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西亚地区是世界三大农业独立起源地之一，考古遗址的发掘状况分析，西亚农业起源可以追溯到“后旧石器时代”早期（约公元前16000~公元前12500年），或在前新陶器时期晚期（约公元前9500~公元前8500年）已发展较为成熟。西亚农业起源与自然环境、人类生存条件的变化及社会发展有较大关系，在西亚农业起源的历史进程中，羊的畜养与麦驯化最具代表性。肖华、朱宏斌两位学者以西亚考古遗存为依据，对西亚早期羊的畜养与麦的驯化分别进行研究、比较，推断出麦的驯化极有可能是源于羊的畜养。
本文原载《农业考古》2020年第4期。转自“民族学与人类学”公众号。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一）自然环境的优势
西亚地区能够孕育发达的农业文明，跟西亚地区独特的气候地形与水热条件等有很大关系。西亚位于欧洲、亚洲、非洲三洲接壤之地，素有“三洲五海之地”之称。西亚地形以高原为主，气候以热带沙漠气候为主，热带沙漠面积大、降水少，较适合发展畜牧业。西亚、北非两河流域及附近一片比较肥沃的土地，被卡麦尔山脉、陶鲁斯山脉、扎格罗斯山脉环绕，形成肥沃的“新月沃地”，这也是西亚农业最早起源的地区。
西亚地区动植物种类丰富，以“新月沃地”的一部分——利凡特地区为例进行简单说明。利凡特地区位于地中海沿岸，其南北狭长多样的地形和干湿分明的气候孕育了林地和开放稀树高原植被，灌木、草原植被和干旱植被三大植被带，三大植被带中以降水最为丰沛的地中海沿岸生物最为多样。这一地区拥有300多种可食性水果、种子、叶子等等，其中就包括野小麦、野大麦等禾本科植物， 这为小麦驯化提供了大量的野生组本。此外， 该地区还拥有丰富的动物资源， 包括牛、鹿、山羊、野猪、羚羊等，这突出反映出了西亚早期农业起源的自然优势。
（二）生存条件的变迁
首先，气候条件的变化是促使西亚农业起源的一个客观因素。自末次冰期到晚期再到全新世早期，西亚地区气候多次波动，对农业的起源产生了重大影响。上述谈及西亚丰沛的物种为古人类提供了丰富的食物种类，对原始的西亚狩猎者来说，他们大多不必刻意追求驯化动植物，仅需随气候及物种资源的变化而随时迁徙，对这一时期的西亚狩猎者来说，结合了定居和逻辑性迁徙的最佳寻食模式，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农业起源也因此有所滞后。
然而，对于自然环境的高度依赖又驱动了西亚早期农业的起源。约公元前14500年左右，西亚的利凡特地区降水迅速增加， 并在约公元前11500年达到顶峰，这种“突然性、短暂性的气候波动成为人群争相掌握资源的推动力，它迫使人们必须改变现有的资源规划策略。因此，旧石器晚期寻食者们先前的那种半定居生活模式，不得不让位于牢牢掌握地区资源的需求”， 即开始注重对原有动植物的利用。新仙女木时期（约公元前11000年~公元前10000年）， 出现了降水骤减、气候寒冷的状况，使得动植物资源种类减少，影响了当地人类觅食区的大小，间歇性的食物减少对早期的生存模式构成了威胁，增加了狩猎与采集野生食物的难度， 也驱动了农业的起源，可以说“如果不发生某种变化来破坏使狩猎社会得以安逸地生存下去的平衡，农业的发生是不可设想的”。尽管这种“气候决定”模型（Determinist Model）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笔者以为，早期农业起源与环境、人口、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有关，气候变化自然应当被纳入西亚农业起源的背景中去。
其次，人地关系的失衡使得早期农业的诞生显得尤为迫切。西亚的后旧石器时代，利凡特地区定居开始萌芽，这一时期的定居仍包含着季节性迁徙，但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参与了这些迁徙，老弱病残极有可能因身体素质限制仍留在原始基地。这一方面为西亚农业起源创造了劳动力；另一方面则使得该地区的原有食物逐渐不能满足人口生存的需要， 人地关系开始紧张。同时，这部分处于定居状态的西亚人，为了确保可靠的食源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逐渐开始了解当地动植物的生长习性，揭开了从事农业活动的序幕。在定居比较稳固的前陶新石器时期（约公元前8500年~公元前6400年），人口流动可能性大大降低，许多人开始每年种植谷物，农业便开始向成熟迈进。
（一）史前时期西亚地区羊的畜养
