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张晓舟，1988年生，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讲师。地址：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学正街18号，邮编310018。
万岁通天年间发生的李尽忠之乱侵害河北的同时，对辽东亦造成深刻影响。通过梳理文集、墓志等材料，可知安东都护府及其辖下各军州承担着防御，以及配合河北主战场、共同剿灭叛军的使命。辽东情势的起伏牵系武周东北边疆政治格局的变迁。乞四比羽东奔并非孤立事件，与孙万荣兵败后选择东逃有紧密联系，其时间应在万岁通天二年（697）后半年。
关于李尽忠之乱，正史多载河北战事。如果参考文集、墓志等材料，可以发现辽东亦有战况。
正史载，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契丹酋长、松漠都督李尽忠占据辽西营州（治柳城，今辽宁朝阳）起兵作乱，势力很快发展至数万人。当时，已“改唐为周”的女皇武则天对叛乱大为恼怒，诏鹰扬将军曹仁师、金吾大将军张玄遇、右武威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28位将军平叛，同时任命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纳言姚璹为副使。然而，武周官军出师不利，大败于西硖石谷，张玄遇、麻仁节等相继被俘。叛军得胜后，继续进攻平州。对此，武则天任命建安王武攸宜为清边道大总管、右拾遗陈子昂为参谋，领军出征。出征前，陈子昂撰《上军国机要事》进呈朝廷，言：
臣窃闻宗怀昌等军失律者，乃被逆贼诈造官军文牒，诬召怀昌，昌等颛愚，无备陷没。今诸军败失，东蕃固知，然恐安东阻隔，未审此诈。国家若无私契与安东往来，臣恐凶贼多端，诈伪复设，万一被其矫命，更失其图，乃是资长贼权，没陷府城……又贼初胜，不即西侵者，深恐围略安东，以自全计。若安东被围略，则辽东以来，非国所制，伏乞天恩早为图之。
所谓“宗怀昌等军失律者”，《资治通鉴》有更加详细的记载：
契丹得军印，诈为牒，令玄遇等署之，牒总管燕匪石、宗怀昌等云：“官军已破贼，若至营州，军将皆斩，兵不叙勋。”匪石等得牒，昼夜兼行，不遑寝食以赴之，士马疲弊。契丹伏兵于中道邀之，全军皆没。
叛军窃得武周军队官印并让张玄遇署名，说明此乃万岁通天元年八月以后之事。表文还提到，朝廷要求“山南”“淮南”军队在十月上旬赶到幽州，但陈子昂估计，即便他们“日行百里”也未必能在40天内赶到。从十月上旬向前推算30多天，即九月上旬，也就是说表文写作于武周征讨失利后不久。
与表文所述“深恐围略安东”相关的是《旧唐书·许钦寂传》载有“贼将”侵略辽东：
时契丹入寇，以钦寂兼龙山军讨击副使，军次崇州，战败被擒。其后，贼将围安东，令钦寂说属城之未下者。安东都督裴玄珪时在城下，钦寂谓之曰：“狂贼天殃，灭在朝夕，公但谨守励兵，以全忠节。”贼大怒，遂害之。
假如“贼将”侵略辽东在先，那么陈子昂再议“凶贼多端，诈伪复设，万一被其矫命，更失其图”便十分奇怪，故知此事当发生于陈子昂写作《上军国机要事》之后。陈子昂凭借敏锐的军事直觉，准确预判到辽东情势将要发生变化。
