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新石器时代,东夷族先民就在青岛地区繁衍生息,并创造了具有滨海特征的文化。青岛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文明遗址——即墨北阡贝丘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贝壳堆积物,说明青岛先民与海洋关系的密切。胶州三里河遗址是“首次被认识的一处具有滨海特点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夏、商、周时期,青岛地区为莱夷之地。周朝初年,东夷少昊族后裔在青岛地区设立莒国,都城设在介根(今胶州市西南)。莒国在陶器制造、铜器制造、音乐、文字等方面有突出成就,堪称山东地区齐鲁之外的第三大古国。后迁都到现在的莒县,但介根仍为莒国重镇,琅琊湾(今胶南市西南)是莒国重要的海上门户。
春秋战国时期,青岛地区成为齐国属地。周灵王五年(前567),齐灭莱,青岛地区成为齐国的辖地。周烈王七年(前369),齐桓公封即墨大夫,辖今即墨、平度、莱西、青岛市区和烟台海阳、莱阳一部,其中即墨是齐国东部的中心城邑。琅琊自春秋至汉代一直是南北海陆枢纽,居5大古港之首,还是“齐东境上邑”,助力齐国成为春秋霸主。公元前485年,齐国和吴国在琅琊古港海域展开海战,是中国史载最早最大的一场海上大战。
秦朝时期,在青岛城阳设置不其县,至北齐天保七年(556)废除。近800年间,不其发挥了重要作用。青岛地区的其他地方分属琅琊、胶东两郡,琅琊成为当时天下唯一的滨海重郡,秦始皇曾3次巡游琅琊。
西汉时期,在青岛地区设胶东国,都城在即墨,汉武帝刘彻曾被封为胶东王。东汉时期,青岛地区大部属东莱郡,其中涌现出众多载入《汉书》、《后汉书》的经学名家和科技文化名人。
三国时期,青岛地区是魏国青州的辖地。魏晋南北朝时期,青岛地区属长广郡。著名的大泽山天柱山魏碑石刻即产生在这一时期,成为中国3大魏碑艺术国宝之一。隋朝,青岛地区分属东莱、高密两郡。唐朝时期,青岛地区分属河南道的莱、密、胶3州,并在胶州少海一带设立板桥镇。板桥镇成为唐代重要的海上文化门户,来往于青岛周边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使臣、僧人、客商、留学生等络绎不绝,开启了古代青岛与东方诸国的海上往来。
宋朝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大,在胶州的板桥镇设置密州市舶司,板桥镇成为继广州、泉州、明州(浙江宁波)、杭州之后的第五个国家对外贸易港口,也是长江以北唯一的港口和北方唯一的外贸基地,贸易范围遍及安徽、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最远到达南洋。板桥镇还是沟通宋朝与高丽之间经济文化的主要港口,板桥镇设立专门接待高丽入朝使节的高丽亭馆。据《胶澳志》记载,“盖宋都汴京海外往来以胶澳为最捷”,一时“人烟市井,交易繁伙”。商业盛极一时,号称“百货辐辏”,密州商税额为“天下诸州之首”。
元朝时期,胶莱运河通航,胶州塔埠头成为漕粮的转运港,港口十分繁忙。此时,由于云溪河淤浅,板桥镇航运阻滞,塔埠头遂成货物集散的重镇,南来货物“完全改由海道由塔埠头卸载,货物转移于东、西、北各地,一时商贾辐辏,帆樯云集,故有金胶州、银潍县之说”。
明朝时期,青岛村被辟为商贸口岸,称“青岛口”,从事商业活动。明朝中叶,为防倭寇骚扰,在沿海地区设立卫所制度。1372年,设置灵山卫,辖胶州千户所、夏河寨千户所和灵山卫千户所;1388年,又设鳌山卫,辖浮山千户所、雄崖千户所和鳌山卫千户所。
清朝时期,鉴于倭寇已平,清政府先后开放塔埠头、金家口、女姑口、沧口、沙子口、青岛口为贸易港,海运渐渐繁盛,胶州湾东岸成为当时重要的商贸口岸。1859年,清政府在胶州塔埠头和即墨金家口设立厘金局,并在青岛口和女姑口设立分局,征收厘金,监管进出胶州湾一带港口的船舶贸易及税务。1861年,清政府在山东烟台设立“东海关”,管理山东沿海关税。1865年,在胶州设“胶州分卡”,辖青岛口、金家口、女姑口等口岸。据1865年青岛天后宫重修碑文记载,青岛口捐助重修天后宫的官衙及“众商”、“诸船”多达60余家,其中既有东海关、即墨县局这一类的政府机关,也有福泰、晋昌、永豫会、意诚、隆盛、聚和诚这样的商号,这说明青岛口在商业贸易方面已经粗具规模。1871年,女姑口《重整旧规》碑文记载:“自前明许公奏请青岛、女姑等口准行海运,于是百物鳞集,千艘云屯,南北之货既通,农商之利益普。”当时青岛已经成为商船出入、商号聚集的新兴口岸。
清末的天后宫
1886年,清政府大臣许景澄、朱一新先后奏呈条陈,认为胶州湾位置特殊,上顾旅顺,下趋江浙,应将胶州湾辟为海军屯埠,抽调部分北洋海军驻扎胶州,并预期10年后胶州湾一带将成为巨镇。后因朝廷内部意见不一,该方案没有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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