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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出版家张元济怎样过大年 ——现代书业掌故之二十

金猪拱门门大开。这篇闲文推出时正是己亥年的大年初一,台历上的这一天印着鲜红的“春节”二字。作为一个长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人,忽发思古之幽情,想到百年前的老出版家比如张元济先生不知是怎么过年的。好在张元济有日记存世,便翻出来一阅。1919年,张元济53岁,正值盛年,也正是事业的高峰期。张宅那时是一座西式大洋房,有不小的花园,在上海的极司菲而路,值得我们“穿越”回去看看。这里,我们同时参酌张元济子孙的回忆和相关著述,试图“还原”历史,回到“现场”,尽管这种“还原”“现场”还有缺陷,终究是有点意思、值得回味的。


张元济故居

 

除夕还在上班


1919年元月31日是星期五,张元济这天的日记分三栏记载如下:



戊午年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遇刺被害后的第四年,高凤池担任总经理,张元济为经理,相当于副总经理,同时兼编译所长(相当于如今的总编辑)。在编辑工作方面,高梦旦是张元济的得力助手,有商务“参谋长”之称,在这一年接任编译所长,但张元济还是会时常过问编译所方面的重要事情。由于张元济的威望、能力、个性和勤勉敬业,他在公司是实际主事者,是灵魂式人物。


据张元济哲嗣张树年回忆,一般情况下,“除夕这天,父亲下班比平时为早”,回来总要拜供祭品,这是张家多少年来追思先辈的一种礼节。

 

过年休息了四天


张元济的日记一般都是每天要写的,属于工作日志一类的。但1919年2月1日到2月4日,他的日记是空白。这几天按旧历年正是己未年的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四。放假期间,张元济好好休息了4天,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回溯到1918年也就是戊午年的春节,张元济的日记和1919年的几乎如出一辙。2月10日,也就是大年三十,张元济的日记里有“收信”、“发信”、“公司”、“发行”、“用人”、“分馆”、“杂记”几个栏目,都有或多或少的内容,说明了他这年终岁末最后一日的紧张与繁忙。而这天日记的天头写着:“因系阴历年终,照常办事。”同样的,正月初一到初四,日记暂停,忙碌了一整年的张元济好好休息了4天。初五(2月15)恢复记日记,也恢复了往日的劳碌。


再往前看1917年(丁巳年)的春节,张元济的日记也是缺了过年几天。这年元月22日(大年二十九,这年没有三十)张元济照常上班,从初一到初三他休息。初四就又上班了,这次,仅仅只有3天的休闲。元月26日(正月初四)日记天头有一行字:“旧历年假休息三日。元月廿三为旧历元旦。”


张元济嫡孙张人凤


张元济没有记载当时怎样过年,但我们从其嫡孙张人凤的回忆文章中还是可以寻到一点蛛丝马迹。张人凤先生写道:


 张人凤先生虽然写的是记忆中上世纪40年代的生活,但从中我们还是可以想象到张家早期过年的某些细节和习惯。张人凤之父张树年则直接回忆了上世纪初叶和一二十年代张家请商务同事每年新年吃“年酒”的惯例。他说,由于人多地窄,需要好几天才能轮流宴请完毕。宴席都是西餐,有专门的厨师掌厨,有档次有品位,还蛮洋派的。正月初一,张家往往会有十来位族人来拜年,这时候张元济总是带着孩子“下楼迎接,先拜祖宗,互相拜年,请吃年点心”。但这些事,张元济从来都没有写到日记里去。据张树年说,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向不举行团拜,亦不相互拜年”,所以“来拜年的都是亲戚,或者与商务无关的好友”。


张元济和儿子张树年,儿媳葛昌琳,孙子张人凤在上海寓所合影

 