《上军国机要事》谓“深恐围略安东”者，指叛军集团。李尽忠攻平州无果，派别部酋长孙万荣袭檀州亦无果。西进受挫，叛军便弃河北而转攻辽东。《许钦寂传》载，李尽忠在崇州擒获“龙山军讨击副使”许钦寂后，将他押至安东都护府所在地新城充当说客。许钦寂从西向东的移动轨迹有力说明，叛军改变了进攻方向。另外，“令钦寂说属城之未下者”透露，辽东已有部分军州沦陷。尽管不能完全掌握辽东战况，但谓辽东卷入李尽忠之乱，应无异议。
叛军转变进攻方向，这点陈子昂在《上军国机要事》中已有洞察。从地理位置分析，营州地处河北与辽东之间，叛军若想南下河北拓张势力，便不得不考虑其后方军事压力。换言之，当时位于辽东的安东都护府及其辖下诸军州对叛军南下构成军事牵制。正是考虑到辽东军事地位突出而又孤悬一隅，陈子昂才急奏朝廷，要求必须保全辽东，以防叛军“以自全计”。
李尽忠之乱波及辽东，这在陈子昂稍后撰写的《祃牙文》中亦能获得印证：“契丹凶羯，敢乱天常，乃蜂屯丸山，豕食辽塞，宴安鸩毒，作为欃枪。”位于“辽塞”的“丸山”，指丸都山。此地曾是高句丽王都之所在，尔后则为唐朝（包括武周）控制辽东之象征。“蜂屯丸山，豕食辽塞”以文学的方式，形象地传达出李尽忠之乱侵害辽东的事实。
至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正史所见战乱仅限河北并非李尽忠之乱的全貌。考量这场叛乱影响的范围，理应重视辽东方面的情势。
李尽忠在击退武周征伐后不久便死去。关于李尽忠的死因，正史语焉不详。陈子昂《奏白鼠表》提到：“自孝杰发后，再有贼中信来，不谋同词，皆云尽灭（即李尽忠——引者注）病死，亲离众溃，匪朝即夕。”可知，李尽忠死于疫病。与此同时，突厥南下，截获叛军大量“家口”。孙万荣重新收拾起军队，派出骆务整、何阿小向河北进攻，十月攻陷冀州，十一月侵瀛州属县。黄约瑟敏锐地指出，瀛州位于冀州东北，叛军先攻冀州、后攻瀛州，表现出向营州撤退的迹象。不难理解，叛军大本营位于营州，骆务整等带兵南下至冀州，距离后方补给太远，事成后必定需要北退。
从万岁通天元年末至次年初，叛军从河北战场消失。然据文集、墓志等史料，可知叛军在此期间向辽东发起进攻。陈子昂撰《为建安王贺破贼表》载：
臣某言：今月日得辽东都督高仇须等月日破逆贼契丹孙万斩等一十一阵露布，并捉得生口一百人送至军前事……逆贼万斩等天夺其魄，坐自为殃。仇须等谨奉庙谋，远凭国计，短兵才接，群逆销亡……今尽灭殃病，孽固折服，饥灾兼至，凋弊日滋，未加天兵，应自糜烂。臣训励士马，今月克行，大军一临，凶寇必殄，献俘在即，拜阙有期……
同事件还见李峤撰《为纳言姚璹等贺破契丹表》载：“臣某等言：伏见辽东都督高仇须承露布，逆贼孙万斩等驱率凶党，烧逼州城，城中出兵与其贼拒战，则有飞廉作气，回禄扬熛……”两份表文都提到，辽东都督高仇须发来露布，报告挫败孙万荣侵攻辽东事。相关信息，还可以通过陈子昂替武攸宜撰写的三封信笺得到印证。一是送呈辽东都督高仇须的《为建安王与辽东书》：
月日，清边道大总管建安郡王攸宜，致书于辽东州高都督蕃府：贤甥某至，仰知破逆贼孙万斩十有余阵，并生获夷贼一千人……都督体英伟之才……以数百之兵，当二万之寇……今贼饥饿，灾衅日滋，天降其殃，尽灭已死……营州士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唯待官军。某令将蕃汉精兵四十万众，克取某月日百道齐驱，分五万蕃汉精兵，令中郎将薛讷取海路东入，舟楫已具，来月亦发。请都督励兵秣马，以待此期，共登丸山，看殄凶虏……初春向暖，愿动静胜常。所有都督官属及大首领并左右立功人等，并申此问……
二是发给参战诸将的《为建安王与诸将书》：
