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契丹建国前史发覆——政治体视野下北族王朝的历史记忆
摘 要：契丹王朝官方叙述中的建国前史与历代中原文献的相关记载在空间、时间两方面均存在巨大矛盾，其背后隐藏着罕为人知的历史本相：阿保机家族是在唐开元年间才加入契丹的后来者，该家族取代契丹旧部建立王朝后，以自身家族史作为民族集团的历史，自然与此前500 余年间契丹的实际衍变过程大相径庭。在政治体研究的视野下，从来没有哪个家族天生就是民族集团的统治者，但他们获得最高权力后总热衷于将本家族的历史打扮成整个民族史的模样。发掘统治家族史与民族集团史间的区别与断裂，对于重新审视北族王朝的历史记忆具有普遍性意义。关键词：契丹 建国前史 政治体 北族王朝 历史记忆就研究范式而言，中国古代民族史堪称21 世纪以来突破最为显著的学术领域之一。经典的民族史研究习惯于将分析对象视作相对稳定的血缘群体，“追溯”、“还原”其起源、迁徙、壮大乃至建立政权的发展历程。如此研究取向之形成，一方面根植于传统文献中民族史叙述本身所固有的一元线性的逻辑陷阱，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研究者将近代以来才真正形成的“民族”概念推衍至古代。近年来，随着政治体视角的引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既有历史文本及研究成果所隐含的根本性缺憾，转而将前现代“民族”的本质视作对政治体认同的建构过程，取得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向学界昭示了古代民族史研究全新的可能性。然而具体到中古北方民族早期历史领域，资料极度匮乏始终是寻求进一步突破的最大瓶颈。研究者面对的要么全是异域他者的记录，要么只有该民族集团自身的叙述，很少能遇到两类不同系统的文献同时独立存在且可相互质证的情况。因此，尽管已经意识到既有民族史叙述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但如何在实证层面予以落定，仍需要漫长而艰辛的探索。带着以上问题全面审视有关中古北族的文献记载就会发现，契丹早期史这一个案具有独特的价值：一方面，自《魏书》开始，中原历代正史皆设《契丹传》，形成一套500余年赓续不断的文献谱系；另一方面，契丹人建立的辽王朝对其建国前史也有一套自我言说，较为隐晦地保留在元朝末年所修《辽史》之中。这样的史料条件为我们开展比较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样本，只不过受制于固有叙述框架，既往研究对相关资料分析不足，致使契丹早期史所具有的典型意义遭到相当程度的低估。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不同文献系统所记契丹建国前史的差异切入，挖掘辽朝自身早期史记忆的特质，揭示其背后罕为人知的历史本相，并希望以此为例，探讨北族王朝在历史叙述方面可能存在的共性问题。一、元修《辽史》的文本批判与辽朝自身历史叙述的回归契丹自公元4 世纪始见记载，此后500 余年间中原史籍多有关于特定时期契丹历史的片段性记录，但并未形成连贯的叙述脉络；直至14 世纪中叶成书的元修《辽史》，方才出现了一套完整的契丹建国前史，即该书《营卫志·部族上》所记北魏古八部—隋十部—唐大贺氏八部—遥辇氏八部—阻午可汗二十部—阿保机建国的叙述框架。作为官修正史的权威记载，《营卫志》常常被看作契丹早期史研究最核心的原始文献，构成了数百年来人们的常识性认知，治史者无论遵从抑或修正，都未曾跳脱这一框架。然而该文本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却很少有人关注。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傅乐焕就曾对《辽史·营卫志·部族上》的文本来源和编纂过程作过较为深入的研究，通过将该卷内容与历代正史《契丹传》进行逐一对比，认定其实乃“元人杂糅旧史记录及南朝传说”而成。换句话说，以往被奉为经典的文本纯属元朝史官新作的二手材料，其中所见契丹史脉络是元人杂糅中原、辽朝两方文献的结果，事实上完成了对契丹早期史的系统性重构。这种重构的基本方法是将北方文献系统所保存的零星记载镶嵌、榫接到前代正史所勾勒的框架之中，其结果是以后世史官的线性追溯取代了契丹王朝自身的历史叙述。这样一篇拼凑而成的二手文献看似整饬实则漏洞百出，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经不起推敲。我们不禁要问：以往所习知的契丹早期史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辽朝当时人的历史记忆与叙述？契丹王朝究竟如何看待、记录自己建国以前的历史？要回答这些问题，唯有彻底摒弃后世史家所铸框架，尽量回归辽朝当时的历史叙述；在实际操作层面，则须对原本已经很少的历史文本再“做减法”，即运用史源学的方法对《辽史》所见契丹早期史料进行仔细甄别、批判，剔除金、元两代史官根据中原文献及自身理解所新增的内容，剥离出辽朝自身的历史叙述。通过系统清理和筛查，我们发现今本《辽史》保留的未经金元史官拼接重构的契丹早期史零星材料，散见于《太祖纪》《营卫志》《兵卫志》《地理志》《礼志》《世表》等篇什，数量虽然不多，但基本脉络清晰，内在逻辑一致。其中最为集中的叙述见于《太祖纪》卷末赞语对始祖奇首可汗以下历史的记录：奇首生都庵山，徙潢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让阻午而不肯自立。雅里生毗牒。毗牒生颏领。颏领生耨里思，大度寡欲，令不严而人化，是为肃祖。肃祖生萨剌德，尝与黄室韦挑战，矢贯数札，是为懿祖。懿祖生匀德实，始教民稼穑，善畜牧，国以殷富，是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为契丹遥辇氏之夷离堇，执其政柄……太祖受可汗之禅，遂建国……
