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丝绸之路，大多数人会马上联想到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中国通往西方的贸易通道，但实际上中国与欧亚大陆西部的连接从史前时代便开始了。
本次展览用234件（套）来自13个国家级博物馆的文物，讲述13国的丝绸之路故事。
展览有中国、俄罗斯联邦、蒙古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波兰、拉脱维亚共9个国家的国家博物馆参与其中。
陆地丝绸之路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第一次用“丝绸之路”来命名横贯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
而在这之前，这条绵亘几万里，延续数千年的丝绸之路早已成为“全球最著名的东西方宗教、艺术、语言和新技术交流的大动脉”。
与丝路文化第一期展览相比，尽管这次展出的中国文物占比有所下降，但依然能从中找到不少有趣的器物。
黄釉骆驼俑充分说明丝绸之路需经过大片沙漠，骆驼取代马成为最得力的交通工具，驮着丝绸、茶叶、唐三彩等物品从中国走向中亚，也把中国的文化传向世界。
博望侯封泥中的“博望侯”说的不是别人，正是丝绸之路的“代言人”张骞。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张骞“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跟随卫青出征并获得漠北战役的胜利。
在青铜时代，游牧文明勃兴，欧亚大陆西部出现了驯化马，紧接着战车也被发明出来。
也正是在这片区域，金属、冶金加工工艺开始迅速扩散。俄罗斯的早期文明图尔宾诺文化因铸造精良的青铜武器而在这个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件倒钩矛在中国境内出土，是当时非常典型的兵器代表，反映了图尔宾诺文化遗存的传播。
有趣的是，传到中国后，古人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将图尔宾诺柳叶型倒钩矛改进成更宽的蕉叶型，并且将兵器转变成礼器般的存在。
茶叶在丝绸之路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展厅中的带有丹尼斯·契切林盾徽的箱子是一个竹制的箱子，用于贮存制成茶砖的茶叶。
有文献记载，光张家口一地每年送到沙俄境内的竹箱便有40多万箱，贸易量达到一万多吨。《恰克图条约》签订后，茶叶走进沙俄帝国平民百姓的生活中。
箱子旁的古董花瓶形状的茶壶颜值颇高，有点像我们的饮水机，只需要把茶叶放进去，加入开水，扭动龙头，出来的便是沏好的茶水。
圣职长袍为18-19世纪沙俄东正教圣职人员在举行仪式时所穿，观众不难通过长袍的质地与图案判断其来自中国。
在18世纪前，俄罗斯本土不产织品，所需要的布料基本从外国进口，不少专家认为这件漂亮的长袍正是在中国下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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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深刻影响了生活在蒙古的游牧民族，传统蒙古文字来源于古维吾尔语字母，而后者则是在粟特语的基础上形成。
蒙古的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各种钱币，成为丝绸之路的另一重要证据。
蒙古也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比如乘驿令牌（复制品）便是它向世界献出的早期“护照”。
这枚铸造于6-8世纪的萨珊银币被认为不是为萨珊商人所有，而是由粟特商人从中亚带到蒙古地区，间接说明当时粟特所控制范围之广大。
丝绸之路穿越了今天哈萨克斯坦的领土。
在古代和中世纪，塔拉兹、讹答剌、白水城和托希尔等城市是主要的贸易中心，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商人通过这些城市前往中亚以及俄罗斯和拜占庭。
青铜鍑一直是欧亚大草原上非常流行的器皿，从中国的黄河流域，到欧洲的多瑙河流域均有发现，且数量众多。
‘金人’服饰和武器的原件出土于哈萨克斯坦的伊赛克墓地，墓主人很可能是曾活跃在草原上的斯基泰人。
斯基泰人被认为很早就驯化了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是最早活跃在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商人，他们曾一度垄断中亚奴隶与丝绸的贸易，还曾带着希腊人来到中国的准噶尔盆地，并将丝绸带到欧洲。
唐朝的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曾详细描述塔吉克人的祖先——粟特人的语言、传统和习俗。粟特人生活的区域是在中亚的锡尔河和阿姆河之间的泽拉夫尚河流域。
在早期历史中，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独立过，先是被波斯人统治，后在亚历山大东征后臣服于希腊人，之后相继被康居的建立者斯基泰人、突厥人统治，到了我们的魏晋隋唐时期才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这件标示“粟特语铭文”的器物出土于片治肯特，后者被称为“粟特之城”，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交汇之地。
