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段金生，现为云南民族大学科技处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主持或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青年项目等多项。在中华书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出版著作6部。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民族研究》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或摘编。
近代中国在中西碰撞、交流中不断发展变化，面临的边疆形势及其内涵也具有了与传统不一样的色彩与内容。自嘉庆时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逐渐兴起，直至民国边疆研究不断勃兴，在近代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边疆研究经历了复杂的演变。现有学术界对近代边疆研究较为集中探讨的领域，主要是嘉道咸之际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和民国尤其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研究，并且至今方兴未艾。关于上述领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学术界的探讨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不论是关于嘉道咸之际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探讨，还是对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考察，既有研究或侧重于某一时段的宏观性阐述，或侧重于某一具体问题（人物实践与思想）的探讨。这些关于近代边疆研究的探讨在取得较好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薄弱之处：一是对近代边疆研究演进历程细致的历时性观察不足，对近代边疆研究在晚清、民国不同阶段发展演变的深入勾勒不足；二是虽然关注到边疆研究发展与国内外形势变革的相互关系，但或多或少存在忽视对近代边疆研究与国家发展演变互动内涵关系的全面与深刻阐述，对不同时期近代国家建设及其影响于边疆研究的表现、近代西学传播及西力东侵对边疆研究的影响、不同群体对边疆研究反应的差异等方面的探讨，在具体认识和全局把握上仍有进一步提高的极大空间；三是对近代边疆研究呈现的基本发展脉络、内在联系等，在系统性及完整把握上仍有探讨之必要。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阅读文献的一些思考，拟细致梳理边疆研究在近代百余年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和内在逻辑关联，窥视近代边疆研究与国家建设互动的密切关系，探求其基本路径，并总结近代边疆研究百余年发展历程对当前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启示。
一、从西北边疆研究兴起到19世纪60年代的发展变奏
考察中国近代边疆研究，既要将其放在近代中国百年复杂而深刻的变迁过程、全球国际秩序重组变革的宏大场景中思考，也要认识到它是中国上千年历史长河中的重要组成内容，表现出历史发展的延续与变奏交织的特征。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演进脉络，是逐渐的、复合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并存的，既呈现出历史长周期中边疆研究的延续属性，也表现了全球秩序变革的时代色彩。
清嘉庆时期就逐渐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边疆研究向近代转型和推进演变的前奏。
清代学术发展至乾嘉时期，学人以皓首穷经为尚，学有汉宋之争，经有今古之别，但知古书而不趋今务，故边疆学术自然不得重视。但与乾嘉学术的发展脉络类同，边疆研究既有学理内在发展的因素，也受时势之影响。客观上，时势之变必然要对这一时代的学术命题、学术视野产生重要影响。准噶尔叛乱势力被平定后，清政府强化了对西域的控制，于是关于西域的著述随之大量出现。西北边疆史地著述的出现，与清政府治理新疆的政策或清朝面临的政治环境密切关联，相关著述的主要撰述者，如祁韵士、徐松诸人，亦多为官吏，他们对嘉庆时期萌发、道咸时期兴盛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实有开创之功。或可谓，清朝实现对新疆、蒙古等地区的牢固控制，是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兴起的重要现实基础。当然，这一时期西北边疆局势的动荡不定及面临的外患情势，也促进了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发展。其时，沙俄的存在让当时的有识之士倍感压力。1823年，松筠就言：“粤稽史册，汉唐以来，每多边患，非疲于西北，即弊于西南，驾驭鲜有长策，惟我圣朝，克明峻德，疆理天下，五服弼矣，统御八极，远夷绥矣，且以僻在北荒之俄罗斯，俾之习国书而晓礼仪，开市易而归约束，是皆庙谟神武，德洋恩溥所致也。”松氏所言，虽是称赞清朝在西北边疆的文治武功，但其中也隐约可见西北边疆之外患身影。而魏源则直接称：俄国“兵力甚强，日事吞并”。伴随清政府统治危机的四伏，传统经世致用思潮或学风再受世人关注，并出现了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一批关心时务的学者。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迅速发展，就是经世致用思潮或学风再现的重要内容和表现。瞿林东说：“鸦片战争前后，史学的经世致用之风再次炽热起来，而且带有民族危机的时代紧迫感。清代后期的边疆史地研究的兴起，是一个突出的反映。”此语既说明了该时段历史发展的特点，也表现了事物演进所具有的关联特性。
嘉庆时期就开始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之学，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变奏的基础和转型的前提，但尚非近代意义上的边疆研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从整体上来说，虽然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对边疆研究较为集中的时段，但仍是传统王朝视野下的“夷夏”叙事模式。当然，它也逐渐具有了一定的“外向”意识。例如，魏源、姚莹、何秋涛等人在其相关著述中，反复说到“夷”或“外夷”，此点与传统“夷夏”的指向及内涵已经有了差别。二是这一时期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著述及此前有关西域的撰述，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传统“天下”观念的书写或阐释。何秋涛就说他编撰《朔方备乘》“备用之处”的第一点，就是“宣圣德以服远人”。这一论述，显然是传统“天下”观的叙事理念。
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这是中国早期条约确定边界的开始；尔后，雍正、乾隆时期也进行过与俄国等邻国划定“边界”的工作。李大龙认为，从清朝疆域属性的视角观察，《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朝开始了由“传统国家”向“主权国家”的转变趋向。许倬云观察到，为签订《尼布楚条约》，康熙帝开始了解到地图工作的重要性，并在传教士白晋等人的参与下，完成了《皇舆全览图》的描绘；而后雍正、乾隆两朝在此基础上增加了西部地区地图。乾隆时，还完成了更为扩大的《乾隆内府舆图》，该地图包括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这两幅地图，有利于“中国界定自己的疆域”，并对自己疆域“有明晰观念”。然而，许倬云也指出，其时西方文化信息在中国激发的影响“相当局限于实用方面，未引起中国学术界以西方为对比，而对中国文化有所反省”，中国“还没有觉察世界正在改变，依旧沉溺于天朝上国的自大”。就思想的内在发展脉络观察，上述过程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王朝体系下的“天下”视野和“有疆无界”的认知传统，故也谈不上从传统的朝贡体系向近代条约体系的转向。在上述过程中，朝野上下虽然开始对边疆、边界事务有了更多关注，但没有形成明确的主权观念，对边疆及其内涵的认识亦属传统认知。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对边疆认识的视野、思维、关注的空间范围等开始产生明显变化，成为近代边疆研究转型的重要分界点。嘉庆时期开始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已经具有了“外向”意识，但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时人的边疆认识或研究才逐步具有明显的“世界地理”视野。同时，以往尚在天下思维下展开的边疆研究，因西方侵略的刺激及西方地理知识等的传播，时人对国家主权、边疆的认识逐步发生变化，传统的天下观念开始动摇，不过尚未形成完全的国家主权意识。此外，因内外危局的影响，边疆研究关注的空间范围也不断扩展，边疆研究的内涵亦有转变。