此段文字的直接史源为陈大任《辽史》，而其源头则可溯至辽朝当时的官修史乘。关于辽朝官方文献所记先祖事迹的具体形式，《辽史·世表》引辽耶律俨《皇朝实录·纪》云：“太祖四代祖耨里思为迭剌部夷离堇，遣将只里姑、括里，大败范阳安禄山于潢水。”此事未见于他处。冯家昇指出：“今《辽史》本纪断自太祖，太祖以前事不提，此处所见俨史则远追唐之中叶，岂《太祖纪》前亦有序纪，如魏收《魏书》者耶？”作为元修《辽史》的主要史源，《皇朝实录》在《太祖纪》前原本可能有记载先祖事迹的“序纪”，此说颇可信从，不过从今本《辽史》的引用情况判断，耶律俨书中此内容之篇幅恐不会太长，未必能如《魏书》般独立成卷名曰“序纪”，而更可能是冠于全书之首的一段独立记载。无论是否以“序纪”命名，辽末官修《皇朝实录》曾专门集中记载先祖事迹，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高度重视，其中有关建国前史的“权威叙述”，更构成研究契丹王朝历史记忆问题的核心材料。全面爬梳《辽史》可知，这套叙述的基本脉络包括：（1）辽乃轩辕之后；（2）始祖奇首可汗事迹，包括其出生、迁徙及辽朝立庙祭祀等事；（3）阿保机七世祖涅（雅）里事迹，称其立遥辇阻午可汗，创设各项制度；（4）阿保机六世祖毗牒、五世祖颏领仅记姓名，全无事迹；（5）阿保机四世祖以下至其父，每代简述其功业。其中核心构件有三：始祖奇首、七世祖涅里、轩辕后裔，实际上牵扯出三方面的问题：辽朝历史叙述的本质特征、辽朝统治家族与契丹最高权力之间的关系、辽朝统治者与华夏文明的关系，每一方面都值得详细讨论。限于篇幅，下文主要围绕第一方面展开，必要时适当涉及另外两者。在今本《辽史》的叙述框架中，元朝史官视奇首可汗为全体契丹人之共同始祖，并将其时代附会到契丹初见史籍的北魏时期，故有所谓“奇首八部”、“奇首故壤”之说。受此影响，研究者或以奇首为契丹起源初期的神话人物，或将其对应于鲜卑大人轲比能、宇文始祖莫那这样的历史原型。其实回到辽朝当时的历史叙述中不难发现，奇首的首要定位本为统治家族的始祖，涅里是其一脉相承的后代，再传数世至阿保机。前引《太祖纪赞》称“奇首生都庵山，徙潢河之滨，传至雅里，始立制度”，从奇首到雅里用一“传”字，显示出家族内部的自然传承；《太祖纪》在平定诸弟之乱后称：“上登都庵山，抚其先奇首可汗遗迹，徘徊顾瞻而兴叹焉。”所谓“其先”显指阿保机家族先祖，当时统治集团内乱频仍，最高权力屡遭诸弟觊觎，阿保机抚奇首遗迹而徘徊兴叹，当是希望通过凭吊先祖的“记忆之场”来凝聚家族内部的认同。仅凭个别字句的推测当然不足以说明问题，我们需要考察奇首可汗的活动范围来证实上述判断。《太祖纪赞》称“奇首生都庵山”，都庵山的所在是须首先敲定的问题。早先的研究者受元朝史官误导，试图在中原文献所记契丹早期的活动区域内寻找，以致众说纷纭；晚近论者则遵循《辽史》本身的线索逐渐接近鹄的。太祖七年（913）阿保机平定诸弟之乱的行军路线中涉及都庵山：（三月）其（引者按：指剌葛）党神速姑复劫西楼，焚明王楼。上至土河，秣马休兵……夏四月戊寅，北追剌葛。己卯，次弥里，问诸弟面木叶山射鬼箭厌禳……（五月）甲寅，奏擒剌葛、涅里衮阿钵于榆河，前北宰相萧实鲁、寅底石自刭不殊。壬戌，剌葛、涅里衮阿钵诣行在，以稿索自缚，牵羊望拜。上还至大岭……丙寅，至库里，以青牛白马祭天地……六月辛巳，至榆岭，以辖赖县人扫古非法残民，磔之。甲申，上登都庵山，抚其先奇首可汗遗迹，徘徊顾瞻而兴叹焉……壬辰，次狼河，获逆党雅里、弥里，生埋之铜河南轨下……庚子，次阿敦泺……秋八月己卯，幸龙眉宫，
逆党二十九人。此段所涉诸地已难一一详考，但通过关键位置的确定及对征程的总体把握，还是可以勾勒出大致路线：三月末阿保机在土河（今老哈河）、临潢府（今巴林左旗）附近，四月初启程北追剌葛，五月初在榆河（今科尔沁右翼前旗西北海勒斯台郭勒）擒获剌葛等人后开始南归，当月下旬回至大岭（今大兴安岭山系），六月中旬途经都庵山，下旬至狼河（今乌里吉木伦），至八月十日方回到上京临潢府龙眉宫，征程结束。
任爱君首先分析过这一路线，认为奇首最初生息之地靠近大兴安岭山系，位于今巴林右旗赛汗罕山（契丹黑山）一带。其论证过程虽有瑕疵，但所指大致区域并无差误。杨军亦据此路线指出“都庵山在乌里吉木伦河上源以北，更可能是在科右前旗的海勒斯台郭勒和乌里吉木伦河上源之间，在辽上京北略偏东方向”，“在庆州黑山附近”，进而推定《熙宁使虏图抄》所见“犊儿山”及《辽史》所见“兔儿山”、“吐儿山”很可能就是都庵山，在今内蒙古扎鲁特旗西北霍林河（呼林河）源处。此定位更为具体，最后以都庵山即犊儿山乃据现代汉语发音立论，与辽代汉语音韵实际情况恐有龃龉，但将都庵山定位在庆州黑山山系北部当无疑问。既知奇首出生地在辽庆州黑山山系北部（今大兴安岭南麓），由此“徙潢河之滨”，那么潢水流域的具体居所又在何处？《地理志》“上京道·龙化州”条云：“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称龙庭。”关于该州的具体位置，《辽史》仅称“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范围模糊，招致研究者种种猜测。《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于今内蒙古奈曼旗八，仙筒，位于土河下游以东、潢河以南，这是目前学界最为通行的观点；冯永谦则结合城址调查情况认为当在库伦旗扣合子镇，其地更在谭图所示区域之东南方向；新近又有论者声称，根据新出辽墓所见墨书题记残片可将该州确定在通辽市开鲁县境内。这些观点的共同之处在于试图去潢水中下游流域寻找龙化州的位置，但又无法提出有力证据支持其说。笔者在宋人语录中找到一条前人忽视的记载，或可证明以上思路存在方向性问题。宋英宗治平四年（辽道宗咸雍三年，1067）陈襄使辽，辽方以萧好古、杨规中为接伴使、副。陈氏归朝后作《使辽语录》，详载沿途见闻，其中有云：（五月十六日）宿望京馆……规中云：“今日甚热，接伴观察住龙化州，不识此热也。”……（六月）七日，至广宁馆。道过小城之西，居民仅二百家。好古云：“此丰州也。”又经沙陀六十里，宿会星馆。九日，至咸熙毡馆……十日，过黄河。好古云：“黄河上源，出于龙化州界。”将至黑崖馆，臣坦云：“此去上京几何？”指东北曰：“三百里。”