使至辱书，仰知都督率兵马催破凶虏……非公等忠勇兼资，统率多算，同心戮力，殉节忘躯，何以克剪逋凶，扬国威武……即日契丹逆丑，天降其灾，尽病水肿，命在旦夕。营州饥饿，人不聊生，唯待官军，即拟归顺。某此训励兵马，袭击有期，六军长驱，此月将发，恨不得与诸公等共观诸将斩馘献俘……
三是抄发安东都护府下辖各军州的《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州书》：
月日，清边道行军大总管建安郡王攸宜，致书安东诸州刺史并诸将部校官属等：……比贼中频有人出来，异口同词，皆云逆贼李尽灭已死，营州饥饿，人不聊生……某先使人向营州昨回，具得父老密状，云贼势穷蹙，去正月上旬，有妖星落孙万斩营中，其声如雷，贼党离心，各以猜贰……大军即以二月上旬六道并入，指期克剪，同立大勋，请公等训励兵马，共为掎角……
比较三份信笺的措辞，可知作成时间如下：《为建安王与辽东书》最早，其所载“克取某月日”在敦煌残卷P.3590中作“二月一日”，故当作于正月下旬。《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州书》略晚，其所载出兵日期“二月上旬”较“二月一日”为迟，故推测作于正月末。《为建安王与诸将书》更晚，其所载大军“此月将发”，“此月”指二月，故知作于二月上旬。《为建安王贺破贼表》所见“今月克行”亦指二月发兵，即与《为建安王与诸将书》同在二月上旬作成。“一表三信笺”集中作成于正月下旬至二月上旬间，推测武攸宜收到高仇须露布的时间应距此不久，约是正月初。
通过“一表三信笺”披露的信息，可以掌握叛军当时面临三重困境：严寒、缺粮、疫病。这三点，可以说既是叛军于河北战场偃旗息鼓的原因，又是叛军进攻辽东的理由。具体而言，河北屯有武周官军主力，而辽东守军数量则相对较少。《为建安王与辽东书》提到高仇须“以数百之兵，当二万之寇”。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给了叛军可乘之机。孙万荣率军侵攻辽东的目的，无非是劫掠粮草渡过难关。那么应该意识到，“一表三信笺”所见溢美之词恐怕多有夸大，高仇须取得的不过是场险胜。
在这场辽东守卫战中，还能看到高句丽遗民的身影。《高质墓志》载：
既而林胡作梗，榆塞惊尘，鸮镝起于边亭，彀骑横于朔野……制命公为泸河道讨击大使，仍充清边东军总管。公肃承玄旨，电发星驱，径度苍波，选徒征骑……公以二千余兵，击数万之众。七擒有效，三捷居多。万岁通天二年正月，制除左玉钤卫大将军、左羽林军上下……
又《高慈墓志》载：“万岁通天元年五月奉敕，差父充泸河道讨击大使，公奉敕从行，缘破契丹功，授壮武将军、行左豹韬卫翊府郎将……”高氏父子在万岁通天元年五月，李尽忠之乱发生伊始就被征召。罗振玉推测，高质或是与曹仁师等一同出征的28位将军之一，可谓灼见。高质先受“泸河道讨击大使”，此军衔可与上述许钦寂“龙山军讨击副使”相类比；后除“清边东军总管”，为“清边道大总管”武攸宜统制。墓志载，高质“肃承玄旨，电发星驱，径度苍波，选徒征骑”。对此，赵振华和闵庚三解读为高质奉旨渡过辽河，并在辽东当地拣选兵士组成军队。其中，高质在辽东拣选的兵士多为高句丽遗民，这点可从《高质墓志》谓高质麾下有“高丽妇女三人，固守城隍，与贼苦战”及“貊虎壮志”等语得到印证。然而，“径度苍波”及墓志所载制敕“远逾沧海之津”等语显示，高质很可能是走海路进入辽东的。高质“以二千余兵，击数万之众”，这与高仇须露布所说情况大体相当。尽管作战过程极其艰难，但在万岁通天二年正月，高质由于“七擒有效，三捷居多”而除“左玉钤卫大将军、左羽林军上下”。高质受封时间与收到高仇须露布时间基本吻合，估计是该露布为“左右立功人”之一的高质请来了封赏。
