在列郡，然则主祀或促矣。若以为君而生人，不病既寡，诚宜政在列国，然则主祀可永矣。主祀虽永乃人鲜，主祀虽促则人繁。建国利一宗，列郡利万姓，损益之理，较然可知。”基于这种认识，他指出，主张封建制的曹冏、陆机仅从利一宗出发而罔顾天下万姓，劝谏唐太宗实施分封的李百药、马周不论“法度得失”，“政理否臧”，着意于“祚之长短，必在于天时”，“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都难以对封建与郡县之制有深刻的认识。“览曹、陆著论，诚谓文高理明，不本为人树君，不稽烝氓损益。观李、马陈谏，乃称冥数素定，不在法度得失，不关政理否臧。故曰'终莫究详’，斯之谓矣。”杜佑认为，一种制度是否可行，在于这种制度能否使天下安宁、政治稳定、人口增加。“但立制可久，施教得宜，君尊臣卑，干强枝弱，致人庶富，享代长远。为理之道，其在兹乎！”他指出：“三代以前，天下列国更相征伐，未尝暂宁。陪臣制诸侯，诸侯陵天子，人毙锋镝，月耗岁歼。自秦氏罢侯置守，两汉及有隋、大唐，户口皆多于周室之前矣。”这是说，分封引发争夺，战争绵延不断，天下不得安宁。秦废封建置郡县，“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俦”。很显然，在杜佑看来，郡县制是治国之良法，为理之道，其原因就在于此。这一认识，正是杜佑通过究封建制之始终而得出来的。马端临《文献通考》是继杜佑《通典》之后又一部典章制度通史，旨在“原始要终”以推寻历代典章经制“变通张弛之故”。学者对《文献通考》的评价往往不如《通典》，大多认为杜佑主张经世致用，而马端临的兴趣更多地表现在文献方面。尽管因研究旨趣的差异，他们考察历代典章制度各有侧重，但都继承和发展了司马迁所提出的“原始察终”方法。杜佑“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故其“究始终”意在“探政理”。马端临则认为“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所以其“原始要终”重在推寻历代典章制度“变通张弛之故”。在他看来，杜佑《通典》也是如此。“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凡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所谓“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与其说是杜佑《通典》的特点，不如说是马端临之自况。马端临指出：“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这里所说的“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并不准确。但马端临强调的是“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必须采取融会错综、原始要终的方法，才能揭示其变通张弛之规律。所谓“融会错综”，是从横的方面而言的。马端临认为各种制度是相互关联的，如井田制与分封制是联系在一起的，秦废封建以后，井田制不可复存。“虽其间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贞观，稍欲复三代之规，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盖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复行故也。”因此，对于各种制度，须“参稽互考，曲畅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类推”。所谓“原始要终”，是从纵的方面而言的。马端临认为后代之典制一方面因袭前代，另一方面又有所损益，从秦到唐宋，其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更张、地理沿革，莫不如此。因此，有关各种制度“变通张弛之故”的考察和认识，需要采取“原始要终”的方法，所谓“必能备究古今之事情，然后可以断其议论之是非，法制之得失”。如论及市物、平籴时，他指出，古代“泉府与平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其在后世却成为官府搜刮民脂民膏的弊政。对这种变化，需原始要终才能察其故。“盖古人恤民之事，后世反藉以厉民，不可不究其颠末也。”推寻典章经制“变通张弛之故”这一撰述旨趣，使马端临将考察目标聚焦于通古今而代有因革之各种制度，至于古有今无，或古无今有者，则不甚措意。论及礼制时，他指出，秦汉以后，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无者，如大射、聘礼、士相见、乡饮酒、投壶之类；有古无而今有者，如圣节、上寿、上尊号、拜表之类；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后世未尝制为一定之礼者，如臣庶以下冠、昏、丧、祭等。