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夜，一面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七十多年的旗帜颓然落下，红色巨人也倒在了那一年的冬天。
苏联人民曾期待着重生的国家能够为人民创出一个美好的未来，为此他们不惜自己点燃烈火进行自焚。然而，三十余年过去了，自认为浴火重生的凤凰终究还是未能褪下血色，他们在寒冬中徘徊等待，留下一串属于失败者的悲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一部分知识分子呼吁揭开苏联历史的“黑幕”，全面否定苏联的历史。他们希望全面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乃至于彻底融入西方的社会生活。这些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精英阶层在苏联解体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们说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正是基于此种原因。
然而，当苏联轰然倒塌后，这些所谓的“民主斗士”并没有因苏联解体而获益，相反，他们亲眼见证了苏联的历史，从强大到抛弃的一个悲剧性结局。当看到曾经强大的苏联分崩离析，当面对陷入经济困境的苏联民众时，这些知识分子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这完全不是他们想要的“自由生活”。
事实上，这些苏联精英阶层一直主张照搬西方的思想制度，并对苏联进行激烈的政治、经济改革。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实际能力却超出了预想，他们只是夸夸其谈，根本没有能力将抽象的西方价值观运用于苏联的改革实践。
正是在西方经济理论的影响下，从苏联到俄罗斯，乃至于苏联的其他加盟国都普遍实行了激进的民主改革，诸如“五百天计划”、“私有化运动”、“休克疗法”之类的改革充斥于东欧社会。可结果呢？丘拜斯、拉克申等人的理论根本不适用于解体后的苏联社会，冒进措施反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尽管某些知识分子的初衷是好的，他们感到生活不自由，所以急于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成为“内心的反对派”。但是，新的制度并不意味着美好，它更多象征的是混乱与迷茫。
最富讽刺意味的是，在俄罗斯向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投入最大的是知识分子，损失最大的还是知识分子。他们不像苏联特权阶层那样身家丰厚，也不像政治家们那样洞若观火，他们只将富裕生活寄托于自由市场。殊不知自由市场也不“自由”，只是资本家的狂欢罢了。
根据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报告，我们可以得知当时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民面临的生活压力。
“与1990年相比，20世纪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52%，工业生产则减少64.5%，卢布的急剧贬值导致消费价格上涨1.7百万倍。俄罗斯境内的人口也一直呈下降趋势，死亡人口整体上高于出生人口0.5—0.7倍。”
试问，这样的改革到底有何意义？还不是将苏联民众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曾经的苏联知识分子也陷入了思想上的苦闷，他们无力改变社会现实，剩下的只能是抱怨罢了。
前苏联作家康德拉季耶夫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经常发表消极言论，批判苏联过去的制度，提出社会改革。然而，等到苏联解体后，康德拉季耶夫突然发现“改革”并没有带来他希望的结果，他尤其不能容忍对参加过卫国战争老兵的打击和掠夺。于是，基于思想上的苦闷与现实的双重打击，康德拉季耶夫自杀了。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苏联时期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他们曾是坚定的反对派，可等到苏联一朝解体，他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索尔尼仁琴，这位“苏维埃政权的头号敌人”，在看到俄罗斯社会的悲惨境遇后也痛苦的呢喃：“我害了祖国”。索尔尼仁琴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场大灾难，并在《崩塌中的俄罗斯》一书中对暴富的寡头深恶痛绝，将其斥之为国家的毒瘤。
就连曾经亲自参与苏联解体的三巨头之一、乌克兰前总统克拉夫丘克也表示：“如果在1991年，我知道国家会发展成这个样子，那么我宁愿斩断自己的手，也不会签署别洛韦日协议”。
甚至于普京也不得不承认：“苏联的解体，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讲，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在国家、个人的双重悲剧下，一些前苏联的社会精英进行了反思。然而，历史大势总是滚滚向前的，岂能因一人的忏悔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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