要言之，孙万荣取得叛军领导权后，一度派兵将南下河北，但很快退回辽西。在严寒、缺粮和疫病等多重不利因素影响下，叛军势力有所收缩，其表现为万岁通天元年末至次年初河北战场没有战事。然而，在正史不载的辽东，战况仍旧激烈。文集和墓志材料揭示，安东都护府及其辖下诸军州在高句丽遗民的支持下，虽以少胜多击退孙万荣，但处境十分危险。基于此，作为辽东最高长官高仇须向武攸宜发出露布，除通告捷报消息外，推测其主要目的应该是请求支援。
在《为建安王与辽东书》中，武攸宜表示将从征讨军中分拨5万兵士，由薛讷率领走海路支援辽东。据《王庆墓志》载：
万岁通天元年，白虏趑趄，锋交碣石，青林失律，火照甘泉。天子诏左卫将军薛讷绝海长驱，掩其巢穴，飞蒭輓粟，雾集登莱。监军御史范玄成与公素游，揖公清干，且以元佐务简，得兼统押，乃密表驰奏，朝廷许焉……圣历年，运停还任。
可知，海上增援辽东的计划确有实施。“掩其巢穴”表明这批渡海远征军将与辽东守军一道，作为侧翼协助河北主力军参战。出海前，为祈求平安，陈子昂撰《禜海文》，言：
万岁通天二年月日，清边军海运度支大使虞部郎中王玄珪，敢以牲酒驰献海王之神：……鲜卑猖狂，忘道悖乱，人弃不保，王师用征。故有渡辽诸军，横海之将，天子命我，赢粮景从。今旌甲云屯，楼船雾集，且欲浮碣石，凌方壶，袭朔裔，即幽都……
“渡辽诸军”将“袭朔裔，即幽都”，印证武周方面制定了与辽东合围叛军的战略。按照计划，河北和辽东两战场将成犄角之势，同时出兵。“共登丸山”一语透露，如果顺利展开，两军应会师于辽东。也就是说，战略部署中，河北军担当主攻，辽东军负责牵制。
与辽东合围的战略少不了蕃军支持。《为建安王与辽东书》指出，参与合围的军队为“蕃汉精兵四十万众”。简单计算，去除薛讷所领5万海军，用于征讨的陆军多达35万。但据正史所载，万岁通天二年二月武则天诏夏官尚书王孝杰、羽林卫将军苏宏晖领17万（一说18万）兵士出征。这个数字正好是35万的一半，可见武攸宜在信笺中有翻倍虚报的嫌疑。兵士中，蕃、汉人数各占多少，暂无线索查证。不过，陈子昂撰《祃牙文》提示，辽东有不少高句丽遗民参与：
万岁通天二年三月朔日，清边道大总管建安郡王某，敢以牲牢告军牙之神：……今大军已集，吉辰协应，旄头首建，羽饰前列，夷貊咸威，将士听誓，方俟天休命，为人殄灾……
这里用“夷貊”代指由高句丽遗民组成的辽东军队。此外，陈子昂撰《国殇文》又言：“荆吴少年，韩魏劲卒，戈矛如林，白羽若月。且欲蹈乌丸之垒，刈赤山之旗，联青丘之缴，封黄龙之尸。”此文为陈子昂祭奠王孝杰战死而作。尽管带有文学修辞，但“联青丘之缴”一句值得注意。“青丘”，在隋唐文献中多指辽东，并与高句丽关系密切。代表性用例有《泉男生墓志》谓：“皇帝照彼青丘，亮其丹恳，览建、产之罪，发雷霆之威。”“缴”即“弓缴”，高句丽人擅于用弓，这在考古发掘的高句丽壁画中已充分表露。此句，可以说较为形象地勾勒了高句丽遗民参与作战的情景。