鸦片战争的爆发，自视为天朝上国的清朝惨败于传统“天下”视野下的西方“夷狄”。在此后的历程中，朝野各方为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开始了向外学习或借鉴西方技艺之道、内部则不断自我变革的过程。当然，这一过程是渐进并且在反复博弈中行进的。
在鸦片战争之前，清朝实际上已关注到鸦片对中国经济之影响，并对英国在沿海的挑衅施之以武力威慑。道光十四年（1834），针对英国商船驶入内海且对清朝海军的拦截“施放连环大炮回击”，道光帝谕令时任两广总督的卢坤：英吉利“犬羊成性，心怀叵测，由来已久。此次夷船仅有二双，夷人亦不过四百，若不乘此加以威慑，俾知畏惧，将来酿成巨患，重劳兵力，尚复成何事体？著卢坤暨该将军等悉心会商，通盘筹划，倍加留意防范，切勿轻视。既不可稍事迁就，致滋后患，亦不可过涉张皇，肇启边衅”。透过这一谕令，可以观察出此时清朝最高统治者虽然对英国入侵沿海有所警惕，但其应对思维仍是传统的防夷理念，并未有近代国家的主权意识。其实，曾两度与俄国谈判越界与贸易章程等事宜，并在1793年接待过马戛尔尼使团，且被马戛尔尼称为“中国官吏中最有识见的人物”的松筠，在1823年所著的《绥服纪略》中开篇即言：“圣朝广峻德，安安治无为，万邦久协和，要服俄罗斯。”审视清朝对边务最有见识的官员的这一认识，及最高统治者道光帝对英国入侵内海的态度，可以看到在鸦片战争之前，朝野各方虽然对西方列强有所关注，但仍属传统天朝上国的思维框架。林则徐到达广州后，虽然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搜集西方资料，但仍未突破传统的天下观念。不过，伴随鸦片战争爆发及清朝在战争中的失利，清朝对“夷务”的认识逐渐产生变化，且逐步开始萌生了明晰的主权意识，对边疆的认知自然开始发生了转变。
西方列强在沿海的侵略行为，及清朝惨败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促使了国人对世界地理知识空前关注。“方今烽烟告警，有志者抱漆室忧葵之念，存中流击楫之思，外洋舆地不可以弗考也。”林则徐所主持编写的《四洲志》，即是时人关注世界地理的重要发端。而后，《海国图志》《瀛环志略》《海国四说》等先后著成，表现了时人对世界形势认识的变化。这些关注西方列强的相关著述的出现，不但表明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意识日渐开始萌发，更表明时人将中国放入世界的场景中，开始从主权视野下的中外关系的视角来定位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基于这一情境，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边疆研究，书写思路就体现出从“天下”到“国家”逐渐转变的趋向。顾颉刚曾指出：“由于外患之压迫”，故“清道光后，中国学术界曾激发边疆学之运动，群以研究边事相号召”。顾氏所述，既是陈述边疆史地研究日受关切的基本面相，而“外患之压迫”之语则表明边疆研究转型受到列强侵略现实环境刺激的影响。
伴随对西方列强及其侵略行径了解的深入，鸦片战争后时人对边疆事务的认识较之以往，产生了不同的内涵，尤其表现出逐步跳出传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观念下对“四夷”“存而不论”的模糊性认知窠臼，以一种世界视野来审视边疆危机，进而使近代国家主权意识日益明晰。林则徐、魏源诸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理念，就是传统华夷思维及其秩序认识发生变化的突出表征，是传统天下观念动摇的重要表现。而后，相关的世界地理及边疆地理著述，其内容都表现出作者对清朝面临的国际形势及边疆内涵变化的理解。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曾言，南洋诸国连接中国沿海等地，“汉以后，明以前，皆弱小番部，朝贡时通，今则胥变为欧罗巴诸国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徐氏所言之“古今一大变局”，代表了当时的部分先进官僚知识分子已经观察到世界局势的变化。当时，一些研究边疆的著述，皆关注到了鸦片战争后边疆面临“夷情”的变化，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主权国家形态下的边疆思维认识。姚莹在嘉庆年间即已关注边疆事务，他在道光末年刊行的《康輶纪行》中就言：“虽历代外夷，史皆有志，而今昔不同，要当随时咨访，以求抚驭之宜，非徒广见闻而已”。姚氏还称，“今理藩院职掌者，特臣属朝贡之国耳”；但他认为，“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岂可茫然存而不论乎”。姚氏对“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这一传统的华夷秩序观念与治理边疆理念，提出“岂可茫然存而不论”的疑问，表现了对“四夷”的格外关注，实则是传统天下视野下弹性或具有模糊地带的文化边疆思维向近代主权思维下明晰的边疆范围开始转变的另一种表述。
受列强在沿海及清朝周边不断侵略的刺激，时人对边疆关注的空间范围，亦由此前重点关注西北边疆，逐渐扩展到对海疆、北部边疆、西南边疆等的关切。由于英国是从沿海发起对清朝的侵略，故当时清朝统治者对海防事宜考虑尤多。不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战争之后，如何在海疆实行防备，是清朝统治者及官僚士绅的重要关切内容。虽然这些关于“防夷”或如何在沿海“布防”的讨论，不能完全等同于具体的海疆研究，但客观上表现了时人对海疆的重视。如吕贤基就于1842年向道光帝上《平夷要务疏》，称“海疆未靖，条陈平夷要务”，并拟列了十条对策。董宗远则称英人侵犯沿海，将产生“四患”，其一就是“边境自此多事矣”。这些论述，都是对海疆安全的关注。梁廷枬编写《海国四说》，就是在其奉纂《粤海关志》的过程中完成的。虽然此时关于清朝海疆的具体研究著述不多，但《海国图志》等相关世界地理知识著述的先后出现，则从另一维度深化了对海疆的研究。由于俄国长期以来对清朝北部边疆的侵略不断，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时人对清朝北部尤其是与俄国相邻的边疆地区的关注尤多。林则徐被遣戍伊犁后，就观察到俄国必成为清朝疆域稳固的大患。何秋涛长期关心边疆事务，还博采官私各类书籍而于1858年辑成《北徼汇编》6卷，成为当时中俄边疆研究的代表著述，后来咸丰皇帝阅后还将其赐名为《朔方备乘》。由于英法诸国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活动频繁，与之毗邻的西南边疆也随之为时人所关注。姚莹的《康輶纪行》，就侧重于对西藏及与西藏毗邻的南亚东南亚等国的论析。虽然其时对不同边疆区域的关注度厚薄不一，但这些著述或论述关注的区域突破了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空间范围，成为近代中国边疆研究渐趋整体发展的重要发轫。
然而，要指出的是，此时的相关论述或著述虽然都观察到世界格局的变化，天下观念开始产生动摇，但时人的认知并未完全超越或跳出传统天下观念的束缚。道光二十八年（1848），鹿泽长在给《瀛环志略》作序时，一方面称赞该书是时人了解世界的“指南之式也”，一方面开篇即言“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王者不勤远略，而德意所涵濡，威灵所震摄，类皆有囊括区夏，甄铸埏垓之势”。这一复杂的双向表述，正是天下观念受到冲击但又得到延续的表现，也说明了冲破传统束缚及新旧思维调适的艰难。桑兵就观察到，自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60年前后，虽然在1840年前后就开始开眼看世界和学习西方的先驱们大都将其探索心得以著述形式得以总结，但鲜有实践，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冲击并未打开清朝上流社会向西方学习的视野。客观上，传统天下观念及边疆认识在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及其未能彻底突破传统思维窠臼的景象，与这一论断所描述的场景大致相符。
二、19世纪60年代至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发展脉络
19世纪60年代以后，边疆研究的转变主要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时期，第二个阶段主要是甲午战争后的清末时期，第三个阶段主要是民国时期。关于民国时期的研究，又有若干变化，学术界已有众多讨论，此处不拟详述，主要就以往学术界关注相对较少的第一、二两个阶段的发展脉络进行论述。要指出的是，任何思维认识及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逐渐的、或缓或急变化的复合过程，并非单线性的递进或深化。上述时段的划分仅是一个大致的区分，各时段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之联系，诸多内容均是复杂交织的，不能忽视各时段的内在密切关联。