在这里曾发现印度教中湿婆神的雕像，雕刻母狼故事的罗马金币，以及与敦煌地区风格相似的壁画。
波斯铭文碗的出土地为沙赫里萨布兹，为全球史上最天才的6位军事家之一帖木儿的出生地。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通常各有一个冬宫与夏宫。在帖木尔帝国建立以后，这里曾被当作夏天的都城。
罗马尼亚作为黑海和多瑙河盆地的一部分，自史前时代直到中世纪，都是连接中亚、南亚和西亚与欧洲、地中海的陆路和海路门户。
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斯基泰部落——一个规模巨大的、使用伊朗语的游牧族群联合体，定居在从蒙古到多瑙河下游之间的欧亚草原。
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另一个说伊朗语的游牧民族——萨尔马提亚人占据了从中亚西部到多瑙河下游地区。
目前所知，正是他们的四处传播，才将包括汉代的玉剑具、特殊的铜镜、武器在内的中国物品带到了东欧。
存贮器皿被认为是受到东方文化影响而制作出来的器物，上面有诸多漏空部分，实际上是之前镶嵌的宝石掉落的缘故。
这件“存贮器皿”出土于罗马尼亚的彼得罗阿塞莱窑藏，这一窑藏身世坎坷，曾被盗墓者盗掘，且出土文物曾遭遇火灾，因此器物上的黑色部分并非褪色，而是被火烧过留下的痕迹。
陈列在展厅一侧的书本《写给大众的地理学》，是目前在罗马尼亚境内最早出版的地理书籍。
作者是一位法国地理学家，写完后经过传教士的翻译，在罗马尼亚大主教的资助下得以在罗马尼亚出版。
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骨笛是用成年熊的大腿骨制作而成，是尼安德特人艺术和情感表达的物证，从而说明古代人类在斯洛文尼亚生活了6万年之久。
展厅中的古罗马玻璃器讲述了丝绸之路上玻璃器的历史。最早的玻璃制作是模制，十分复杂麻烦。
波兰展厅里的展品最能体现各个国家因为丝绸之路跟中国发生的联结，以及欧洲艺术家们对中国元素的迷恋。
与欧洲建筑风格迥异的中式建筑，曾引起波兰贵族的极大兴趣，尤其是在18､19世纪。
《中式凉亭设计图》、《维拉诺夫公园里的中式凉亭》出色地体现了这一点。
景泰蓝抱月瓶讲述了掐丝珐琅在丝绸之路上的特殊角色。掐丝珐琅对于中国来说属于舶来品，最早在迈锡尼文明的手饰耳环中发现这一工艺的存在。
掐丝珐琅工艺于12-13世纪传入中国，并在明代皇帝朱祁钰在位时达到高峰。
景泰蓝在17世纪由荷兰商人带到欧洲，到了20世纪，景泰蓝在万国博览会、世界博览会上惊艳亮相，在欧洲引起轰动，自此被看作最具中国民族特色的器物之一。
人物故事纹瓷盘和三足纹章瓷盘很能体现中国工匠是如何制作出适应西方主题的器物。
“人物故事纹瓷盘”描述的是耶稣诞生的故事，17-18世纪，随着传教士的到来，中国的制瓷工匠受到启发，通过改变主题以迎合西方人的喜好。
纹章瓷盘一直到16世纪才出现，中国工匠通过欧洲人带来的工艺品与绘画作品，直接仿制器物上的纹样，进而制成当时广受欧洲贵族欢迎的纹章瓷器。
作为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拉脱维亚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的终点之一。
整个陆地丝绸之路的展品中有不少克拉克瓷器，拉脱维亚也展出了一件克拉克瓷碗。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海上捕获一艘葡萄牙商船“克拉克号”，船上装有大量来自中国的青花瓷器，因不明瓷器产地，欧洲人便把这种瓷器命名为“克拉克瓷”。
展厅中一只来自唐代的单把杯，是迄今为止在拉脱维亚境内发现的唯一一件中国文物。
这只中国杯子可能是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亚，从那里到达保加利亚的伏尔加，再经斯堪的纳维亚商人转手抵达波罗的海沿岸，它辗转来到拉脱维亚的故事恰好说明了丝绸之路的伟大历史。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航行路线。1913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
被日本史学家宫崎市定称作“南大道”的海上丝绸之路由两段组成。
从中国的广州、泉州出发，北向连接日本、朝鲜半岛，南向沿东南亚穿越马六甲海峡抵达斯里兰卡，被称为东段。
从斯里兰卡沿印度东海岸北上，抵达波斯湾或红海，被称作西段。西段海上丝绸之路还有一条分支，可以抵达非洲东海岸。
陶瓷易碎且沉，陆上运输易造成损坏，故大部分陶瓷外销都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来完成。除了陶瓷以外，沿线的主要贸易物资还有香料，故这条海上交通线又称作“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
阿曼和中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唐朝，当时阿曼著名的港口城市索哈尔被称为“通往中国的大门”。
直到如今，我们仍能在阿曼沿海的港口城市中发现不少来自德化、景德镇的瓷器，说明中国在宋元明清时期一直与阿曼保持往来。
在造访过阿曼的中国人里，最有名的非郑和莫属。他作为司令官，1413-1415年带领中国舰队在阿曼的马斯喀特和佐法尔停靠过。