据正史所载，这次作战的结果不甚理想。三月，武周主力军大败于东硖石谷，王孝杰战死，苏宏晖遁逃。于是，孙万荣伺机攻略幽州，而武攸宜则龟缩于渔阳不敢战。四月，武则天任命河内郡王武懿宗为神兵军大总管；五月，又命右肃政台御史大夫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大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领兵20万（一说30万）出征。孙万荣方面，派出别将骆务整和何阿小南下冀州，而武懿宗进军至赵州（今河北赵县）后，听闻叛军南下慌忙退于相州（今河南安阳）自保。就在五月，位于辽东战场的高质和高慈父子因为“城孤地绝，兵尽矢穷”“地孤楥阔，粮尽矢殚”而双双被俘，后死于辽东磨米城南。《高质墓志》：“但凶狂日炽，救援不臻。众寡力殊，安危势倍。城孤地绝，兵尽矢穷。日夜攻围，卒从陷没。为虏所执，词色懔然。不屈凶威，遂被屠害。以万岁通天二年五月廿三日，薨于磨米城，春秋七十有二。”；《高慈墓志》：“寻以寇贼凭陵，昼夜攻逼，地孤楥阔，粮尽矢殚。视死犹生，志气弥励。父子俱陷，不屈贼庭。以万岁通天二年五月廿三日终于磨米城南，春秋卅有三。”这结果，一方面说明辽东兵力几近枯竭；另一方面透露，河北主力军败退、无法与辽东达成合围战略是导致辽东情势转向更加危险的重要原因。
武周最终能够平定叛乱，客观上受惠于突厥。突厥再度介入，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资治通鉴》载：
万荣之破王孝杰也，于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险筑城，留其老弱妇女，所获器仗资财，使妹夫乙冤羽守之，引精兵寇幽州。恐突厥默啜袭其后，遣五人至黑沙，语默啜曰：“我已破王孝杰百万之众，唐人破胆，请与可汗乘胜共取幽州。”三人先至，默啜喜，赐以绯袍。二人后至，默啜怒其稽缓，将杀之，二人曰：“请一言而死。”默啜问其故，二人以契丹之情告。默啜乃杀前三人而赐二人绯，使为乡导，发兵取契丹新城，杀所获凉州都督许钦明以祭天。围新城三日，克之，尽俘以归，使乙冤羽驰报万荣。
同事件，还见张说撰《神兵道为申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
重以藩臣默啜，统率氈裘，控弦逾于万骑，带甲弥于千里。长驱松漠，掩夺柳城，巢穴是空，胎卵皆覆。于时贼众兵马，屯逼幽州，闻其塞外之败，惧有舟中之敌。势力外窘，心腹内乖，建安郡王攸宜，蓄锐渊渟，乘机电发，援桴作气，则山岳可摇；书箭一飞，则酋渠相灭。
突厥默啜可汗拒绝与孙万荣联合，而且出兵攻破其新设大本营，这直接导致奚族倒戈。趁着叛军内讧，武周神兵军总管杨玄基（阳玄基）出兵擒获何阿小、李楷固和骆务整等叛将。孙万荣见大势已去，便试图逃跑。途中，遭遇前军副总管张九节埋伏。据载，孙万荣最后被家奴弑首，其时在六月。九月，武则天改元“神功”，标志着历时一年有余的李尽忠之乱终被平定。
众所周知，李尽忠之乱的影响之一是靺鞨集团亡命东奔。《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万岁通天年，契丹李尽忠反叛，祚荣与靺鞨乞四比羽各领亡命东奔，保阻以自固。”又《新唐书·渤海传》载：“万岁通天中，契丹尽忠杀营州都督赵翙反，有舍利乞乞仲象者，与靺鞨酋乞四比羽及高丽余种东走，度辽水，保太白山之东北，阻奥娄河，树壁自固。”长期以来，学界把以乞四比羽为首的靺鞨集团东奔视作孤立事件，忽视了其与叛乱末孙万荣东奔的紧密联系。
关于孙万荣东奔，有两方面史料值得注意。其一，《旧唐书·契丹传》载：“万斩弃其众，以轻骑数千人东走。”《新唐书·契丹传》载：“万荣委军走……奚四面攻，乃大溃，万荣左驰。”“东走”和“左驰”都是向东逃跑的意思。其二，《资治通鉴》载：“万荣穷蹙，与其奴逃至潞水东，息于林下，叹曰：'今欲归唐，罪已大。归突厥亦死，归新罗亦死。将安之乎！’”孙万荣东逃至潞水，自叹走投无路：唐（武周）在西，突厥在北，新罗在南，这三个方向都不能去。言下之意，唯独东方还有出路。假如孙万荣未在潞水被杀，那么他很有可能继续向东逃跑。