第一阶段，即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时期的边疆研究，其发展脉络呈现出若干线索。19世纪60年代以后，时人对西方的认识与学习内容不断拓展，同时列强侵略的深入及边疆危机的相继出现，边疆研究得到进一步重视。这一时期，关于边疆的认识或研究深化的演进，是基于如下逻辑进行的：在西方列强侵略与压迫日甚的场景中，清朝逐步以“世界”视野审视“夷务”；伴随西方学理知识的传播及政治实践的感受，洋务派将早期“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精英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观念进行具体实践，而洋务实践活动中西方学理与传统知识的纠葛又促进了认识的深化，进而对国家主权等的了解日渐深入；不平等条约中的划界纠葛，则引起了朝野上下对边防重要性的关注；边疆危机的不断发生，边防与塞防的集中讨论，加深了时人对边疆重要性的理解与认识。
鸦片战争的惨败，使清朝官员认识到“今日救时之急务，要在防夷。”如何“防夷”，开始成为朝野各方思考之重要议题。在与西方列强交往过程中，清朝官员逐渐改变了以往自居天朝的思维，并且开始使用“中国”“国家”等词汇，表明其知识或认知谱系开始具有了近代国家的观念或意识。1851年，汉军正黄旗人麟桂在《敬陈夷情并请整饬海口预筹经费折》中就言其因“办理夷务”，遂“日与各国夷人交接，深悉夷情”。奏折中多次使用“中国”“国家”的称谓，如：“夷人与中国通商，惟鸦片烟土获利最厚”；还称“中国办内陆之民，外国亦无可藉口”。这些表述，表明清朝官员的认知一方面仍未超越传统华夷秩序观念，一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了近代世界秩序知识，以近代世界秩序中的国家观念来看待清朝与西方列强关系。梁廷枬虽然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先进官僚知识分子，但其也言：“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姑无论西夷同一类气，虽日为蛮触争，而万不肯为中国用也，就令乐为我用，……终难以善其后”；同时，“天朝全胜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彼之火炮，始自明初，大率因中国地雷、飞炮之旧而推广之。夹板舟，亦郑和所图而予之者。即其算学所称东来之借根法，亦得诸中国。但能实事求是，先为不可胜，夷将如我何？不然，而返求胜夷之道于夷者，古今无是理也。虽然，服之而已矣，何必胜？”“中国”一词表现出梁氏的“世界”视野，但“天朝”观念同时存在，这种看似矛盾的认知，正表现了变局中历史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和交织性。
鸦片战争后清朝与西方列强之间矛盾不断、交往亦繁，加深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不可避免地成为朝野各方之共识。如同夏燮在道光末年的观察，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朝“不得已而允抚事之请”，系以为“夷人贪利，自非前代要求割地之比”，但未料“惟防秋之备，猾夏尤严，而阃帅疆臣计穷徙薪，忧贻伏莽，迨燎原势炽”。西方列强对清朝有着长期规划，并非清朝统治层在初期所设想的短期行为，伴随中西交往的“燎原势炽”，清朝统治者也开始将清朝置入“世界”视野中审视问题。1860年，被英法联军迫离北京的咸丰帝在试图保持天朝旧有威严、维持清朝自主时，也开始以“外国”称呼列强。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有借列强兵力护送漕运之请。咸丰帝虽然同意这一建议，但要求曾国藩等人对列强的诸多要求“不可不思患预防”，称“中国剿贼漕运，断无专借资外国之理”。咸丰皇帝的这一认识，表现出清朝统治层逐步开始具有“世界”视野，对“夷务”也逐渐形成一些新认识。正因认识的不断深化，加以时势的压力，清朝才将原来统称为“夷务”的那些与列强交涉事务，改用“洋务”称之。
以奕䜣为代表的一批清朝统治层中的先进分子，在不断与列强折冲的过程中，形成了学习西方技艺的新认识，并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为标志，开始了清朝自强图存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兴办军用、民用企业，思想理念上主张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本，而以西方富强之术为辅，这一主旨虽然局限于器物层面，但在洋务实践过程中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自然不可避免地触及西方学理知识。并且，新式教育的兴办及其学习内容，在追问西方何以富强的同时，亦不可避免地会思考清朝如何应对变局。这一过程，有利于对“世界性”知识的吸收与学习。在这些思考认识中，因不平等条约中的界务纠葛及边疆危机的刺激，清朝各方对边疆事务有了格外的关注。例如，洋务运动中兴办的京师同文馆，其初虽然是为了培养训练懂外语的专业人才，但奕劻在1886年仍称京师同文馆“系为边务储才之地”。
因战败而自省的心理，因战胜而恃强的方式，使西学在鸦片战争后的传播不断深入，加快了时人以“世界”的视野审视问题的步伐。吕思勉言：“中国自明代即知外人科学技艺之长，而引用之。然其渐改旧法，实自咸、同以后，则因迫于战败而然”。“渐改旧法”强调的是对西学的学习方式、内容等，而“咸、同以后”则是言西学在这一时期传播范围广度与深度的拓展。而“因知外人军事之长，亦知交涉不当一味深闭固拒，又欲知敌外人，不能不学其长技，然其所知者，亦但在军事方面，因此而及于制造，又因制度而涉及科学而已”。此语道明了在交涉、学习西方技艺过程中，关涉西方制度、科学等内容。桑兵也认为，自鸦片战争至19世纪60年代的时间跨度，是一代人的兴替，这一时期虽有学习西方的先驱“开眼看世界”，但鲜有实际尝试；“后起之辈则到五六十年代之交才崭露头角，在认识和行动上接续并超越前辈”。并且在这一时段后，下层社会也产生变化，形成了革新中国的认识，同时也迫使上层士绅们不断调整对西学的态度。客观上，19世纪60年代后的变化，是基于前一时期思想、人才等的储备。郑观应深刻认识到这一现象，言：“中外通商已数十载，事机迭出，肆应乏才，不于今日急求忠智之士，使之练达西国制造、文字、朝章、政令、风化，将何以维大局、制强邻乎？且天下之事业、文章、学问、术艺、未有不积小以成高大，由浅近而臻深远者。”郑观应所论，正是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时人对西学认识与理解积累与深化的过程。
伴随边界纠纷的不断，国人主权意识日涨，对边疆事务更为关切。自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之后，清朝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随之引发诸多边界纠纷。英法诸国自海路而来，初始较为重视通商、传教等问题；而俄国毗邻中国，双方自始“即为政治关系”，沙俄尤其重视蚕食中国边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遏制了它的野心，但鸦片战争后清朝的衰弱使其蚕食野心再度膨胀。俄国在1842年就提出蚕食东北边疆的计划，并于1847年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实施侵占黑龙江流域的图谋。1858年迫使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改变了中俄东段边界。同年，又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订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项和约之内”，这为继续向清朝提出领土要求埋下伏笔。
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清朝逐渐失去闭关自守之势而不断丧失利权，边疆地区的稳定及安全形势日益严峻。俄国不断向东北、西北边疆侵掠，英法列强逼向云南、西藏等西南边疆（中法战争、马嘉理事件），日本侵略台湾；在19世纪80年代，遂形成了清朝东（东南沿海）、西（西北边疆）、南（西南边疆）、北（东北及蒙古）皆告警的严重边疆危机。吕思勉认为，在这四面危机中，俄国之侵略东北及西北“声势之浩大，实为可惊，顾犹未能全力进行”，英法之于西南边疆“则其进行更缓，且西南地势闭塞，其足影响大局，又非北方比也”。蒋廷黻考察了近代西方列强侵略亚洲的路线，在俄国未占据西伯利亚以前，中西接触主要在沿海一带，但俄国占据西伯利亚后，中西接触便“加添了北疆的长线”。此后，欧人分两路开始侵略亚洲：一路自海洋而来，“由南而北，其侵略者是西洋海权国”；一路自陆地而来，“由北而南，其侵略者是俄罗斯”。两路的侵略，使“全亚洲，连中国在内，都在这把剪刀口内。这是亚洲近代的基本形势，诚数千年未有的变局”。这一侵略态势，使清朝边疆四面告急，成了千年未有变局的重要内容。
在变局形势下，因界务交涉不断发生，国人的近代国家观念逐渐形成。郑观应就观察认为，“窃维数十年来，西洋诸国竞知中国幅员辽阔，又有不争远土之名，一遇界务交涉，鲜不虎视眈眈，意存蚕食者”，而“中国素守好大喜功之戒，避开疆生事之嫌，得之则曰犹获石田，失之则曰不勤远略”。此语既道出了传统文化边疆思维“不勤远略”之局限，又表达了因界务交涉不断而促使传统观念发生变化之意。针对滇缅划界情况，郑观应认为这一划界虽“获地无多，而裨益有五”：一是达到警告各国勿轻中国之决心；二是防备印度且“杜其窥伺”；三是保护土司免受列强诱惑；四是捍卫西南边疆而“防彼勘进”；五是“援用公法”而获得明显效果。郑氏的上述分析，说明时人对边界、国际公法等认识的深化。这一认识的深化，必然对巩固边疆、经营边疆提出符合时代需求的命题，自然会对边疆研究产生现实影响。