对照同时期使辽的沈括所著《熙宁使虏图钞》，可以清楚地获知陈襄等人的行进路线：六月七日，路过丰州，经停会星馆、咸熙毡馆，十日渡过潢水（黄河）， 此时接伴使萧好古告知陈襄等人“黄河上源，出于龙化州界”。五月中接伴副使杨规中所言“接伴观察”即指时任泰州观察使的萧好古，可知萧好古本人长期居住在龙化州，则其称此州边界在潢水上源附近，必得其实。据《地理志》载，此州治下有一刺史州、一县，辖区不小，结合本纪建州“潢河之南”的记载可知，作为奇首龙庭、阿保机神册元年（916）受禅之所的龙化州，大致范围应在潢水上游南岸、丰州西北一带，具体方位有待详考。结合都庵山的大致位置，我们认为《太祖纪赞》“奇首生都庵山，徙潢河之滨”反映的很可能是从庆州黑山北部迁至潢河上游南岸的过程。据《地理志》载，永州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可见在辽朝的历史记忆中，永州地区也是与奇首可汗有关的一个重要地点。史称“东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号永州”，则该州当在潢水西南、土河西北，二者交汇处附近。从相对位置推断，奇首可能是从潢水上游的龙化州顺流而下到达永州。辽朝历史叙述中始祖奇首的活动轨迹是由庆州黑山北部迁至潢水上游南岸，后沿潢水而至于永州。稍加对比即可发现，这种空间记忆与辽以前历代文献所记早期契丹的活动范围、迁徙路线相去悬远。元朝史官在纂修《营卫志》时，想当然地认为辽人所记始祖一定对应于中原文献所记契丹初现的北魏时期甚至更早。以往辽史学界关于契丹早期居地的认识，多受《营卫志·部族上》误导，认为其一开始就活动于“奇首可汗故壤”即潢、土二河之间，而忽略了契丹居地存在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将在潢、土流域的活动时间大大提前，许多重要问题也因此被遮蔽。与此不同的是，研治中古史地者则注意到另外一种面向。严耕望综合《魏书》《隋书》《通典》《新唐书》诸书指出，自北魏至唐前期，契丹衙帐始终在营州之北或东北200— 500里，唐初松漠都督府应在辽泽源头今库伦旗小库伦一带，东邻高丽，西与奚以努鲁尔虎山（唐称松陉）为界。此时长期统治潢水上游、土河下游区域（即后来辽朝腹地）的是奚，其衙帐位于潢水北岸石桥一带（今巴林桥）， 潢水上游又名弱落水、饶乐水，北魏登国三年（388）曾大破库莫奚于弱落水，唐初奚“理饶乐水北”， 故以其衙帐为饶乐都督府，即辽代饶州。新近更有学者具体指出唐前期奚人居地四至为：东至努鲁儿虎山一带，东南拒大凌河，西至滦河上源，南抵滦河以北，北达西拉木伦河以北。以上论说极具洞见，我们曾全面搜罗涉及十六国末至唐初契丹具体活动地点的史料，所得范围与严氏所论完全吻合，竟无一例显示契丹曾出没于潢、土二河之间及潢水上游。那么在中原文献中，契丹究竟是何时西迁至土河以西潢水上游地区的呢？天宝十载（751）安禄山征讨契丹，“过平卢千余里，至土护真水，遇雨。禄山引兵昼夜兼行三百余里，至契丹牙帐”， 《旧唐书》称此战发生于“潢水南契丹衙”。时契丹衙帐在土河以北300里外，当处潢、土二河之间及潢水上游区域。严耕望据此指出，最晚在天宝之前，契丹渐强，西侵奚境夺其衙帐，而自迁于奚衙故地，唐因饶乐府故地置松漠府以羁縻之，而奚人则南迁五百里至土河上游另立新衙，故《新唐书·地理志》蓟州条才会出现“至奚王帐六百里，又东北行，傍吐护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帐”的记载。严氏又据《通鉴》武周神功元年（697）三月孙万荣“于柳城西北四百里依险筑城”、后为突厥所败的记载，推测契丹此时或已西迁至潢水上游，占领奚地。《新唐书·地理志》此条本出贞元时贾耽《皇华四达记》，大致反映了唐后期契丹、奚居地的位置关系，严氏天宝前契丹已西迁之说当可信从。不过关于西迁的具体时间节点，还有再加斟酌的余地。李尽忠、孙万荣兴兵时，契丹确有西进之举，然其势力恐未达于土河以西、潢水上游。《通鉴》记孙万荣所筑新城在营州西北四百里，其地最多至于土河中游，距潢水上游的奚人衙帐甚远。考张说《为河南郡王武懿宗平冀州贼契丹等露布》记神功元年突厥攻契丹事，称突厥大军“掩集柳城”，致使契丹“巢穴是空，胎卵皆覆”，知当时契丹统治中心仍在营州附近。更须注意的是，此后约30 年间，除稍稍西进外，契丹不仅未出现在北方的潢水上游，反有明显南移。唐廷经略多年的东北防线因“营州之乱”而崩坏，此后至开元四年（716）重新降唐以前，文献所见契丹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蓟州、檀州（渔阳）以北地区。中宗神龙三年（707），“沧州刺史姜师度于蓟州之北涨水为沟，以备契丹之寇”；先天元年（712）“奚、契丹二万骑寇渔阳，幽州都督宋璟闭城不出，虏大掠而去”。最能反映当时，契丹居地的是唐廷的一次主动出击：“开元二年夏，诏与左监门将军杜宾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众二万，出檀州道以讨契丹等……六月，师至滦河，遇贼，时既蒸暑，诸将失计会，尽为契丹等所覆。”所谓出檀州道当即取古北口过摘星岭而东走，两万大军于滦河遭敌军全歼，足见彼时契丹主力当在滦河上游一带。结合前引孙万荣筑城土河中游一事，似可推断“营州之乱”至归唐以前，契丹活动范围当已西扩南侵至滦河上游、土河中上游地区。上述情况在开元中后期发生了显著变化，直到此时，契丹才开始与潢水上游地区产生交集。开元四年八月，契丹王李失活、奚王李大酺因突厥败亡重新归唐，玄宗仍封以松漠、饶乐二都督，名称一依其旧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两蕃统治中心较唐初尚无太大更动，潢河上游（饶乐水）仍属奚地。十八年五月，契丹军事统帅可突于胁奚叛唐，归降突厥。二十年初唐朝出塞击两蕃，“以礼部尚书、信安王袆率兵讨契丹……三月，信安王袆与幽州长史赵含章大破奚、契丹于幽州之北山”，“幽州之北山”又被记作“白山”或“白城”，当即妫州北百里之白云城。是役契丹惨败，《旧唐书·契丹传》称“可突于率其麾下远遁，奚众尽降”《通鉴》称“余党潜窜山谷。奚酋李诗、琐高帅五千余帐来降”。曾成指出所谓，“奚众尽降”实仅指李诗所部，而非全体奚人，此役后奚人分裂，一部分归唐，一部分留居塞外，所论甚确。而笔者注意到，此战结果在《新唐书·乌承玼传》中作“斩首万计，可突于奔北奚”， 则可突于兵败后所谓远遁乃投奔留居塞北之奚人。