早在后旧石器时代，西亚人已经开始了畜养动物的尝试。在利凡特地区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哈马遗址及发拉遗址中，野山羊和羚羊骨骼比例高达70%~80%， 这说明人们或已经由旧石器时代早期单纯食用大型动物转为对羚羊、山羊等动物进行有意的猎取。同时，由于野山羊和羚羊较易捕获和驯服，捕获数量较多，人们极有可能会对部分一时未被食用的动物进行集中圈养，以扩大食物来源， 从而实现主动畜养动物的尝试。在同为农业起源地之一的扎格罗斯山区的扎维·克米—沙尼达尔遗址的最上层， 考古学家发现了绵羊和野山羊幼畜的骨骼，这被视为西亚发现的最早家畜。
通过对各考古遗址的遗存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西亚早期动物畜养以羊的畜养最具代表性。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中，羊的数量最多，随葬品中也有用羚羊趾骨穿成的项链和骨饰，这是其他大型动物所不具备的特征。远古时期羊之所以首先被驯养，除羊易于捕获以外，与当时采集狩猎的生活状况密切相关。羊的食物主要成分是纤维素，草类植物富含丰富的纤维素，完全可以满足羊的进食需求， 羊也不会抢夺人类食物，不会加剧采集狩猎状况下人类食物匮乏的颓势。广泛分布的草地也为羊提供了充足的饲料，使羊的畜养完全可以不依赖种植业。
（二）史前时期西亚地区麦的驯化
“定居生活所揭示的是人与特定环境之间相对稳定的共生关系，而工具则是解读这种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工具的出现使得人类生产效率及对植物的利用率得以提高，为从事专门的植物驯化提供了可能性， 因此不妨以工具为突破口，来探究西亚早期麦的驯化问题。
利凡特地区后旧石器时代的卡拉巴文化时代（约公元前16000年）开始流行几何状细石片，细石片上留有长期切割植物而形成的二氧化硅光泽，其作用应当是用来切割植物。同时期出土的磨石和石臼则被用来加工植物，这是西亚人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利用野生植物的表现。至于切割加工的植物类型，西亚本土野生植物——麦必然包含在内。相较卡拉巴文化略晚的纳吐夫文化时代早期（约公元前13500年~公元前9500年）遗址中出土了许多与食物加工有关的器具，如杵等研磨工具，植物种子被研磨成粉，更利于消化吸收，潜在地提高了人口增长率，这为农业起源提供了动力和实践的途径。但若推断在这时期就实现了麦的驯化还显得过于牵强， 纳吐夫时期,人类似收割尚未成熟的谷物目的在于:防止谷物成熟后谷粒散落造成的浪费，但这说明纳吐夫人将收割来的谷物全用来消费，这种单纯的收割行为似乎不太可能导致驯化发生。
真正意义上的作物驯化应当产生于前陶新石器时期早期（约公元前9500年~公元前8500年）， 通过考古遗址出土的众多炭化麦种可以得出结论，前陶新石器时期对食物加工利用的方式也反映出麦的栽培利用率大为提高。根据统计，在24个前陶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17个遗址出土磨制石器， 比纳吐夫文化晚期增加了20%，17个遗址中有11个存在磨盘等研磨工具，与纳吐夫文化时期相比有大幅度增长。至前陶新石器晚期（约公元前8500年~公元前6400年），真正的农业生产活动已经产生，耶利哥遗址显示麦已经得到大规模的栽培，西亚农业也由此开始蓬勃发展并向周围扩散。
（三）羊的畜养与麦的驯化之关系
笔者以为，西亚早期羊的畜养或诱导了麦的驯化，具体可归结为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从考古遗址来看，羊与麦通常相伴而生。在西亚许多出土羊骨的考古遗址中，均存在炭化谷物种子， 如卡拉巴文化早期和晚期遗址，其中就包括野生小麦、大麦、黑麦、燕麦。上文已经对羊的畜养与麦的驯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从考古遗址可以得出麦的驯化是要晚于羊的畜养的，而羊与麦出土于同一考古遗址，极可能是麦被用来当作饲料喂养羊的缘故。
其次，从现实条件来讲，羊以植物为食，因此羊的畜养迫切需要麦的栽培，这对麦的驯化起到了催化作用。早期，在对羊的驯养过程中，人们对羊的饮食偏好开始形成特定认识，为了诱捕更多的羊，古西亚人开始刻意从事麦的栽培活动。
另外，对动物生活习性的认识过程中，人类也强化了对植物特别是麦类植物的认识，这对人类探索周围生存环境是极其有帮助的。对羊的稳定驯养，减少了羊对麦类植物的随意啃食，为人类规律栽培麦类作物创造了客观条件。畜养与人工栽培植物是人类向定居生活迈进的重要一步，对西亚农业起源的作用是相当突出的。
（四）史前时期羊与麦的扩散
西亚前陶新石器晚期的农业发展不断走向成熟。随着定居生活的稳定，西亚地区早期人类依靠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获取到了稳定的食物来源，这种转变促使西亚人口在农业起源后快速增长并向外扩张，农作物也随着新石器人群的扩张从其驯化中心向外扩散，拉开史前跨大陆农作物传播的序幕。由于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因此，将其定义为“扩散”。