因1865年阿古柏入侵新疆，俄国复于1871年占据伊犁，西北边疆形势更趋严峻。同一时期，日本于1874年入侵台湾岛，加以英法美等西方列强均系从海上入侵，东南海疆再陷紧张。因财政拮据，如何兼顾东南海防与西北边防，在清朝统治层掀起了海防与塞防之争。针对这一争论，李寰在1944年曾论：“清李合肥与左文襄曾有海防陆防之争。以当时情形论，老成谋国，各有卓见。迨甲午一役，海防失险，而国家大本，不致遽及摇扤者，说者以文襄经营新疆有备，陆防足恃之力亦多焉。今者倭寇掠华，沿海尽失。实现文忠筹海政策有待，似宜先继湘阴遗志，巩固陆防，以为重建海防之基础。”此论虽是对海防与塞防论者观点的评价，但从中可窥见这一论争影响甚深，对后世产生重要启发。可以这样说，海防与塞防之争，是鸦片战争以来清朝关于如何应对边疆危机的第一次较系统的检讨和讨论，双方虽各有所持，但对深化时人对国家疆域主权的认识与理解，对边疆问题及其重要性的了解及关注，均有极大裨益。
主观上对边疆变局及其内涵思考的深入，客观上边疆危机的频繁发生，“界务”在这一时期逐步开始成为社会各界的习惯用语，边疆研究日益得到重视。郭双林的研究表明，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关于边疆和周边邻国的研究逐渐全面铺开。在东南沿海方面，薛培榕的《朝鲜舆地说》、姚文栋的《琉球说略》、邹代钧的《中国海岸记》等一系列著述开始出现。上述著述虽是关于沿海邻国的研究，但从另一维度表现了对东南海疆防务的重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所撰写的内容，就专门论及海防问题。沙皇俄国不断侵食中国东北、西北边疆，相关界务纠纷及矛盾此起彼伏。在此刺激下，邹代钧的《中俄界记》、曹廷杰的《东北边防辑要》等著作出现；曹廷杰还于1885年，专门奉命到黑龙江中下游进行实地考察。并且，除了这些明显应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外，关于西北史地的相关研究也不断出现，如《元史西北地名考》等。这从现实与历史结合的维度，增强了北部边疆的研究。伴随英法列强在西南边疆频繁展开侵略活动，时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曾于1876年奏派江西贡生黄懋材赴印度进行考察，表现了对西南边疆的关切。
第二阶段，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清朝内政外交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事件。其后直到清末新政时期，边疆研究日益发展，亦呈现出一些特殊性内容。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了严重侵蚀，中国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明争暗斗之地，形势危如累卵。这一危局，使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客观上加快了国家观念、主权认识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陈独秀在1904年就言：“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合军，把中国打败了。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这些思维认识与现实环境的交织，使边疆于近代国家转型及近代国家建设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正如甘蛰仙曾论：从纵向而言，学术思想“导源于先辈，既信而有征矣”；而横的方面，则“受范于环境者，其迁变之迹，亦不可无述也”。近代边疆研究的发展脉络，不脱此范畴。
由于西方学理知识传播日益深广，时人对主权等观念的理解不断明晰，加之边疆危机的刺激及应对边疆事务的具体实践增多，尤因甲午战败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自甲午战争后直至清末，时人对边疆内涵的认识及对边疆的深入研究，都有了明显拓展。这一阶段，关于边疆重要性的认识及研究的展开，主要基于下述逻辑发展：
一是深刻认识到甲午战争将成为列强侵略的一条分界线，此后列强瓜分中国将是未来清朝面临的重大挑战，日本则是这一形势出现的“祸首”。郑观应观察到，甲午战前日本先侵台湾、再占琉球、将据朝鲜，实为“扰中国之渐也”；进而发动甲午战争，“侵轶我边疆，震惊为畿辅”，实为“瓜裂中国之祸首”。认为“此端一开”，则“凡贪我土地者皆将效尤，以我中国为中矢之鹄”，此后海疆有事，“咆哮挟制之来必变本加厉矣”。导致列强“狼贪虎视，环伺其旁”，不仅英法德俄诸强，而且“日、荷、意、葡等小国，亦皆将哗然而起”。上述分析一语中的，折射出其时社会各方对甲午海战失败的焦虑不安，也表现了经过前期的积累，当时先进官僚知识精英对世界形势已经有了较准确的判断和认识。
二是日本借助甲午战争而成为新晋强国，但甲午战后清朝内外形势却陷入不安之境，日俄战争又爆发于中国疆域，更促进了时人对边务、筹边问题的重视，对边疆问题的思考不断深入。甲午战争后，时人开始视日本为强国，称“俄、英、德、法、美、日，今天下之雄国也”。而清朝内部则面临维新、革命纠葛，外部则面临列强的瓜分，虽力图以改革扭转颓势，维新变法及新政先后实施，但形势并未得以缓解。尤其日俄战争在东北的发生，使清朝内虚外弱的景象一展无遗，列强对清朝的图谋更甚。时人徐鼎霖就言，日俄战争使列强“各谋展其领土”，皆“集矢于中国，势甚岌岌”。这一形势，也迫使时人更加关注边疆。徐鼎霖因此就决定编写筹边著述，“察彼以知己，鉴往以知来”，希望“以巩固边防为振兴内务之预备”，且为关心边务者之考镜。他认为其时已属“交通时代”，而“交通之时代，患在敌国，而谋国者必重边防”。上述引论内容，认识到时代变迁下边疆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是边疆研究得到重视并深化的表现。
三是与列强关于边疆事务尤其是界务问题的具体交涉，提高了对国际形势、主权及疆域安全等的重视程度。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前，郑观应就认识到：“古之边患不过一隅，今则南、北、东、西几成四逼矣。古之御戎不过数国，今则书文车轨遍及五洲矣”；强调“自非总揽全局，必不足以御人”。郑氏的上述观点及“总揽全局”的表述，表现了他认为应对列强之间的政治关系及政治目标有准确判断才能应对边务交涉的认识。伴随与列强之间关于边界交涉事务的增多，时人亦多从维护疆域主权及安全的维度来思考边疆问题。姚文栋在参与中英滇缅划界勘探后，就指出过往认为滇缅之间无明确界址，“乃以土司之去留向背为转移，而土司所有之分地，则皆随之未改”的认识，具有时代局限。称传统史志认为云南神护关“关外数百里之地，去之亦何损于中国之大”，但发展至今日，则“弃险既无异弃腾，弃腾即无异弃滇故耳”。这些论述，表现出姚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较明确的国家主权观念及疆域意识。
四是清末开始教育体制改革，在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中对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较系统的引介；同时，留学活动日益发展。这些本土人才及留洋人才的培养，促进了新知识的不断传播，有利于边疆研究的深入，为民国时期边疆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与前提。1898年，清朝就谕令各府州县将原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梁启超执笔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就包括了理、工、法、商、医各学科。清末设置新式学堂的本意，“就是要别出于科举之外”；而在新式学堂中，西学知识也催使各课程调整内容以适应时势之要求。传统书院注重帖括词章之学，但新学堂中西学内容增加后，就自然会排挤原有经史之学的教学课时，迫使经史之学在世变激潮的催迫下“化裁择取”。例如，北洋师范学堂专修科所讲的中国历史，其重要内容就是历朝之兴衰演变、疆土变化、四裔扰攘、制度兴革等；南洋公学学生有关史论类的优秀习作中，绝大部分关乎朝代兴亡、治外关系等内容。《钦定大学堂章程》（1902年）、《奏定大学堂章程》（1903年）等，又将分科设学理念不断纳入新式学堂，促进了西方知识的传播。同时，这一时期的海外留学者日益增多，进而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这些，既为时人研究边疆提供了新的知识谱系，也储备了一批边疆研究的未来专业人才。
五是清末尤其是新政时期，清朝日益重视对边疆的经营和治理，促进了边疆研究的发展。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危机重重，不断进行自我改革，并在1901年开启了新政运动，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各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因受列强蚕食边疆之刺激，清朝逐渐解除了在东北、蒙古的封禁政策，实行移民垦殖，并设置了东三省，对行政区划制度实施了改革。在西藏、新疆等地，亦实施新政，通过训练新军、创办新式学堂、开发矿源等方式，推进了边疆地区的社会转型与发展。这些举措，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边疆地区与内陆在经济发展程度、文化习俗、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但有利于彼此增进交流、促进融合，进而促进边疆研究的不断深入拓展。