与此相应，樊衡《为幽州长史薛楚玉破契丹露布》记载了可突于兵败后的逃遁路线：“残凶游魂，假气绝徼，自以为黄河泾山可以保天险，悬塞沙漠可以逃灵诛。陆梁穷荒，迷肆不复。我王师远略，是以有黑山之讨。”此黄河即潢水，与所谓“奔北奚”合观，知当时奚人确有残部存于潢河上游，固守饶乐都督府之旧地，可突于战败北逃至此。换句话说，直至开元二十年，契丹方才首次进入潢水上游地区。可突于北奔奚地后不久，唐军追袭而至，即上引《露布》所称“黑山之讨”， 此战在新近公布的《刘思贤墓志》中被明确记作“（开元）廿载，奉使与平卢等军截黄河而东注，凌黑山而北走”，此黑山正是位于潢水以北、后来辽代庆州北部之黑山，应该也是这座辽代圣山首次与契丹发生关联。可见契丹当时不仅占据了潢水上游的饶乐都督府，其活动范围还可能已拓展至庆州黑山地区。契丹北逃后虽连受重创，但却并未被彻底摧垮，而是逐渐在此区域站稳了脚跟，继续与唐军周旋。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双方战于都山（今辽宁建昌县南大青山）之下，此战中可突于纠集余众，联合突厥、渤海、奚各部协同作战，大败唐军。《露布》称该年四月唐军再次远征，“陵赤山，下寒谷，绝泱漭，横大漠，以四月二十三日夜，衔枚渡黄河，质明顿夫松漠漠庭”，此“松漠漠庭”显即潢水北岸的原饶乐都督府，只不过到彼时早已易主。以往研究《露布》者并未注意到的是，开元二十二年《 张休光墓志》有一段可与之参证的记载：以良家子调补清夷军仓曹兼本军总管，后以军功，有诏赏绯鱼袋。憬彼东胡，独阻声教；蹂践沙漠，蒸涌嚣氛。皇灵远铄，爰整其旅。君躬援甲胄，属当戎行。短兵既交，摧然陷没。
“东胡”即指契丹，墓主张休光携子随军远征，父子双双阵亡，“以开元廿二年十月廿二日归葬于河南北山平乐乡之原”。从归葬时间、作战地点及背景描述看，此战当即《露布》所记二十一年四月远征“松漠漠庭”一役；志文所谓“蹂践沙漠”， 正是墓志书写者对契丹本不居于此地而攘夺侵占的描述，与上文所论若合符契。开元二十二年末可突于为部将李过折所杀，余党泥（涅）礼旋又杀过折，契丹政权几度易主，但还是保持了可突于时代所占奚人旧地，并渐得唐廷默许，此可在张九龄《曲江集》所收诏书抬头的微妙变化中略窥端倪。二十三年七月，涅礼斩过折，八月两蕃再度归顺，唐廷册封后赐诏称“敕松漠都督、右金吾卫大将军涅礼”， 封号依旧而辖境已与唐初有别。与此同时，赐奚王诏曰“敕奚都督、右金吾卫大将军归诚王李归国”既为正式官名却未称“饶乐都督”，正好反映出契丹夺占奚地、饶乐府易主的尴，尬局面。是年九月，唐廷遽改奚饶乐都督府为奉诚都督府，个中缘由恐怕也正在于此，即从事实层面承认了契丹对潢水上游地区的控制权。行文至此，我们终于理清了辽朝建立以前历代文献所见契丹居地的变迁过程：自十六国末期至唐初，契丹的活动中心始终位于今朝阳以北、以东，辽水、白狼水之间，地近高丽，西界最远达土河中游东岸；李尽忠、孙万荣时期始有西进之意，至开元初年拓展至土河中上游及滦河流域；可突于时方迁至潢水上游地区，占据奚人衙帐，进而以此为根据地开启了契丹发展的新纪元。不言而喻，这样一条变化轨迹与上节辽朝官方文献所记始祖奇首的迁徙路线存在巨大矛盾（见下图），不仅证实了辽朝历史记忆中奇首的首要定位并非契丹共祖而是皇族始祖，更重要的是启发我们从空间的角度重新思考整个王朝的历史记忆问题。北魏至唐契丹集团迁徙路线与奇首可汗活动轨迹对比示意图辽朝官方的空间记忆与中原文献所见契丹集团的迁徙轨迹呈现出明显断裂。始祖奇首从庆州黑山北部迁至潢水上游流域，进而到达潢、土交汇之处，与之相应，辽方文献系统所记契丹建国以前的活动地点亦全部限于这一范围（即辽上京道）。剔除《地理志》中金元史官根据中原记载增加的追溯文字，可以考见凡涉及契丹建国以前居地的条目皆在上京道，分别为祖州、庆州、永州、仪坤州、龙化州、降圣州、饶州、丰州、松山州、宁州，零星记述了阿保机历代祖先及同时期其他部族的活动情况；原本契丹长期驻帐的朝阳以北、辽水以南地区反而丝毫不见建国以前的踪迹，所记均为太祖以下的开土建置。以最著名的中京道兴中府（即今朝阳）为例，《地理志》此条先述历代沿革，叙唐以后情况云：唐武德初，改营州总管府，寻为都督府。万岁通天中，陷李万荣。神龙初，移府幽州。开元四年复治柳城。八年西徙渔阳。十年还柳城。后为奚所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择其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节度。
其中自“十年还柳城”以上，显系金元史官据中原文献拼凑而成，提及契丹占营州仍称“陷”字，全袭唐人立场，可知辽朝文献并无相关叙述；而自“太祖平奚”以下文字的最初来源当为辽方记载，所述该地建置始于阿保机时期。《地理志》中其他关于契丹西迁潢水上游以前居地的记载皆与此类似，剥除后人追述，所剩辽方记录似乎给人以阿保机建国前契丹从未在此出没的印象。由此可知，辽皇室祖先的活动区域从根本上框定了契丹王朝建国前史叙述的空间范围，故其他契丹旧地在这套叙述中几乎全无印记。换言之，辽朝官方叙述反映的只是阿保机家族的记忆，断不可与整个契丹集团的历史等量齐观。结合《辽史》中其他零散资料，我们还可以从空间记忆的断裂中提取到始祖奇首传说所蕴含的时代信息。《地理志》“庆州”条有云：“辽国五代祖勃突，貌异常，有武略，力敌百人，众推为王。生于勃突山，因以名；没，葬山下，在州二百里。”所谓“辽国五代祖勃突”显指阿保机五世祖，但奇怪的是，在前引《太祖纪赞》称阿保机五世祖名颏领，且毫无事迹可言，二者当来源于不同的历史叙述系统，未可贸然勘同。《地理志》此条的直接史源为陈大任《辽史》，而其最初源头或许是金代尚存的区别于《皇朝实录》先祖事迹的其他辽朝史料。这样游离于权威叙述之外的记忆碎片折射出别样的历史光影：晚至阿保机五代祖时代，其家族尚主要活动在庆州附近山区，当处兴安岭山系南段。据《地理志》“祖州”条，阿保机四世祖耨里思以下先祖皆出生于潢水以北不远的临潢府地区，号曰祖州，可知该家族由庆州山区南迁至潢水流域当完成于五世祖时期，这一路线与奇首的活动轨迹基本吻合。由此看来，所谓始祖奇首由都庵山迁至潢水之滨的记忆，很可能浓缩了唐开元以前该家族的发展史，从中既可看到阿保机五世祖的影子，亦可理解为契丹历代先祖不断迁徙、最终在勃突之世完成这一漫长历史过程的曲折反映。上引《皇朝实录》称“太祖四代祖耨里思为迭剌部夷离堇，遣将只里姑、括里，大败范阳安禄山于潢水”，当即前述天宝十载安禄山北征契丹败绩之事。