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由康捷米尔·巴拉戈夫执导的影片《高个儿》代表俄罗斯参加了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前身是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尽管今年强手如林，但于笔者而言，《高个儿》仍有很大希望凭借其高超的导演水平和强烈的视觉呈现进入最终的短名单，结果如何，拭目以待。
巴拉戈夫作品不多，但起点可不低，他师从俄罗斯著名导演亚历山大·索科洛夫（《俄罗斯方舟》），从他的作品里，我们确乎能够看到索科洛夫的影子：沉重的主题、极度风格化的色彩、对主流价值的叛逆、对电影文学性和诗性的关注……他的第一部长片作品《亲密》（又译“狭隘”）就入围了2017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并在法媒中获得一致好评（法国电影网站AlloCiné媒体评分4.1）。
实际上《高个儿》只是他的第二部长片作品，而这部电影甫一出现在今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入围名单中便颇受关注，最终也获得了这一单元颇为重要的最佳导演奖。由此看来，年仅28岁的巴拉戈夫的确已经在戛纳“亲儿子”之路上越走越远，一些影迷戏称其为“俄罗斯多兰”也是所言不虚。
虽然作品不多，但从这两部来看，巴拉戈夫一以贯之的是对女性地位的表达：《亲密》里的女性被自己的家人出卖，为了将被绑架的儿子赎回，父母甚至意图将女儿嫁给一户富人家庭以换取礼金，俄罗斯女性的地位和生存状况可见一斑。
而在《高个儿》中，女性的身体仍然成为某种可以交换的物品：我们从一名女官员的口中才得知，二战期间奔赴前线的女兵（女主角玛莎也是其中一员）并不全是上战场打仗的，她们中的一部分实际上是在后方充当男性士兵的慰安妇，因此某种程度上说，二战中苏联的胜利并不仅仅是建立在男性身体的牺牲之上，也是建立在对女性身体的蹂躏之上的，这是编导对卫国战争的一种新的阐释。从当代的《亲密》回溯到二战结束后的重建时期，巴拉戈夫似乎为他对俄罗斯女性命运的书写找到了一种历史的连续性和纵深感。
不过，《高个儿》也不完全是站在弱势女性的立场上对俄罗斯的历史和社会进行某种单一向度的批判。事实上，片中的女性形象非常立体丰富，一些女性是如此的自主和清醒，以至于很多面对她们的男性成为了真正的弱势群体。在全片最值得玩味的的一个段落中，玛莎来到男友亚历山大家中，准备和他的父母见面、订立婚约，然而在政府中担任职位的母亲却完全不同意二人结合（有趣的是，父亲则一直不置可否地坐在“主位”上吃饭，只是在最后才说了一句“把门关好”）。
这既是因为她对于战争期间前线出现的慰安现象心知肚明，对玛莎的“为国捐躯”敬而远之，但更重要的是，她因为二人共同的女性身份而对玛莎抱以极大的同情（虽然是一种冷酷的同情）。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儿子没有什么情感经验，也真情实意地向玛莎透露亚历山大根本无法担负起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直到最后，亚历山大倍感羞辱，拍案而起、夺门而出，一场大戏不欢而散。女性之间生动细腻的互动，可以说把整部电影带向了一个更为真实而暧昧的境地之中，让我们感受到人性是何等复杂矛盾。
更进一步说，巴拉戈夫的高明之处也在于，他并没有试图把片中的任何人物塑造成单纯的受害者，而是让所有人都成为整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可以看到，在整个故事当中，玛莎固然是战时慰安制度的受害者，但她反过来也在对自己的挚友“高个儿”施暴，强行要求她与医院的医师为自己生孩子，给对方带来了巨大的生理和精神创伤；“高个儿”本人看似无辜，却先是在其PTSD病发时无意之间闷死了玛莎的孩子，然后又“解脱”了一名全身瘫痪的士兵，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医师的“同谋”。
应该说，《高个儿》所展现的是一种相互戕害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畸变的伦理关系表征了战后初期整个苏联社会的残缺和崩溃，不管是生理上的、精神上的，还是个体的、国族的，这也使得这部作品在格局上更显宏大，立意上也远比上一部更加发人深省。
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巴拉戈夫今年的这部影片都比以往更加大胆：影像风格更加极致，光影对比更加明显，油画质感异常浓烈，全片使用了极度鲜明的红绿两种颜色作为主色，营造出一种令人不安和压抑的反常氛围，在一个场景中，鲜绿色的油漆从墙上流下，就像是墙壁上渗出绿色的血。隐晦曲折的叙事再次加强了这种不安和反常感，各色人物怀揣着自己的前史进入画框，每个表情、动作，每句短小的台词看似细微轻盈，一晃而过，实则又另有所指，整部影片看下来给人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所有这些特质，都很难不让人联想起他的老师索科洛夫）。巴拉戈夫还在影片里安插了很多非常值得玩味和深思的细节，这些细节往往又编制成线索，等待观众自己去组合、发掘和阐释。
譬如对于玛莎腹部那道伤疤的成因，片中从头到尾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如果真的像玛莎晕倒之后对医师所说，仅仅是被弹片划伤，她何以在公共澡堂里面对高个儿的询问时沉默不语？这难道不是某种保家卫国的荣誉证明？联想到之后玛莎在男友家中提及自己一次又一次堕胎的后方遭遇，提及自己换了一个又一个男友只为更好地生存下去，而她又从未被告知自己的子宫已被切除，我们似乎大体可以拼凑出一个新的答案。诚然，我们得到的只是模糊的“多义”，是一些无从确证和考察的猜想，但这些猜想的共同指向，是比玛莎所言更为残酷的现实。
也正是基于这种战后苏联社会现实的“残酷”，我们才明白从战场归来的玛莎为什么一定要费尽心思想借高个儿的子宫生下一个孩子——因为“孩子”是希望的象征，无论对于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是对于一个正准备从废墟中重建的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无比重要的。她甚至不惜挑战伦理和道德的底线来完成这项既是生理层面又是象征层面的“生育”，即使这种对生命延续的极度偏执带来了一连串的悲剧，把所有无辜者全都牵连了进来。从失去子宫到陷入疯狂，我们甚至可以认为玛莎的遭遇是一则暗示了二战之后苏联命运的终极寓言。巴拉戈夫似乎是在向他的观众寻求某种答案——希望固然是美好的，但畸形的希望值得去追求吗？如果说二战是一场必须要赢得的战争，那么善良美好的人性又应该在何处安放呢？
这又让人想起S.A.阿列克谢耶维奇在《二手时间》里发出那句颇让人深思的疑问：“我想住在哪里？一个伟大的国家，还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这个问题也许很好回答，但对于那些真正经历过胜利的人们来说，却成为了一个永久性的难题。
文 | 圆首的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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