第三阶段，也即民国时期，中国的边疆研究有了新变化，并在北京政府时期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内容。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在表现形式、重视程度及影响等方面，又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在北京政府时期，政府层面及社会各界虽表现了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但此时的边疆研究则仍属相对零散之状态；发展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尤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边疆地区成为关系国家生死存亡之大后方，边疆研究不断发展并渐趋活跃，但边疆研究关注的侧重点在不同时段亦呈现出差别。笔者曾对这一问题有过讨论，此处不再赘述，仅就民国边疆研究与晚清边疆研究的逻辑关联、主要差异等进行论述。民国边疆研究与晚清边疆研究，在学理上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虽然前面的论述表现了边疆研究日渐深入的基本面相，但客观而论，晚清时期的边疆研究尚未形成或构建出一个较完整的体系。晚清时期时人对边疆内涵等问题认识虽不断深化，但受限于学理积累、时势境遇等的束缚，使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与民国时期边疆研究呈现的学科化、专业化发展景象有着明显差别。但是，晚清、民国不同时期的边疆研究关联密切：晚清时期国家意识、主权观念的逐渐成熟过程，是民国时期国家建设的前提与条件；晚清时期关于边疆内涵理解的深入，加深和拓展了人们对边疆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晚清获得的世界知识与中国传统认识的调适，减少了民国知识精英了解西方知识及其与中国文化调适过程的阻力，为民国认识国际形势、边疆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等提供了前提；晚清教育体制的改变，新式学堂对西学分科治学的引进，留学群体的扩大，为民国边疆研究的专业化、学科化发展储备了知识与人才；晚清边界、边防等事务的实践，为民国边疆研究与实际需求的结合提供了丰富的思想与实践空间。总体上观察，虽然民国边疆研究较之晚清边疆研究，在研究方法、视野、范围、理念等方面有了极大的进步与提升，但将其置入长周期的历史过程来看，晚清边疆认识及边疆研究诸多的开创或开始转型等，对其之作用不能忽视和低估。当然，晚清时期的边疆研究发展并未呈现出专业化、学科化的形态，对边疆的理解、边疆内涵认识也存在不够完善或片面之处，但他们在社会历史发展转型过程中的意义十分重要。虽然晚清边疆研究，乃至北京政府时期的边疆研究，其规模、专业化等的变革过程并不周全，但其时政界、知识界精英以世界知识的眼光来审视国家建设、边疆问题，促进了边疆研究内涵的深化，为南京国民政府研究水准的提升做了积累和准备。伴随时势的逼迫，以及近代出版、传媒、教育体系的初步建立，尤其在新文化运动的荡涤之下，关于国家、民族、主权、疆界等意识也从以往的小众知识精英阶层向更广阔的社会扩散、扩展，为其后边疆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可能与条件。
当然，民国边疆研究在继承晚清边疆研究中的世界意识、边界及国防知识等积累的基础上，在以下方面有着较此前阶段不可比拟的优势和创新。当然，这也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表现。
一是表现为民国时期政府或官方对于边疆研究的强力介入。晚清时期边疆史地研究，清朝官方虽然有一定关注，但大都只是相关要员的个体行为（比如松筠对徐松学术研究的赏识与支持），客观上相关研究的价值也并没有得到清政府充分认识，嘉道咸时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逐渐沉寂即是这一内容的表现。发端于民国尤其是1920年代末的边疆研究高峰场景，则始终是在政府或官方引导、支持与节制之下的“强势”研究。客观上，政府层面或官方的重视也为边疆研究的持续开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财力人力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成立的几个最重要的边疆学术团体，例如新亚细亚学会、中国边政学会、边事研究会、开发西北协会等，就都是由政府要员组织策划的；全面抗战时期诸多关于边疆研究的著名学术期刊，亦有着深厚的官方背景。民国时期的多个边疆研究考察团，亦多为政府当局所组织。或换言之，整个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学术研究都被纳入了国家的规划与建设之内，成为官方价值与意志的重要体现。此点，显然与晚清边疆研究的景象不同。
二是民国时期大量的近代学术团体和学术期刊不断成立或出现，极大地促进了边疆学术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客观上，学术团体为集团化的分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而学术期刊则大大地增加了边疆研究学术成果的流传度。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再也不是晚清那样局限于较小的学术圈子，而是走向社会、走向大众的重要知识内容，成为近代爱国主义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是民国时期规范的近代教育和科研体系的建立，为边疆研究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和人才支持。科研机构方面，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及其人类学组对边疆资源的勘探、边疆民族研究的开展，都起到了组织保障及研究人员保障的重要作用，对边疆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高等教育方面，除较为普遍的史学系外，私立中国大学商学院边疆经济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等机构，亦“特注意于边省经济之研究”，例如金陵大学就专门设有边疆问题讲座。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伴随边疆形势的演变及边疆研究专业建设的需求，则直接设立了边政系，专门培养边疆研究人才。多所大学都设立了专门的边疆研究机构，希望将边疆研究与边疆研究人才培养同时推进。
四是民国时期近代科学研究体系的建设或完善，有力地促进了边疆研究的进步。鸦片战争以后，西学尤其是近代国家观念在中国的引入与传播，对晚清边疆史地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但这种影响更多体现在观念或意识层面，尚缺乏学科意义或专业化方面的研究。到1930年代，伴随近代地质地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初步建立，其时的边疆研究完成了从晚清的“史地”研究向边疆综合研究发展的学术转变。这在促成近代边疆研究出现第二次高峰的同时，也促进了民族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自身的发展。
三、近代边疆研究的基本路径
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按照经史子集进行分类，边疆研究本有内华夏、外夷狄的传统，但近代以来因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与世界的融合不断深化，边疆研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既延续、又维新的发展脉络。在这一过程中，近代边疆研究发展演变的路径也逐渐冲破传统天下思维以自我为中心的藩篱，开始以一种世界的眼光审视问题，逐渐步入近代学术研究专业化、学科化的发展趋向。审视这一变化的细致历程及其内在脉络，从时势与学理的维度思考这一发展过程的基本路径，将有益于对近代边疆研究的深刻认识与反思。
一般而言，所谓学术的研究路径，也可称之为学术研究的理念、思路和方法。它既体现学术研究度（degree）的不同，也体现学术研究类（kind）的差异。观察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演变脉络与轨迹、表现内容与形态，其研究的基本路径，可归纳为以下方面：