由此四世祖的生活年代上溯20年，知阿保机五世祖当活动于开元二十年前后，恰与契丹败逃潢水的时间相合。也就是说，阿保机家族由庆州山区南迁潢水流域，很可能正当可突于北遁后纠集诸蕃对唐作战之时。经过战争洗礼与部落重组，该家族融入契丹政治集团，并逐渐成为其中的核心力量。如此时代特征隐约又与辽人记忆中的奇首可汗有几分关联。《耶律曷鲁传》载“太祖为迭剌部夷离堇，讨奚部”，曷鲁前往游说曰“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顾力单弱，使我求援于奚，传矢以示信耳”， 曷鲁为阿保机同族，其中“我祖奚首”显即奇首，从“夷离堇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的叙述来看，奇首距离阿保机时代似乎不会太过邈远，且该家族先祖曾与汉人发生过战争，并受到重创。由此言之，始祖奇首传说蕴含的历史信息或许较为模糊，但其实际指向的时间下限当在唐开元之世。辽朝历史记忆在空间方面的断裂性已如上述，本节将着眼于这种断裂在时间维度的表现，即历史叙述的时间上限。相比曲折隐晦的空间表达，辽朝历史记忆的时间上限较为直观，唯因受元修《辽史》干扰，学界迄未充分留意。经过史源学的清理不难发现，元朝史官实际上是将中原文献所记贯穿整个唐代的所谓“大贺氏”时代拦腰截断，与辽人口中的遥辇时代对接，拼合成一条线性发展的叙述脉络。剔除这类拼合成分可以清楚地看到，辽朝历史叙述的时间断限与中原文献所见长达500多年的契丹建国前史大相径庭。关于历史记忆的上限，最直接的表达见于辽兴宗朝史官萧韩家奴的谏言：“臣闻先世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自夷离堇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尊称。臣以为三皇礼文未备，正与遥辇氏同。”其中提到遥辇首任可汗洼死后，契丹衰微，阿保机先祖涅（雅）里立阻午为可汗方重振国运。所谓遥辇时代共九任可汗，其后裔在辽朝被称作遥辇九帐。值得注意的是，萧韩家奴将遥辇比作华夏之三皇，亦即历史叙述的起点。又如《礼志序》云：“自其上世，缘情制宜，隐然有尚质之风。遥辇胡剌可汗制祭山仪，苏可汗制瑟瑟仪，阻午可汗制柴册、再生仪。其情朴，其用俭。”此段的直接来源当系陈大任《辽史·礼仪志》，而原始内容则应本自辽时相应志书，其中亦称遥辇为“上世”，辽朝各项契丹本族礼俗皆为当时所立。这种记忆范围更突出地体现在官方史书的命名上。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六月，“诏前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等编集《国朝上世以来事迹》”。此次纂修之书亦名“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或“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 再明白不过地将遥辇作为建国前史的时间上限。与官方口径一致，辽代契丹人传记资料追述先祖事迹，上限亦最多达于遥辇时代。如《萧敌鲁传》云：“五世祖曰胡母里，遥辇氏时尝使唐，唐留之幽州。” 《萧塔列葛传》则云：“八世祖只鲁，遥辇氏时尝为虞人。唐安禄山来攻，只鲁战于黑山之阳，败之。”其中提到大败安禄山一役，即前引《皇朝实录》所记耨里思“遣将只里姑、括里，大败范阳安禄山于潢水”，只里姑当即只鲁。大安六年（1090）《萧袍鲁墓志》更明确称：“自遥辇建国以还，洎太祖开国而下，文武奕代，将相盈门。”此志文作者乃辽末著名史官王师儒，对当时官方历史叙述自然十分熟稔；墓志称遥辇“建国”、太祖“开国”，二者在汉语中原本词义差别不大，但此处显然试图有所区分，来表现两个时代的不同特征，或许“建国”是将遥辇作为契丹集团建立的起点及初始阶段，而“开国”则指发展到最高阶段开创王朝。此外，近年来陆续在契丹文碑刻中发现的阿保机家族先祖习撚·涅里及遥辇可汗鲜质、痕德堇的踪迹，所反映的记忆上限亦与上述汉文文献完全相符。历史叙述的时间上限当在洼可汗开启的遥辇时代，但其所对应的具体时期，辽人并未给出明确线索。遥辇首位可汗洼仅见于上引《萧韩家奴传》，继任者阻午及所谓阿保机先祖涅里记载又极含混。元修《辽史》曾试图将此三人嵌入中原文献所见契丹史中，拼成由大贺氏到遥辇氏的过渡，但其中一系列比定的主要依据，仅仅是辽方文献中涅（雅）里与《旧唐书》所记“泥礼”读音的近似，且自相矛盾之处颇多。小川裕人、田村实造等学者曾多有质疑，但又无法提出新的证据。看来要彻底弄清遥辇时代的实际上限，还须另辟蹊径。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阻午可汗。《兵卫志序》称：“大贺氏中衰，仅存五部。有耶律雅里者，分五部为八。”这一记载的史源当为金陈大任《辽史·兵志序》。如李桂芝所论，其中“分五部为八”实际所指，应该是《营卫志·部族下》所记阻午可汗将迭剌、品、楮特、乌隗、突吕不五部分为迭剌、乙室、品、楮特、乌隗、涅剌、突举、突吕不八部的过程。只不过陈大任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原始材料进行了加工，将中原文献所谓大贺氏契丹与辽朝文献之遥辇氏对接，这才有了“大贺氏中衰，仅存五部”的说明，恐与史实相去甚远。但无论如何，阻午可汗“分五部为八”确非虚语，那么此次分析部族的背景又是什么呢？与元修《辽史》基于先入之见称契丹自北魏以来即有八部的误说不同，中原文献明确记载契丹有八部实已晚至开元年间。据《旧唐书·契丹传》，开元四年契丹首领李失活归降，复置松漠都督府，“其所统八部落，各因旧帅拜为刺史”；《册府元龟》中开元十二年三月赐奚及契丹敕书云：“契丹有八部落，宜赐物五万段”，知开元前期契丹确为八部。这种情况在可突于时期发生了变化，近年公布的唐朝平叛将领或其后裔墓志中保留了珍贵线索。《麻令升墓志》曰：“先□□□此，宣慰使卢从愿奏，开元世□□内巡□乌知义河北间，破契丹□□□□□□可突于等三部落，衙帐□□格酬勋，名成上柱国。”志文虽残，然大意可通，所记当为麻氏先祖从乌知义破契丹三部而官拜上柱国之事。《刘思贤墓志》亦云：“（开元）廿载，奉使与平卢等军截黄河而东注，凌黑山而北走，大破契丹三部落。”