其实，西亚早期的物质交流在前陶新石器早期就有所显现，在这一时期的石器原料中出现了“进口”的黑曜石，它原产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中部西夫特里克， 其他贸易活动还有当地死海的沥青、硫磺和盐的向外输出等原始交换，有学者以为这是农业社会富裕的一种显示。由此设想，在这一时期或许已出现农作物和物种的沟通交流，但由于利凡特地区农业自身发展还不够成熟，这种活动并不能形成规模，由此造成了农业扩散活动的中断。到前陶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地域的扩展首先在利凡特地区表现出来，前陶新石器晚期，人类定居地开始向北移动，农业活动范围远大于前陶新石器早期，前陶新石器文化也在北方地区产生。从公元前7千纪开始，西亚农业开始沿利凡特地区向周边区域传播，农业普及到西亚的其他地区，包括两河流域、扎格罗斯山脉北端的外高加索和阿塞拜疆以及南部的德赫洛兰平原、伊朗和里海沿岸的土库曼斯坦，北部的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农业还传播到塞浦路斯和爱琴海，到公元前5000年以后农业向西亚以外地区传播。
西亚农业扩散影响较大的第一个地区当属两河流域。西亚早期农业在“新月沃地”取得充足发展后不断扩散，对两河流域农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两河流域处于气候交界带，北方较南方更湿润，北亚述高原降水充沛，当地的哈苏纳文化、哈拉夫发展出了简单的旱作农业，居民种植大麦、小麦，饲养山羊、绵羊等，同时也注重对牛的养殖。在两河流域文明起源阶段，两河流域的气候以及降水条件要优于现在，然而与利凡特地区农业发展气候条件相比还是相形见绌，因此，西亚早期居民迁入两河流域地区后，已有一定农业基础的他们开始寻求发展农业的现实路径。干旱的气候使得移民更倾向于选择两河流域边缘地带，他们相当重视对水源的利用，两河流域南部的萨马拉文化区居民为了缓解河水泛滥和干旱的问题，发明了灌渠，畜养绵羊、山羊，猎取瞪羚，种植麦，保证了农业的丰收，灌溉农业由此产生。
灌溉农业的发展以及大麦、小麦抗旱作物的驯化，使得两河流域早期居民拥有条件继续南迁至前人难以居住的地方，由此为文明的诞生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同时，由于两河流域较为干旱的状况使得居民不利于寻找到适宜于他们居住的住址，更利于形成定居的生活模式，在稳固的农业经济形成前，他们还是选择以羊与麦为首发展农业，其后才不断扩展经营模式。到乌鲁克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800年），早期苏美尔文明产生。
西亚农业起源在世界农业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世界文明的产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上文论述，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一是西亚农业率先在“新月沃地”起源，以羊的驯养和麦的驯化最具代表性，固在探究西亚农业起源问题时应当给予羊与麦更大程度的关注。
二是西亚早期对羊的驯养早于对麦的驯化，从考古遗址的发掘状况、显示条件以及羊的生活习性、饮食偏好来看，羊的驯养引发麦的驯化这一观点具有合理性。
三是西亚早期农业起源后由西亚本土逐渐向外扩散，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上述仅论及西亚早期以羊与麦为代表的农业文明的起源与小幅扩散，倘若将目光着眼于更长远的历史时期内，可以看到西亚以羊与麦为代表的农业文明还传入了北非地区以及欧亚草原地带，在北非诞生了定居和农业为代表的埃及文明，传入欧亚草原则诞生了缺乏稳定性的游牧文明。希望此研究能对今后学者研究西亚农业文明及其他文明的扩散提供一种新视角。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农业考古》2020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高 朋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曾小燕
亚洲考古新媒体 出品
仅供学习 侵权即删
来源：民族学与人类学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