“凡若是者，皆本无沿革，不烦纪录。”因为“其本无沿革者，若古礼则经传所载、先儒所述，自有专书可以寻求，毋庸赘叙，若今礼则虽不能无失，而议礼制度又非书生所得预闻也，是以亦不复措辞焉”。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如国家祭祀、学校、选举，以至朝仪、巡狩田猎、冠冕、服章、圭璧、符玺、车旗、卤簿及凶礼等，需要“备著历代之事迹”。所谓“备著历代之事迹”，表明马端临试图通过对这些礼仪制度原始要终的考察，揭示其沿革变迁之故。其考田赋、户口、学校、职役、国用、郊祀、乐制、兵制等，皆是如此。这就是马端临所说的“其变通张弛之故”，须“原始要终而推寻之”。通过对典章经制原始要终的考察，马端临揭示出“古今异宜”是其“变通张弛”的一个重要原因。其论田制、租税、封建与郡县等，多以“古今异宜故也”“不容不然”“不容不如此”“不能违时”“其势然也”等分析其沿革变化。如其论及田赋之变化时，指出：随田之在民者税之，而不复问其多寡，始于商鞅。随民之有田者税之，而不复视其丁中，始于杨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坏于鞅，唐租庸调之良法坏于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称，而后之为国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变之，则反至于烦扰无稽，而国与民俱受其病，则以古今异宜故也。
井田制、租庸调虽是良法，但随着封建制的废弃、均田制的破坏，其亦变得弊端无穷。商鞅、杨炎变法，虽不合理，但合时宜，为救弊之良法。如“炎变法而人安之，则以其随顺人情”。两税法“虽非盛世事，而救时之策不容不然，未宜遽非也”。古今形势不同，制度也随之变化。这里所谓“古今异宜故也”，“不容不然”，是从时代变化的角度肯定商鞅、杨炎变法的合法性，同时也说明了这种变法的原因。与杜佑一样，马端临也将封建制、郡县制的变迁作为考察的重点。如果说杜佑论封建制、郡县制旨在探讨治国政体，论证郡县制代替封建制的合理性，那么马端临考封建则重在探讨封建制、郡县制嬗变之故。马端临通过对历代封建制的考察，指出具公心，存良法，才能实行封建制度，否则，必定引发争端，造成生灵涂炭。“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后可以行封建。自其出于公心，则选贤与能，而小大相维之势，足以绵千载。自其出于私心，则忌疏畏逼，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所谓公心就是封建诸侯以贤能功德而不专以亲贵，良法就是所封之诸侯大小相维，尊卑相制。这要求分封制帝王“未尝以天下为已私”，受封之诸侯“亦未尝视封内为己物，上下之际、均一至公”。马端临认为，只有唐虞时期能如此。三代之初帝王始家天下、封建之弊端已现。尧舜“当时之众建诸侯也，有德者爵之，功加于民者爵之，尧舜无容心也。居天下之上而与天下之贤且能者分治之，逮其倦勤，则必求天下之有圣德者而禅之”。所封诸侯也不敢以其国自私。“是以虽有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甲兵之强，其势足以为乱而莫不帖服于其下，如臂指之相使，以为当然。”故而无弊端。“是则唐虞以公天下之心行封建，而当时封建所以无敝也。”夏始将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周则大封同姓以屏藩王室，“故封建之敝，始于夏而成于周”。夏启时有有扈氏之征，仲康时有羲、和之征。“自是而后，天子私其天位，而世守之诸侯亦私其国之土地、甲兵而擅用之。”至周代，“文昭武穆之封遍于天下，封建之法益详，经制益密而示人益褊矣”。数传之后，诸侯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争城争地，相互攻击如仇雠，天子不能禁止。马端临指出，在“时不唐虞，君不尧舜”的时代行封建制如同为夺攘之人提供武器，会成为社会不得安宁的根源。“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后能行封建，否则莫如郡县；无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乱之具也。”故而“此后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县所以为良法也”。恢复封建制绝无可能。“世之不古久矣，圣人不能违时，不容复以上古之法治之也。”所谓“圣人不能违时”，是指废封建、置郡县，是时势发展的必然。这是因为，唐虞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三代以来则是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时代不同，实施的制度因之也不同。天下为家之世，难以天下为公之法治之。“然则官天下与家天下者其规模之广隘，治效之优劣，虽圣人不能比而同之矣。”基于这种认识，他批评那些企图废除郡县制、恢复封建制者昧于历史的变化。