二者皆记唐军破契丹三部落之事，前者称在可突于时，后者更明确提到时间、地点，所指正是上节所论开元二十年可突于率契丹北奔潢水上游以后发生的激战。曾成最先注意到这些记载，并据此指出：“契丹本有八部，如果可突于之乱造成其中三部落被摧破的话，则正好与《辽史》所谓‘仅存五部’的说法相合。”将墓志所记大破契丹三部与《辽史》“仅存五部”之说联系起来，洵具卓识。就本文所论而言，这种印合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直接证实了阻午重新划分部族是契丹迁至潢水上游、遭遇重创后的结果，因知阻午实际年代当在开元二十年之后，这就为探讨契丹早期历史的诸多问题提供了可靠的时间坐标，契丹王朝历史记忆的上限亦由此确定。除了辽朝文献与中原墓志的难得印证外，作为时代名称的“遥辇”一词的音义本身也很能说明问题。辽人多称建国前契丹统治者为“遥辇氏”，但关于此所谓“姓氏”的起源却未有明言。我们注意到《契丹国志》里有如下记载：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至阿保机变家为国之后，始以王族号为“横帐”，仍以所居之地名曰世里著姓。世里者，上京东二百里地名也（今有世里没里，以汉语译之，谓之耶律氏）。复赐后族姓萧氏……故北番惟耶律、萧氏二姓也。
《契丹国志》乃元朝书贾抄撮宋代史料而成，此段自不例外。文内画线部分略见《通鉴考异》节引赵至忠《虏廷杂记》，具体文辞多所契合，知《契丹国志》亦当出自赵氏之书，且较温公所引更为详细，其中多出的内容包含重要的历史信息。尤其是开首所称“契丹部族，本无姓氏，惟各以所居地名呼之，婚嫁不拘地里”，对于解决“遥辇氏”的来源十分关键。赵至忠在辽为官多年，据他说契丹之有姓氏始自阿保机建国后分耶律、萧二姓，此前一直是“各以所居地名呼之”，甚至就连耶律氏也是根据阿保机家族当时所居地来命名的。循此线索，我们发现所谓“遥辇”最初很可能也是由地域之名衍化而来。遥辇在汉文文献中又被称作“遥里”，而在契丹文墓志中也有、两种形态，前者为阳性，后者为阴性，分别对应遥辇、遥里两个读音。值得注意的是，契丹发展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地名正与后者读音十分相近，那就是西拉木伦河在唐代的名称“饶乐”。按“遥”为以母效摄开口三等平声宵韵，“饶”为日母效摄开口三等平声宵韵，二者除声纽有异外，其余全部相同。敦煌变文和六祖坛经中有不少日、以二母互代的用例，说明在唐代“饶乐”、“遥里”二词完全可以勘同，而“遥辇”只是加了一个词尾后缀而已。更重要的是，这一音韵上的契合正与上节所论历史情境互为表里。所谓遥辇时代，应始于开元年间可突于率契丹残部北逃潢水上游侵夺奚地，当时的潢水正唤作饶乐水，而契丹侵占原属奚人的统治中心恰好又是唐朝所封的饶乐都督府。为标识在饶乐水重新组建的部落联盟，当时的契丹集团遂以此大河为名代指汗族，至辽朝建立以后方才逐渐衍化为所谓“遥辇氏”。总之，辽朝历史记忆的上限当不早于可突于时期，正与上节所论空间记忆所蕴含的时代性完全吻合。同时，与空间方面对迁至潢水上游以前的区域全无印象一致，辽朝官方叙述的时间谱系亦呈现出断崖式的面貌，从中很难找到中原文献所记十六国北朝直至唐开元以前契丹历史的痕迹。时空二维的齐齐断裂，体现出历史叙述的整体性和内在一致性，也促使我们对其生成背景与衍化过程加以深思。将空间、时间两条线索合观，钩稽相关文献，我们可以梳理出契丹王朝历史记忆的生成背景。其一，开元二十年三月幽州以北白城之战，契丹大败，可突于率余众北逃至潢水上游；同年唐军远渡大漠，战于黑山，大破契丹三部落。经此一役，契丹的组织结构遭到破坏，原本跟随可突于征战的契丹旧部损失惨重。可突于收拾残部，纠合突厥、奚、渤海等部继续与唐军周旋。二十二年末，可突于与其所立契丹王屈列因内讧被杀。这大概就是萧韩家奴所谓“遥辇可汗洼之后，国祚中绝”的实际背景。其二，连年交兵之际，原本来自不同地域、属于不同游牧政治体的成员在可突于领导下共同对唐作战（如前引《露布》称可突于率“四蕃兵十万”云云），大量融入契丹集团。这些后来者在战争中逐步凝聚对契丹的认同，集团内部彼此间原本的边界日渐模糊，来自大兴安岭南麓的阿保机家族（辽皇族）及来自回鹘的糯思—述律平家族（辽后族），很可能都是在此过程中加入契丹集团的。其三，阿保机家族自庆州黑山地区到潢水上游的迁徙最终完成于五世祖勃突时期。前引《地理志》“庆州”条称勃突“貌异常，有武略，力敌百人，众推为王”， 描绘的似乎是一位出身草莽、白手起家的英雄人物，所谓“众推为王”当然并非契丹之王，而应指其成为一低级政治体的领袖，此后率部加入契丹集团。战争过后，阻午可汗重组部落，“分五部为八”，据后来情况推断，阿保机家族当时应是被划归迭剌部。《辽史》称阿保机七世祖涅里立阻午可汗，自为迭剌部夷离堇，其中存在明显破绽：阿保机四世祖耨里思活跃于天宝年间，而五世祖勃突当开元之世，约与阻午可汗同时，所谓七世祖涅里立阻午云云与此扞格不入，当出于辽朝后期史官的建构。据《营卫志》可知，阻午可汗时期迭剌部长名“益古”， 丝毫看不出与阿保机家族有何关联，恐怕当时该家族尚未取得迭剌部的领导权。前引《皇朝实录》称“太祖四代祖耨里思为迭剌部夷离堇”，倘此言不虚，则该家族掌握迭剌部权柄最早当在耨里思时代，至阿保机世代沿袭，并以此为基盘建立契丹王朝。其四，据《辽史》淳钦皇后述律平本传，“其先回鹘人糯思，生魏宁舍利，魏宁生慎思梅里，慎思生婆姑梅里，婆姑娶匀德恝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地理志》“仪坤州”条则称“本契丹右大部地……回鹘糯思居之，至四世孙容我梅里，生应天皇后述律氏，适太祖”。知此家族之历史记忆始自糯思，而述律平系其五世孙。述律后与阿保机同时，则其五世祖糯思与阿保机五世祖勃突时代较为接近，当亦于开元前后加入契丹集团，后来逐渐发展为其中的核心力量。概言之，开元时期可突于率众迁至潢水流域后，后来的辽朝统治者阿保机、述律平两家族方才真正加入契丹集团，逐渐产生契丹认同，此前的契丹历史可谓与之毫无关涉。阿保机建国后，并未改易“契丹”之名号，而是以自身的家族史作为整个契丹集团的历史，这才是辽朝历史记忆在空间和时间都呈现明显断裂的根源所在。