观察靺鞨东奔与孙万荣东奔的联系，有必要重视上述《资治通鉴》提到的“乙冤羽”。孙万荣挫败王孝杰后于柳城西北筑新城，留妹婿“乙冤羽”镇守。突厥默啜可汗攻破该城后，命令“乙冤羽”去向孙万荣报信。这个“乙冤羽”，岑仲勉推测是“乞四比羽”的误写。理由是，“乞”字连笔书写时与“乙”字非常相像，而“四比”上下相合则容易产生讹误。如，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便作“乞昆羽”。
与“四比”相合形似的字有“𣬋”，它是“㲋”的俗写。㲋，指一种似兔的野兽，书写时常与“兔”或“免”混同。如，“纔”可写作“”，等等。从文字形变的角度看，“四比”误作“冤”是有可能的。此外，靺鞨特殊的汉字表记方式可能是“四比”误作“冤”的另一原因。渤海遗址出土的文字瓦中，有一类殊异字是上下两字合作一字，如“難仏”“卯仁”等。乞四比羽是靺鞨人，他的名字用靺鞨特有表记方式书写，“四比”可能是合作一字的。但中原人看来，则有两种解读：一是把“四比”视作一字，二是把“四比”视作两字。不同人根据不同判断，在不同文献中留下不同记载，后经传抄发生形变，故而产生“四比”作“冤”的讹误。
如果将“乙冤羽”视作乞四比羽的另一种表记，将极大拓展现有关于乞四比羽的认知。首先，该条史料提示乞四比羽不仅全程参与叛乱，而且直至孙万荣兵败前夕仍与他一道行动。其次，揭示乞四比羽是孙万荣的妹婿（李尽忠也是孙万荣的妹婿）。在多族群杂居的营州，跨族通婚并不鲜见。也就是说，乞四比羽是叛乱核心成员。正史为凸显后来建立渤海政权的大氏家族，在靺鞨东奔叙述中刻意强调乞乞仲象和大祚荣，但这不过是“后来之见”。当时，真正起领导作用的无疑是乞四比羽。在孙万荣被杀后，身份特殊的乞四比羽理应顺位成为新首领，率领靺鞨部落及契丹叛军残部继续向东逃亡。
乞四比羽东奔不早于孙万荣兵败，这是理解武周及之后唐朝东北边疆政治格局变化的重要出发点。然而，学界比较常见的观点还有乞四比羽“早期出走说”和“中途出走说”。
“早期出走说”强调乞四比羽等人根本没有参与叛乱。但显然，这种说法与史料记载相抵牾。《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载武则天视乞四比羽等人为契丹“余党”；《五代会要·渤海》直呼他们为“靺鞨反人”。《新唐书·渤海传》言武则天“赦其罪”，说明乞四比羽等人原有谋乱之罪。新罗文人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谓渤海“始与契丹济恶”，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乞四比羽等人与叛军无异。既然乞四比羽不可能置身于叛乱之外，那么他客观上也不可能在叛乱早期出走。
“中途出走说”强调靺鞨集团出走导致叛军势力大减，有学者甚至将其与耶律阿保机所言“世仇”相联系。但需注意的是，耶律阿保机及其家族在李尽忠、孙万荣时代尚未归属契丹。苗润博认为，耶律阿保机家族是在唐开元年间才加入契丹的后来者。径直将李尽忠之乱与耶律阿保机家族历史进行串联，不仅跨度过大，而且缺乏史料依据。即便不考虑这点，以上所述辽东情势亦足以证明，《五代会要》《新五代史》谓乞四比羽和乞乞仲象进入辽东后“分王高丽故地”不可能发生在李尽忠之乱期间。另外，孙万荣兵败东逃之际，未曾想过向辽东求援，这从侧面说明辽东当时不存在独立的靺鞨势力。