“盖时不唐虞，君不尧舜，终不可复行封建。谓郡县之法出于秦而必欲易之者，则书生不识变之论也。”至于秦汉以后，马端临指出，秦灭六国后，“举宇内而郡县之，尺土一民始皆视为己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再实行分封制只会带来灾难。如“汉惩秦之弊，复行封建，然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实无唐、虞、三代之公心，为诸侯者既获裂土，则遽欲效春秋、战国之余习，故不久而遂废”。曹魏、晋、齐、梁之分封更是如此。“盖其初也唯务私其宗亲，未尝有择德而授之意。故有国者，不皆可使南面之人，而复不能固结之以恩义，绳律之以法度。故仁恕者则流于纵恣，西晋是也；克核者则过于猜防，曹魏是也。而晋、魏皆缘是以亡。”这表明，在公心良法不存的时代强慕美名以行封建，不但不能起到屏藩王室的作用，反而会亡国灭族。马端临认为这不是封建制本身的问题，而是这种制度不合私天下之宜所致。“晋、魏皆缘是以亡，是岂封建误之哉？先王之意之法不存，而强慕美名，则适足以为祸乱之阶耳！……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书生之论，所以不能通古今之变也。”这里所说的“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是指唐太宗时分封刺史，因魏徵、李百药、于志宁等的劝谏而终止，“后之儒者，往往追恨当时诸臣不能将明英主之美意，使生民复见三代之治，以为遗憾”。这种认识，在马端临看来，不过是不能通古今之变的书生迂腐之见。现代学者指出，封建制的基础是血缘一地域关系的国家形态，郡县制则基于地缘关系。早期王制国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的延伸、扩展，帝制国家是通过国家政权力量对社会按地域进行重新组织。郡县制取代分封制的本质，是在国家体制中以地缘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由部族国家变成疆域国家。马端临当然不可能有这种认识，但他敏锐地发现国家政体的阶段性变化，以公心、良法为标准，将其划分为唐虞、三代、秦汉以来三个历史阶段，说明随着时代的变化，唐虞时期完美的封建制到三代之初弊端已现，在三代之末则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秦汉以来郡县制必然代替封建制。从时势的变化揭示封建制、郡县制的嬗变，正是马端临“原始要终”推寻典章经制“变通张弛之故”的积极成果。由司马迁提出的“原始察终”这一考察历史的方法，为后来众多的史家所继承和发展，成为古代史家考察历史、史学的重要方法。杜佑、马端临是运用这一方法考察历史的杰出代表。他们将中国历史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具有阶段性的过程，并运用“原始察终”的方法对这个过程进行贯通考察，或探讨治国安邦之道，或推寻典章经制“变通张弛之故”。此外，班固、荀悦、郑樵、王夫之等史家也主张运用这种方法考察历史。如班固认为研究历史应“究其终始强弱之变”以“明监戒焉”。荀悦指出，若“守其一端，而不究终始”，则难以明了复杂的历史现象。郑樵强调“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以“极古今之变”。王夫之指出，观察历史应“通古今而计之”，不可囿于一时之利害。刘知幾、章学诚等则用这种方法考察学术发展。如刘知幾“通过'原始要终’来贯通古今史学”，章学诚要求校雠学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凡此等等，皆是古代史家运用原始察终这一方法考察历史的具体表现。到近代，原始察终这一方法与进化史观相结合，发展为胡适所说“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即“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它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胡适认为顾颉刚正是运用这一方法从事古史辨，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中，他对这种方法做了具体的阐述，“（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总而言之，“这个方法便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程”。胡适认为这是其“最精彩的方法论”。所谓历史的方法对民国时期的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成为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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