上述罕为人知的历史本相其实在辽朝流行的契丹起源传说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譬如著名的青牛白马传说：“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此传说所呈现出的契丹集团来源的二元性，很可能反映的正是开元后期曾居于土河中上游、滦河流域的契丹旧部与此前即居于潢水上游一带的诸政治体交会融合的历史情境。咸雍八年《耶律宗愿墓志》称“越自仙下流于潢水，肇发瑶源”大康二年（1076）《兴宗仁懿皇后哀册》亦称“昔年偶圣，仙从水以下流”，刘浦江先生首先指出两段文字前半部分皆用青牛白马之典故，其中“仙”即指天女所驾青牛车。但更须注意的是，当时人谈及青牛白马传说，为何会不约而同地仅强调自潢水而下的青牛一支，而绝口不提白马一支？耶律宗愿为辽朝皇室耶律家族男性成员，兴宗仁懿皇后则系淳钦皇后述律平后裔，其先出自回鹘。二者分属辽朝两大统治家族，族属不同、男女有别，却均在墓志中将先祖追溯至契丹的女性始祖青牛一支。可见传说中青牛一支很可能象征着原本居于潢水上游流域、并不属于契丹集团的诸政治体，阿保机家族、述律平家族都在其中；白马一支则指曾居土河中上游而后北上的契丹旧部。无独有偶，在另一则反映契丹祖源二元性的传说中，得到辽朝统治者推尊的也是女性始祖。武珪《燕北杂录》载清宁四年（1058）辽道宗柴册仪上被祭祀的先祖中有一“赤娘子”：“番语谓之‘掠胡奥’，俗传是阴山七骑所得黄河中流下一妇人，因生其族类，其形木雕彩装，常时于木叶山庙内安置。”辽朝国家祀典中只有赤娘子的位置，而男性始祖“阴山七骑”则是武珪得自民间俗传。赤娘子作为顺潢河而下的女性始祖形象得到推崇，与上引两墓志对青牛妪的强调可谓异曲同工。此传说中自潢水而下的赤娘子或许正是阿保机家族这类后来加入者的象征，而阴山七骑则隐喻契丹旧部在可突于兵败后北逃的蒙难先祖形象。以上两种传说有着相对一致的历史、现实指向，这应该也是它们能在众多祖源传说的遗忘竞争中最终胜出的重要原因。综上所述，断裂性、二元性以及浓厚的家族史特征，构成了契丹王朝历史记忆的底色和基调，这些特质皆深植于开元二十年以后潢水流域族群政治关系的重大变动。细绎《辽史》所记建国前史之源流，可以发现辽朝历史叙述的生成、衍化过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其一，辽前期变家族始祖为契丹共祖，以统治家族史作为整个契丹集团的历史。上引《耶律曷鲁传》称“我祖奚首”，时“太祖为迭剌部夷离堇”，尚未即可汗位，仅称“我祖”而非“始祖”，则尚无尊其为契丹共祖之举。至太祖即可汗位之第七年（913），平诸弟乱后“登都庵山，抚其先奇首可汗遗迹”，仍是以家族始祖凝聚皇族认同。天显六年阿保机长子耶律倍南逃后唐后绘有《吉首并驱骑图》， 其中吉首即奇首，可见奇首为始祖已成为契丹皇族重要的认同符号和记忆表达。关键的变化发生在太宗会同四年（941）：“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此书内容不详，是否纂成亦未可知，但此行为本身就是通过官方修史将辽朝皇室始祖确立为整个契丹集团的共祖。次年所刻《耶律羽之墓志》称“公讳羽之，姓耶律氏，其先宗分佶首”， 佶首即奇首。该志作者自署“蓟门邢明远”，显为汉人，未系官衔，或仅布衣，反映出官方宣传对历史书写立竿见影的影响。前引《地理志》称永州木叶山“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应该也是同一背景的产物。在此阶段，作为后来者的阿保机家族忙于理顺现实中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关系，尚无暇系统修纂建国前史；加之汉化尚浅，在历史叙述中与遥辇时代契丹最高权力建立关联以解决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问题，亦未见提上议程。其二，辽朝中期，利用华夏政治文化对建国前史进行全面重塑。圣宗后期至兴宗前期，辽朝兴起一股正统化潮流，至重熙中期达到高峰。重熙十一年，辽朝借宋夏战争之机大兵压境，索取关南地，迫使宋廷大幅增加岁币。或许在契丹方面看来，此举打破了澶渊之盟以来双方的平等体制，进一步激发了兴宗君臣的正统性诉求。这种诉求对外表现为与宋争正统，对内则表现为通过官修史书来解决自身的合法性问题，后者的主要成果正是《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重熙修史除将辽朝历史叙述的起点限定在遥辇时代、进一步确立阿保机家族史作为契丹历史的独尊地位外，至少还对建国历史作了以下三方面的改造：（1）炮制出以涅里为中心的先祖世系与禅让事迹，将涅里塑造成带领契丹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起点，抬升阿保机家族在集团发展史中的地位，建立其与最高权力的天然联系，为阿保机建国提供合法性依据。（2）将开国年代由公元916 年提前至阿保机即可汗位之907 年，与唐朝灭亡时间相连，对接唐朝正统。（3）制造遥辇末代可汗临终遗命传位阿保机的假象，将原本游牧传统中的汗权更迭包装成华夏文化中的禅让，将充满征服血腥的嬗代过程粉饰为本该属于该家族的最高权力的归还。此次修史从根本上重塑了契丹建国前史的面貌，标志着辽朝官方历史叙述的基本定型。其三，辽朝后期，以皇室为轩辕黄帝后裔，攀附华夏先祖。耶律俨《皇朝实录》称“辽为轩辕后”，此书始作于道宗末年，成于天祚帝初年。其中所谓轩辕后裔为“辽”，首要所指当为辽朝皇族即阿保机家族，而非泛指所有契丹人。与之相对应的是，寿昌元年（1095）《永清公主墓志》称“原其姓耶律氏，景宗孝彰（成）皇帝之嗣女也，圣宗孝宣皇帝之侄孙。盖国家系轩辕黄帝之后” “国家系轩辕黄帝之后”亦就辽皇室而言。除此之外，迄未发现更早的以辽为黄，帝后裔的确证，因而目前只能认为辽朝的历史叙述至道宗时期方出现将阿保机家族攀附华夏先祖的迹象，最终通过《皇朝实录》确立为官方口径。除以皇室先祖对接轩辕外，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应该还对兴宗朝所制造的以涅里为中心的皇族世系作过进一步加工，使其最终定格为我们今天在《辽史》中看到的模样。