总而言之，“亡命东奔”的乞四比羽作为“乱后余音”，富有象征意义地反映了李尽忠之乱被平息后武周东北边疆政治格局的新演变。作为孙万荣东奔的延续，乞四比羽率领的靺鞨部族及契丹残部集团出走辽东的时间应该不早于万岁通天二年后半年。
7世纪末李尽忠之乱的影响是深刻且长远的。乱后，一部分契丹转投突厥，并随突厥进攻武周而再度进入河北战场；另一部分与靺鞨一道进入辽东，成为改变当地政治格局的契因。本文探讨武周李尽忠之乱期间辽东情势，有助于思考以下几个问题。
其一，所谓李尽忠之乱分为“南下”和“东走”两股势力的推论不能成立。该说的前提是承认靺鞨集团于叛乱早期出走，但通过上文论述，可知辽东与河北相互联动，构成一个整体。高仇须露布等材料均说明叛乱期间进攻辽东的贼将就是孙万荣，这意味着叛军没有发生分裂。《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州书》有谓“贼党离心，各以猜贰”。武攸宜在信笺中，为鼓舞将兵士气，翻倍虚报出军数目，刻意营造必胜氛围，尚且只说“离心”“猜贰”，可见叛军没有分裂迹象。
其二，乞四比羽率领靺鞨集团东奔的起点应是幽州。由于没有关注乞四比羽东奔与孙万荣东奔之间的联系，学界多以为靺鞨集团从营州开始出逃。而事实上，在叛乱后期，孙万荣将大本营从营州迁往幽州，以加强对河北战场的掌控。故而，作为传告突厥默啜可汗口信的使者，乞四比羽当是跟随孙万荣从幽州开始向东亡命。
其三，东奔集团中的“高丽余种”很有可能本是辽东高句丽遗民。由于没有重视李尽忠之乱与辽东之间的联系，学界多认为东奔集团的“高丽余种”可能是唐平高句丽后迁居至营州的高句丽遗民。不过，通过本文揭示，可知叛军与辽东高句丽遗民组成的平叛军交战数次。而且，叛军曾一度占领辽东部分军镇，还利用许钦寂等降将招纳更多辽东高句丽遗民。故而，推究东奔集团中“高丽余种”的来源不能不考虑他们本是辽东高句丽遗民的可能性。这些高句丽遗民作为俘虏被叛军截获至辽西；在叛军被击溃后，为躲避惩罚而随同靺鞨集团一道东奔。乱后，武懿宗在河北针对投降叛军的百姓展开残忍杀戮，这或是导致包括高句丽遗民在内的东奔集团出走的重要原因。《旧唐书·外戚传》载：“寻又令懿宗安抚河北诸州。先是，百姓有胁从贼众，后得归来者，懿宗以为同反，总杀之，仍生刳取其胆，后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
李尽忠之乱后，武则天在狄仁杰“罢安东以实辽西”的建议下，降安东都护府为安东都督府，并任命高句丽王嗣高德武出任都督。武周在辽东势力的相对减弱给了东奔到此的靺鞨集团发展壮大的机会，新近研究表明，辽东在渤海建国初期占据十分重要的政治地位。而之前响应武周征召、积极参与平叛的辽东高句丽遗民则被靺鞨势力吸收，成为支持大祚荣建立地方政权的重要军事力量。由此可见，李尽忠之乱作为分水岭，不仅对渤海建国意义重大，更对划分辽东前后两个情势阶段意义深远。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年第1期，注释略去，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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