首先，近代边疆研究，十分注重文献整理与实地勘察相结合。近代中国尤其是晚清时期的边疆研究，延续了传统治学的方法或理念，重视对文献的整理，成为研究的一大特色。晚清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相当注重对传统文献的搜集和梳理。晚清边疆史地名家徐松的《西域水道记》中，就收集有大量碑刻史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张穆抄录《元圣武亲征录》并加以校勘，嗣后何秋涛续校之后，方将之刊行。清末民初时期，更诞生了王锡祺的《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丁谦的《蓬莱轩舆地丛书》（又称《浙江图书馆丛书》）这样的大型资料合集和工具书，其中就包括有大量的边疆史地文献。除开展文献资料的整理之外，整个近代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亦注重实地调研或勘察。晚清时期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对新疆之调查尤为精到。徐松在新疆期间，行程万里，足迹遍布天山南北两路，详记山川形势，并采访戍卒商旅，因成《西域水道记》和《汉书西域传补注》。1870年代后期，随着新疆叛乱势力被平定，调任新疆的边吏及其随行人员、清政府边界勘探人员都留下了大量的调查文献。清末滇缅界务纠纷不断，姚文栋因勘察滇缅边界而成《云南勘界筹边记》，为认识西南界务问题留下了珍贵文献。
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继承了晚清边疆史地注重文献整理之传统。民国尤其是1920年代末以后，边疆研究日益发展并渐成高峰，兴起了一批关注边疆研究的学会或团体。其中，禹贡学会尤为重视文献史料之整理，其“研究边疆之计划”第一点，就是“搜集材料与提出问题”。禹贡学会编辑了《边疆丛书》，认为“考究历史，以明嬗变亦确属当务之急。此边疆丛书之所以必有也，用是亟求先儒遗著汇而刊之，俾讲边政者资借镜焉。”又见禹贡学会所编.边疆丛书（各单行本）.但在民国这次边疆研究热潮期间，关于边疆之实地调查，尤为瞩目。并且，相对于晚清时期的调查活动，民国时期的相关调查内容要更加精详。除南京国民政府在政府层面就曾多次组织大型的边疆综合考察团展开考察之外，各领域的学者，如凌纯声、陶云逵、芮逸夫、徐益棠、刘咸、费孝通等民族学社会学学者，也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了深入考察。这些考察，极大拓展了近代边疆研究的视角与深度，在一定程度上使边疆社会民族研究与边疆史地研究一道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研究的两大主流趋势。
其次，近代边疆研究相当重视对地理方志沿革之探讨。关于研究地理沿革之重要意义，顾颉刚曾做过准确叙述：“盖研究吾国地理之目的，端在明了古今疆域之演变，户口之增损，民族之融和，山川之险易，以及郡县建置，道路修筑，边城关堡之创设，运河沟洫之浚凿，土地物产之利用，其所关于民生经济及国家之大计者为至重且巨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地理沿革之探讨是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主流之一，也是取得成绩最大的领域之一。
晚清时期边疆史地研究的重心，即为地理沿革之探讨。时人在评论张穆《蒙古游牧记》时即言，先前宋辽金史对于“塞外漠南北”之“山川形势都会阨塞阙焉无考，欲知古事，不外斯编矣”，充分肯定了此书之重要价值。金毓黻在评论晚清边疆史地研究时亦言，张穆、何秋涛等“所重者，悉在沿革史迹，盖以治史之方法以治地理，可名之曰地理沿革史，亦为边疆史之一部”。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过程中，这一重要路径传统仍然得以传承。当时在学术界影响极大的禹贡学会，就孜孜“以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进史为标的”。曾问吾撰写的《中国经营西域史》，其目的也在追问：“历朝何故而经营西域？用何方法以经营西域？得失成败如何？结果及影响又如何？凡此钧有精密之探讨，系统之叙述，显明之答案。”十分重视西域的地理沿革。顾颉刚、谭其骧、冯家昇、史念海等学者，对于旧有地志的校勘整理互勘、历史时期郡县建制变迁、地名演变、制度沿革以及疆域变迁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或可言，地理沿革之探讨，是传统中国治学的重要路径，表现了近代边疆研究发展的延续性。
再次，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关系的探讨，是其关注的重要主旨。学术界一般认为，梁启超关于民族史的相关论述，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之滥觞。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晚清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虽则其撰述体例、内容并未超出传统史学之范围，但其“将边疆民族史与边防问题结合在一起，民族史撰述由此被赋予了史学近代化的新意义”。这一观察实有其合理性。
中国各民族散居于边疆之客观状况，以及各帝国主义国家觊觎我边疆之事实，成为近代边疆研究者关注边疆的最直接动因之一，这也让前引所言之“新意义”成为贯穿整个近代民族和民族史、甚至中国边疆研究的主轴，并由此而衍生出探讨民族关系、民族与国家以及国际关系等一系列的重要议题。若从这一意义而言，晚清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实际上也可看作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史研究之先声。发展至20世纪，中国日益卷入世界大潮，内部的情势则日趋复杂。在内忧外患紧迫之际，学者们认识到，厘清中国境内各民族的起源及其发展演变，对于国族之构建具有重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自梁启超以下，常乃惪、王桐龄、吕思勉、缪凤林、林惠祥诸家，一方面阐述历史事实，一方面“于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之构成尤所致意”。尤其翦伯赞、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及近代以来共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过程作了深刻叙述，并将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在民族和民族史研究领域，作了理论上的探索。由于近代中国边疆面临的沉重危机及民族问题的复杂、深刻，时人尤其是民国的边疆研究者多将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等同，这也是前述边疆社会民族研究与边疆史地研究交织的重要原因。
第四，近代西方学理的输入，尤其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成为近代边疆研究的重要路径。近代以来，西学对中国社会、思想和学术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不过，如同前面所观察到的那样，甲午战争之前，西学中的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学术界虽渐有影响，但尚未发挥更大之直接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晚清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也很难说具体延引了何种西方理论或方法，它仅是伴随对西方知识了解或认识的深入，以及国势的刺激，表现出了一些国家、主权等意识。何秋涛在其所撰《朔方备乘》的“凡例”里有言，除正史与近人著作以外，他还采择了“艾儒略、南怀仁、图理琛、陈伦炯、方式济所著”，以及“上海广州各夷馆刊刻夷书”。但从《朔方备乘》的具体内容来看，何秋涛所援引的，可能更多还是关于事实叙述方面，而没有提到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对张穆、何秋涛等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这一时期对西方相关知识的认识与了解，为后面西学理论或方法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的运用提供了前提和积累。
实际上，20世纪以后，在“新史学”的号召下，中国史学从理论和方法上逐渐完成了近代转型。由于史学本身的复杂性，“新史学”在事实上包含着近代地理地质、民族、社会、经济、宗教等各学科的某些因素。“新史学”亦为地质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独立奠定了基础。发展至1930年代以后，随着近代人类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等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中国辽阔的地域、多样的地形、气候、民族、语言和文化，为这些新兴学科的研究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条件。经过1930年代各学科的研究积累和沉淀，再加上全面抗战的时势刺激，这些学科终于统合在“边疆”之旗帜下，边政学、边政研究、边疆学等学科或学科理念得以出现。此时相关的边疆研究论著，广泛运用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
