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97年认识范先生的，那年他已七十四岁。所以，我了解的是老年范用。七十七岁那年，范先生的老伴去世，最后十年，他真正是以书为伴。
我2002年调到三联书店，起初有一年时间住在方庄，与范先生家只隔一条马路，抬腿就到。我常去他家喝茶聊天，或者到楼下的华储烤鸭店吃饭聊天。主要是谈书。除了书之外，范先生晚年还有一个寄托，就是老三联。2007年以前，三联的老同志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二聚会一次，有曹健飞、仲秋元、王仿子、许觉民、倪子明、刘大明、李志国诸位先生，范先生是实际的组织者。
每次聚会以后，照例去沪江香满楼吃中饭，都由范用结账。聚会一开始是在三联书店三楼中国版协的茶室，后来四楼装修了三联会议室，就改在那儿。我的办公室也在四楼，差不多每次我都去坐一会儿，帮着倒倒茶，听听他们聊天。聊的都是三联书店。范先生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般不说话，只是笑嘻嘻地坐在那儿，或者去找三联的同志，办一下书和信的事情。他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大布袋子。这样的聚会，随着范先生身体不适(没力气)，无力组织，就停止了。
这些老同志之间的感情很深，他们对范用感情更深。我至今记得范先生去世的追思会上，一向坐轮椅的曹健飞先生站着发言和哭泣。其实曹先生比范先生大好几岁。
档案保存整理令人钦佩
范先生是2010年9月14日去世的，这次出版的范用先生三本书，我都参与编辑了，而且为每一本写了一篇文章。我想，如果把这三本书联系起来看，能够看出什么特点？首先，这三本书都来源于范先生令人佩服的档案保存和整理工作。《爱看书的广告》中的三四十年代广告样式和文字，是他在半个多世纪里剪贴保存下来的；《叶雨书衣》是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设计的图书封面的大样，整张的，用对开纸粘贴保存的；《存牍辑览》更不用说，大约两千封来信，足有五十二本粘贴本，每本还设计了封面，编了目录。时间跨度从上世纪40年代李公朴先生、戈宝权先生给他的信，一直到2003年黄裳先生的信。这些信都保存得极好，连信封也完好无损。范先生的这种恒心和细心可以称为奇迹。
那么范先生为啥这么能保存东西，为啥有这样的恒心和细心呢？我认为首先就是因为爱书。他是我所见的最最爱书之人。因为爱书，所以喜欢书的广告；因为爱书，而为书穿衣打扮，业余做设计。他曾说过：“我最大的乐趣就是把别人的稿子编成一本很漂亮的书，封面也很漂亮。”因为爱书，所以爱书的作者，爱作者的书信。总之，这一切都源于爱书。那么，爱书的本质又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爱文化、爱思想、爱真理。爱文化、爱思想、爱真理是三联的真谛。范用先生并没有明确总结过什么是三联的编辑传统，但他的文人气、书卷气的确形成了三联传统。董秀玉总结得好：“范用留给《读书》，留给三联书店的，正是这种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是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出版人庄重的使命感。这是三联书店文化精神的根本。”
范用先生那一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参加三联书店工作的人，三联情结是很深的。他们曾经一起出生入死，许多同志牺牲了。为什么范先生那么热心出版朱枫烈士的事迹？为什么王仿子、曹健飞、仲秋元在修改《三联大事记》时，要下力气查找一些烈士的名字和事迹？都是因为此。他们是真正要继承三联书店传统的，要把三四十年代的三联和八九十年代的三联连接起来。在这方面做着实际工作的，主要是范用，因为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老同志中只有范用一直在三联书店工作，对这三十年的三联有重大影响。
前有邹韬奋，后有范用
我有一个看法：从三联书店八十多年历史综合来看，前期三联的代表人物是邹韬奋，后期三联的代表人物就是范用。范用在三联书店是承上启下的人物，也是三联书店在新时期兴起的领导者和灵魂。从《存牍辑览》即可看出，打倒“四人帮”以后，老一辈文化人，是如何在范用这里找到他们的第二次文化生命。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就与老三联有着亲密的关系，七八十年代出书很不容易之时，是范用热情地、主动地寻找他们、帮助他们。他们在信中表现出的感激和谦卑都是真诚的(包括杨绛先生为了《干校六记》给范先生写的信，而范先生为了《干校六记》在香港和大陆出版费尽心机)。所以说，范用先生把老三联和新三联连接起来，也把三四十年代夏衍、叶圣陶、巴金等一大批文化人的事业和他们在新时期的文化事业连接起来，使新三联有了扎实的文化根基，其中，《读书》杂志更是老一辈三联人共同努力的结晶。陈原、倪子明、史枚等都是三联人，范用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我还有一个看法：没有《读书》杂志，就没有改革开放以后三联书店的崇高地位。范先生是1938年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的，读书生活出版社是在《读书生活》半月刊的基础上建立的。这也许是他在干校时就与人合计创办一本《读书》杂志的特别的文化背景。
可以说，范用先生爱三联胜过爱自己的家，这种爱是不由自主的，全身心的。直到去世，三联书店始终牵扯着他的心。
爱书，但并非藏书家
除了爱书、爱三联之外，能够留存下来这样多与书有关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独特的性情。
范用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好的东西、美的东西的爱惜。他虽然爱书，但不是藏书家。与许多爱书人不同，他的爱书没有丝毫的休闲意味，也不是爱书的版本价值，而是因为爱书的内容，而爱与书有关的一切，是真爱。比如作者的签名本，比如鲁迅编印的书，比如一些画片、贺年卡，比如作者题签、手稿(丰子恺写的“读书与出版”、李一氓写的“一氓题跋”、唐弢写的“晦庵书话”等墨迹，杨绛《干校六记》的手稿等)。他脑子里根本没有商业价值的观念。作家池莉写过一篇文章《爱惜究竟什么意思》，就是讲范先生的“爱惜”，收在《书痴范用》那本书里。
除了爱书，爱三联，爱惜美好的一切，作为一个出版家，范用先生给我的最大启示是：发现一部好的稿子，就迫不及待地想让更多的人看。我认为这是一个出版工作者最重要的品质，也是衡量当今出版人的最有分量的一把尺子。(汪家明)
延伸
范用先生是“文人化出版”的最后一位。相对于现在的职业化出版，文人化出版有更多的独立思想，更多的个人化兴趣和对文化的多样化追求。范用先生非常典型， 出版于他，不单纯是个职业，不是为了混口饭吃，不是为了多少工资，他就是热爱，他就爱出版事业，他七十二年从一而终，到了最后一刻，他挂念的还只是书和出版。
范先生常常说，编辑出版是个手工活，他常常手把手地教年轻编辑。他带你做选题，访问作者，谈稿组稿，编辑加工，校对整理，看版式封面……一直到回复读者来信、到书库打大包。这样一种言传身教(而不单纯是领导发派任务)，让我们熟悉的是出版的整个环节，尤其作为核心环节的编辑该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 ——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董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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