青花罐枝牡丹纹罐被断代为元代，是为数不多的元青花之一。目前为止从海内外出土的情况来看，当时元青花的产量并不大，但在海陆沿线均能找到踪迹。
元代的青花瓷带着强烈的伊斯兰风格，据此推测，当时的元青花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器物。
‘马达班式’梨形罐是产量巨大的外销瓷，其用途十分广泛，印度商人会拿它装恒河圣水，中国商人则会用其贮存食物，在菲律宾这种梨形罐曾一度用作显赫人士的棺材。
古代柬埔寨主要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分别是印度和中国文化。据说，柬埔寨和中国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公元3世纪。
据记载，古代的扶南在公元285、286、287和357年向中国派遣了朝贡使团。“中国”一词也出现在前吴哥时期的铭文中。
元朝时，曾派使者周达观到柬埔寨的古国真腊驻扎一年，后来留下一本《真腊风土记》，直到今天依旧是我们了解东南亚历史的重要文献。
展厅中有两件铜鼓，一件属于中国，另一件属于柬埔寨，乍看非常相像。铜鼓最早在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中盛行，在春秋时期向东向北传播至广西、贵州、四川等地，向南到达东南亚各国。
日本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开始于5世纪，考古学研究则可以追溯到5万年前。3至7世纪的古坟时代，日本开启了与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交流。
飞鸟时代的日本出现了集权国家，扩大了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引进了大乘佛教和儒家思想。
在属于这一时期的众多考古遗址中，人们发现了大量来自中国的铜镜、武器。奈良时代，日本仿照唐长安城建造了都城奈良；直到平安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达到极致，佛教从众多宗教中脱颖而出，成为日本主流信仰。
展厅中看似不起眼的建窑天目碗体现了斗茶之风以及中国对日本在器物制作上的影响。建窑以产黑瓷著称，这种瓷器在日本被称为“天目釉”。
展厅中的这件柿右卫门彩绘瓷瓶被认为是朝鲜的制瓷工艺、中国的装饰技法与日本的审美趣味相结合的代表。
中国与朝鲜半岛接壤，因此朝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媒介，并对朝鲜半岛的贸易起着重要影响。
展厅中的三彩三足罐为常见的唐三彩，但又罕见地带着银盖，被认为是某位新罗贵族的骨灰盒。
展厅中的玻璃杯再次呈现丝绸之路的魅力。这件出土于金铃冢的玻璃杯并非在新罗制作，而是在西亚制作后经草原之路或丝绸之路流传至新罗。
海上丝绸之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主要以南海为中心。中国境内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
16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成为早期全球化时代的纽带，中国也在新的全球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陶瓷、丝织品为主体的大宗商品从中国绕行非洲，直接运往欧洲，而欧洲的白银则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大量资本的积累，造成明清时期的社会转型。
1998年，一家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的一块黑色大礁岩旁发现了一艘唐朝时期的沉船，将其命名为“BatuHitam”，中文意译为“黑石”号。
这艘船为阿拉伯船，装载着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长沙窑的瓷器更占绝对主力。
展厅中有几件长沙窑瓷器，极好地体现了唐代瓷器的风采。长沙窑始于初唐，兴盛于中晚唐，终于五代。长沙窑瓷器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也是中国釉下彩绘的第一个里程碑，对之后不少铜红釉产品的问世起到奠基作用。
“南海一号”则是南宋初期一艘在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古船，同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
展厅中的龙泉窑菊瓣纹盘、德化窑青白釉印花棱执壶等器物正是出土于南海一号，“龙泉”、“德化”、“景德”这些词汇正是典型外销瓷的组合，而产自这些地方的外销瓷也为复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物资料。
殊方共享——丝绸之路国家博物馆文物精品展
展厅： 中国国家博物馆南7展厅、南8展厅
展期： 2019年4月11日至2019年7月14日
票价： 50元，无优惠措施
Tips
温馨提示
国家博物馆自2019年4月起，实行每天3万人的预约限流，建议提前在国博官网预约。网络预约成功后，携带身份证，直接从国博北门西侧入口安检入馆即可，可省去不少时间，免去排队等待入馆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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