第五，关于边疆治理和边疆政治之探讨，是当时边疆研究的关键主旨。事实上，边政一直贯穿了整个中国史的全过程，历史时期的治边策略也很丰富。如果说晚清边疆史地研究中，对于清朝前期的边政还有相当自信的话，那么在近代国际政治秩序、地缘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情况下，对于边疆治理之策略，不论是于政府层面的实践，还是于知识精英的思考，都有些无所适从。从晚清海防塞防之争，到清政府出兵越南、朝鲜之举；从戊戌时期维新派主张放弃边疆之议，到外蒙自治问题的论战；这些过程，无疑都显示出，无论是政府当局，还是知识界，对于边疆及其治理的因袭与新创之间，都在进行着艰难的调适。如果说晚清的这一调适过程尚在反复、迟疑、徘徊中进行，发展至民国时期，已经形成了明确的主旨，重视边疆治理、边疆安全的认识，已成为政、学各界的普遍观念。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关于疆域的表述，成为边疆研究走向成熟的重要表征。民国时期，外蒙、西藏及新疆等边疆问题的紧迫与复杂，列强对疆域主权的侵扰，尤其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族危机、国家危机的深重，为探索适应时代之边疆政治，政、学各界展开了广泛探讨。当时关于边政问题的研究，学术界主要有两个着力点：一是对历史时期的治边设施等进行梳理和总结。学术界重视从制度层面，询其起因、述其演变，探讨了历代治边策略，但其撰述之动机，绝不仅仅只是为了总结历史过程，而是要审视其得失，怀有强烈的现实资鉴用意。尤其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学术界以《边政公论》《边疆通讯》等期刊作者群体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历代边政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例如，吴其昌由治训诂、音韵等学而转为关注边政，撰写《历代边政借鉴》，其用意即在于此。二是当时各界注意从现代政治的视角来探讨治边措施。此类著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研究中数量巨大，既有关注边疆政策的总论，也有对于边疆区域政策的建议，并由此而延伸出对边疆教育、边疆交通、边疆社会、边疆文化、边疆资源开发等一系列的议题。对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总结，应为今后民国边疆学术史的重点研究内容。
四、近代边疆研究发展历程对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的启示
就纵向考察，近代中国边疆研究是先秦以来边疆研究在晚清、民国时期的延续，但这个延续是动态的、复合的，尤其因近代时势的巨变，边疆研究的脉络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异质内容。从横向而言，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又涵盖了整个中国的边疆及其周边，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形态的重要构成，而时人对边疆的关注又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就研究对象来论，边疆研究关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边防等各方面。然而，这些认识或区分划类，仅是相对意义而言。如同前面论述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发展脉络及内在逻辑的时段划分一样，这仅是一种方便认识的区分，它是一种逐渐、甚至反复的过程，不能剥离其发展的内在联系。上述过程或时段区分，是相互关联甚至不断复合的，所谓维度、分类等，都不能从整体上割裂它们彼此之间的交织网络。可以说，中国边疆研究是一个整体的，而非度或类可以替代的，它是构成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乃至人类社会历史演变的组成内容。这也意味着，我们在考察近代中国边疆研究时，应该具有整体观念与视野，并将研究路径或研究分类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我们认为，分析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脉络、内在逻辑关联及其路径，只是为了认识或叙述的方便，而并不意味着这个整体可以被任意切割。
近些年来，边疆研究的呼声日高，并在课程内容和专业设置、专业研究机构，以及最重要的学科建制方面，都取得了积极进展。例如，学术界近几年对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相当关注，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均有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部分高校还在中国历史或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下设了“中国边疆学”博士点方向；部分学术期刊，还设置了“边疆学”专栏或以“边疆学”为主题组织专稿刊发。对此，也有论者谓之为第三次边疆研究热潮的到来。姑不论是否热潮，但我们认为边疆研究自有其发展脉络与逻辑，总结近代边疆研究百余年发展历程的经验得失，可以观察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倡新的边疆研究路径和加强边疆研究的学科构建，毋宁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需要。要加强今天的边疆研究，构建新时代的边疆学学科，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应加强唯物史观理论的建设，将其运用在边疆研究的具体实践中，以此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构建。
在当下的边疆研究中，加强唯物史观理论的建设，于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结构性的必然要求。纵观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具体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可谓，理论实为研究之先导。虽然从理论、体例和方法来说，晚清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大旨并没有脱离或超出传统史学研究之藩篱，但正如前辈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其时的边疆研究并没有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隔绝，相反是当时政治秩序、地缘形势即将发生颠覆性变化的预演。王国维曾说“道咸以降之学新”，称“道咸以降，……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并认为这是“逆睹世变”之后的反映。尤其是鸦片战争之后，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疆界、民族诸观念的逐渐萌发或形成，对边疆史地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客观上，这也是晚清边疆史地研究之所以能够谓之为“新”的原因所在。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该阶段的边疆研究之所以能被学术界广泛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的出现，则完全有赖于近代意义上的各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延引，使研究之学理基础大为夯实，并在当时出现了“边疆学”及“边政学”等关于边疆学科理论构建的尝试。
述古而知今，鉴史而知来。近代百余年的边疆研究历程，在中国边疆研究的整体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它既有中国传统边疆研究路径的延续，也有大变局形态下边疆研究路径的调试，其间各学科研究理论、方法在研究中的运用，拓展了边疆研究的精度、广度和深度，促进了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与近代的交织、各种研究方法的尝试、各种研究观点的阐述、各类人物对边疆事务及边疆研究的参与，使近代边疆研究的复杂性、深刻性远非以往所及。只有将唯物史观运用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才能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保持清晰的理性思维，通过观察、分析、认识、归纳及总结，既立体呈现近代边疆研究的综合、整体面相，又准确表达近代边疆研究的复杂、深刻的多维度内容及特征。