以上三阶段分别对应本文首节所称辽朝历史叙述的三大核心构件，每一阶段皆以官方史书的编纂为节点：太宗朝《始祖奇首可汗事迹》、兴宗朝《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及天祚朝《皇朝实录》。修史本身是对现实关系的固化、意识形态的凝缩，统治家族历史始终作为唯一独尊的主体，吞没了集团内部、王朝上下其他成员的历史记忆，而逐渐凸显的华夏化色彩，正是政治权力在巩固地位、塑造正统过程中不断强化、渗透的表征。契丹自4 世纪即见记载，阿保机家族则晚至8 世纪中叶方才加入，该家族的逐步崛起、僭升汗族直至10 世纪初建立王朝，对于契丹集团而言不啻为天翻地覆的巨变，但这一切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却湮没无闻，其根源还在于辽朝本身对契丹历史记忆的塑造。经过一场记忆与遗忘的竞争，辽朝建国以前的契丹汗族“遥辇氏”沦为历史的失语者。契丹旧部在新的历史叙述和现实秩序中经历了怎样的整合与清理？辽朝统治家族之外的契丹人对开元以前的契丹还残存多少记忆，又能保有何种认同？进一步推想，这样由权力更迭带来的记忆洗牌在契丹集团数百年的发展史中当然不会只有一次，那么，辽朝的契丹人与北魏至唐不同阶段的契丹人究竟存在什么意义上的关联？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定义“契丹”？历史记忆往往取决于遗忘，政治体主导下的集体遗忘在根本上决定了古代族群认同的形成，所谓“民族”的本质正是对政治体认同的建构过程。我们所面对的古代民族史材料，无论是观察对象自身的叙述，还是异邦、后世史家的书写，都试图通过统治家族的历史来呈现整个民族集团的历史。潜移默化之下，过去的研究者往往习惯将一个民族集团的出现和统治家族的出现画等号，认为该家族与民族相始终，而对二者不加区分，在不知不觉中踏入既有史料所布下的陷阱。如果从政治体的视角对民族史资料加以批判和重审，不难发现，从来不会有哪个家族天生就是统治者，民族集团的历史（或者说该集团认同的形成）也常常不始于某一特定统治家族的掌权，那种“天经地义”的政治神话应该被破除。只不过，记录历史的权力永远掌握在胜利者手中，缺乏文字的北族政权尤是如此。一个家族取得统治地位后，往往会运用讲述或书写的权力，以本家族的历史来改写整个集团的历史，通过重塑认同与记忆将现实的政治关系合理化。原本复杂、多元的历史图景被简单化约为单一线性的家族史叙述，自然会与整个民族集团的实际衍变过程出现矛盾和断裂，本文所论契丹王朝的建国前史就是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如果跳出个案的边界，以“统治家族史”—“民族集团史”的二分视角观察其他类似王朝的历史叙述，亦可发现诸多的裂痕与缝隙。譬如金朝。《金史·世纪》开首所称“金之先出靺鞨氏”云云，勾勒出肃慎—勿吉—靺鞨—女真—金朝的发展脉络，论者多以此与后文“金之始祖讳涵普，初从高丽来”抵牾而心生疑窦，乃至贸然否定后者的可靠性。其实，所谓肃慎传至金朝的线性谱系全出元末史官之手，涵普“初从高丽来”的叙述才真正代表了金朝统治者完颜阿骨打家族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叙述至晚在皇统元年（1141）完颜勖所修《祖宗实录》中即已形成，终金源一朝未见改更，亦即金朝统治家族并不讳言自身作为女真集团外来者、后来者的身份。阿骨打家族的历史与女真集团的历史并不等同，实乃金史研究的一大关节，唯因囿于一元线性的传统叙述，学界对此分野重视不足。又如元朝。以往论其先世者自以《元朝秘史》为尊，始于苍狼白鹿传说，自巴塔赤罕以下至成吉思汗十世祖孛端察儿，再至于也速该、铁木真。在此脉络中，成吉思汗家族始终作为天潢贵胄居于蒙古历史的中心，蒙古民族认同的形成也以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为标志。然而，如果我们暂时舍弃“成吉思汗家族史= 蒙古民族集团史”的观念，爬梳唐宋时期的中原文献所记蒙古早期史迹，就会发现成吉思汗家族或许并非自古以来的蒙古统治者，蒙古民族认同的形成恐亦不始于其1206年建号，草原东缘诸部或曾长期据有蒙古集团的权力核心。比较能说明问题的一则史料是，《大金国志》所引王大观《行程录》记载金皇统六年册封朦骨“酋长熬罗孛极烈为朦辅国主”“于是熬罗孛极烈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此“朦辅国主”系蒙古作为国号之，首见，早于成吉思汗建号约60年，称帝建元，更表明该草原政治体的发育程度已然很高。这样的蒙古早期史在铁木真统一诸部后撰作的《秘史》中全无踪迹，治史者亦多以其荒诞不经而未予理睬。再如清朝。关于始祖布库里雍顺的发祥地，最早见于《旧满洲档》天聪九年（1635）引瑚尔喀部人之说：“彼布勒霍里湖周百里，距黑龙江一百二十至三十里。” 至《太祖武皇帝实录》则变成含糊不清的“长白山之东北”，康熙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时又改作长白山之东。从黑龙江到长白山的转变，固然反映了满洲统治者通过祖先记忆塑造族群认同的过程，但若转换视角，早期传说中的黑龙江布勒霍里湖或可看作当时努尔哈赤家族残存的区别于其他“诸申”各部的模糊记忆，而长白山云云则更可能是该家族迁徙、加入建州女真以后在地化的历史叙述，始祖传说的参差变化或许隐含了统治家族融入民族集团的时间线索。以上三例浮光掠影，点到为止，意在粗略呈现“家族史·民族史”的区分对观察古代北族王朝早期历史的共通意义。此外如拓跋、突厥、回鹘、党项等，或亦可从史料缝隙切入加以重新解读。随着个案的累积，对“家族史·民族史”间的差异程度作更深入的比较研究甚至类型学分析将成为可能。更进一步，以统治家族为核心记录政治集团的历史，当然不会只是北族王朝的特例，如何将此种历史书写模式与华夏文明（特别是其早期）以及人类其他文明的类似现象加以参照，在更宏阔的视野下思考其中的共性与个性，将是我们面临的全新议题与长远挑战。〔作者苗润博，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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