今天，要建设有中国气派、具有精深学理、适应国家和社会需要的边疆学学科，更要以唯物史观的理论建设为核心，使之在研究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促进边疆研究在新时代保持内在的生机与活力，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当然，加强唯物史观的理论建设，这并不是说要排斥其他学科理论，而是要以唯物史观为基准，将其他学科理论纳入唯物史观理论视域之内，将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纳入唯物史观的一般或普遍原则之内。这意味着，我们要站在较民国时期的“边疆学”或“边政学”更高层次的理论视域，凝练出更一般、更抽象的指导性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前辈的边疆研究成果做进一步系统、深入总结的基础上，对历史时期有关边疆的史实进行细致厘清的同时，把边疆研究建立在准确的史实支撑和细致的研究分析之上，才能进一步加强中国边疆研究的路径思考，促进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构建。
一百多年来，经过前辈学者的辛勤努力，中国历史上的边疆情形及治边措施，已经有了较为细致的轮廓，在历史具体细节的梳理上，已经有了相当精细的考证，对历史时期边疆情形之研究，在深度、广度、视角、范围，以及史料的挖掘、整理和运用方面，都呈现出青出于蓝之势。但总体上，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历史时期边疆情形做理论的阐发，似乎稍显不足，尤其对整个学术界都产生广泛影响的代表性作品似尚嫌不够。在考证历史时期边疆情势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阐述中国边疆与边政之动因，梳理其成败实践，总结其规律性内容，阐发其时代价值与意义，进一步加强边疆研究的学科构建，是新时代边疆研究的应有之义。
其次，应发扬中国经世致用之优良传统，加强边疆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建设，这也是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价值归旨。
顾颉刚尝言：“边疆学者，经世致用之大端也。”自嘉庆开始兴起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直到民国时期第二次边疆研究高峰的出现，近代边疆研究从其伊始，虽有其自身内在的学理发展因素在内，但从来都不是纯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而是与国家政治、国家建设实践存在极其显著的关联，并且在近代中国的学术趋向中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晚清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既是当时经世致用学风的表现内容，也融入了救亡图存的时代新价值；既是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稳定的历史继承的表现，也是中国边疆日益重要的逻辑推进；既是全球化进程冲击中时人对世界知识反映的表现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组成内容。民国时期尤其是1930年代以后的边疆研究，同样有着团结边地各兄弟民族、构建中华民族、巩固国防、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愿景。如果说，经世传统的这一近代诠释，是近代中国边疆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和价值所系，那么新时代边疆研究要发扬经世传统，必然要与当下国家的现势、战略和规划相结合。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及其热潮的出现，无不与国家、民族的脉搏一起跳动。尤其全面抗战期间，学术界以学术报国之念，对边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切实的研究，而为当时政府的边疆施政提供了学理的支撑。
于此而论，回应时代要求，是边疆研究的重要功能与内在追求。而基于这一场景下的新时代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虽然传统边疆史地研究仍是其发展基础，但更要重视传统经世致用的现代发扬，增强为现实服务的功能建设，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边疆研究不断深化与发展。新时代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的这一价值归旨，正与王夫之所谓“理者，势之顺而已矣”相符。
再次，边疆研究的视野及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应坚持世界的眼光。
近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之所以能有重大进步，世界与中国的形势变化是其根本，但前辈学人敏锐反应，热衷新理论、新方法之运用，因应潮流时势之变，亦不能忽视；而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亦为重要原因。历史时期，中国四围族群的分合变化，与中国边疆变迁息息相关，在历史上也留下了许多非汉文记录的文献。尤其近代以来，英、法、俄、日、德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尤其是边疆地区进行了长达百年持续不断的传教、测量、考察与情报刺探等，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边疆的西文文献资料。姑不论其居心如何，但其中亦有不少极富价值的文献。例如英国铁路工程师兼情报官员H.R.Davies的《云南》，对于中国西南边疆民族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而论，实有开拓之意义。这些西文文献资料的整理和运用，应该成为今后中国边疆研究学者关注的重点。欧洲汉学，向来注重多语言对照研究，并在古民族史、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等方面有着突出成就。晚近中国学者如冯承钧、韩儒林等，以欧洲汉学路径，加之运用中国文献，作出了杰出的成绩，为我们做出了垂范。窥一斑而知全貌，坚持世界眼光，既是边疆研究所应有的视野，也是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学科构建的重要遵循。
将中国边疆研究放在世界经济与文化交流的进程中进行考察，是坚持世界眼光的根本。德国地质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在1868年10月如此写道：“中国人其实并不清楚，中国向外国开放的步伐是多么艰难。在我看来，第一批殖民地的开放是这个拥有四万万人口的国家在物质和精神转变的第一步而已。中国由此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外国人的殖民地会进一步扩大，欧洲的工业被引进，铁路和电话都建起来了。中国开始面对世界文明的冲击，开放的程度会一步步加深。”李希霍芬所言虽是代表西方列强的认识，但也说明近代中国与世界联系过程的不断密切。而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虽主要是以中国边疆为其研究主题或主旨，但其内核却是开放的。前辈学者一方面引进学理，一方面亦积极进行撰述，在撰述中以世界视野审视中国边疆及其周边。晚清的一些政、学精英已经观察到世界大局的变化，并且在相关著述中开始运用西方资料展开撰述，尤其民国时期的一些著述并不仅以中文语言的运用为限。这方面，民国时期后一阶段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以及吴定良、闻宥、陶云逵、邢庆兰（公畹）等著名学者，为我们做出了表率。当时，他们以西文撰述文章，并向西文杂志投稿，甚或创立西文杂志，积极向世界展示中国边疆研究的成果，亦为坚持世界眼光的重要一着。当前，伴随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社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边疆研究面临的形势、机遇等日趋复杂、多样，以边疆研究为主要对象的边疆学学科构建，更应坚持世界眼光、全球视野，才能准确审视边疆研究的发展全貌。
总之，充分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刻审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百余年发展的脉络及其内在逻辑关联，总结近代边疆研究呈现的基本路径，对其展开反思，寻求历史启迪，对新时代边疆研究的深化、边疆学学科体系的构建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
【注】文章原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引用请通过官方途径下载原文。因篇幅限制，将注释与参考文献省略。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