新年上班第一天的繁忙


1919年的2月5日(阴历正月初五)张元济上班了。日记的天头说:“阴历新年假满,本日办事。”这一天的日记写的满满当当的,栏目“收信”、“公司”、“财政”、“分馆”、“编译”、“印刷”、“西书”、“应酬”、“杂记”,都记有当日所办之事。几天不上班,就积了不少事。兹举三栏为例:“公司  晚到发行所晤仙华并钟景莘,言发行所收支处每日收款仍解出纳科,惟看洋钱须分两次,未免多一次手脚。不如仍径交出纳科,至每部支单改由发行所办理,至支款仍向出纳科预领,另册总报。”“分馆 章訒斋来电,拟请港、新两经理对调。拔意拟令渔荃前往香港,不必动。又芜湖经理拟调回,改安庆为支店,以施敬康调芜馆经理,兼辖皖馆。拔意拟以叶又显任皖馆经理。梦谓不宜。继拟邹履信,后余又思得朱暎。拔亦以为然。当商仙华,仙华亦谓可用。”“编译 仙华言晤辽阳教会多格拉士,言《修身教科书》材料过多,且与历史、国文有重复之处,最好减少材料,则教会必可采用。仙华因请其将不合及可删之处,采取教会意见,详细见告。伯俞言本馆新编《修身》,亦减少材料注重幼童可知可能之事。”


商务印书馆版《修身教科书》


其他像“财政”“印刷”等栏目内也所记甚详,内容较多。由此可见张元济之日理万机。日记中一些人名多用简称,如“梦”是高梦旦,“拔”为李拔可,“仙华”则是王仙华,皆为商务印书馆高管。


张元济


春节期间的应酬


工作忙碌而紧张,但作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最大文化出版公司经理兼编译所长,张元济的应酬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实,应酬本身也是工作。据《张元济年谱长编》记载,1909年1月26日(正月初五),菊老于寓所宴蒋维乔等八人。其实,每年过年,邀请商务同人来家里聚餐,从此时就开始了。有时分两批,如1919年2月9日(正月初九)。这样,既增进同事间的友谊,又各人发表对新一年工作的构想。但记录资料不齐,并不是每年都能查到。且看1919年2月5日(正月初五)张元济日记中“应酬”一栏的记载:

 


这里元旦实际是说的旧历大年初一。此处为追记或补记之笔。年初一张元济就忙着在上海有名的一品香做东请客。这个一品香起初开设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即福州路),是清末上海著名的西餐馆。1918年一品香迁到了西藏路,兼旅馆并办中西酒席。是日日记中的“西书”一栏下,更详细记载了他中午的另一应酬活动:“元旦约仙华、叔良在一品香午餐。仙约叔良至发行所料理西书柜。叔不允任柜长之名。仙与商,拟将西书一部分事仍移至发行所,并照料西书柜,兼西书批发之事。后仙华来言,发行所又发生有障碍之处。”说是请客吃饭,其实明明是在酒席上谈工作,谈人事安排。这样的事,可说是张元济多年的习惯或传统了。张树年也曾回忆起1910年2月11日(正月初二),为了商议新书出版事宜邀请高梦旦、蒋维乔、陆费逵、孙毓修等同僚聚餐之事。


正月初七,张元济“因病未到馆”。此后又有若干应酬,如正月初八,“约同人在寓午、晚餐”。张元济日记中在家里请客,特别是请同事与好友是经性常的。正月十一,张元济“与拔可公请缪小山、王雪澄等于别有天晚酌”。这里是几个人联合请客,称为“公请”,不是指我们今天的公家买单。正月十二,“宴中国、交通、兴业、浙江实业、商业储蓄各银行于一枝香”。正月十三,“在东亚公宴广帮”。正月十四,“晚在一品香请商会诸君”。正月十五提前记下了宴会情况:“明日请编译所同人,午、夜两次。”这天则有“郑稚星约在都益处晚酌,到”。其实,这晚还有人请张元济的客,他写道:“康长素约晚饭,辞。”看来,大忙人张元济真有点分身无术,只好有所取舍。


老话讲,正月里都是年。张元济确实是一边忙着商务的大小事务,一边忙着请吃和吃请,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张元济的日记里,1919年正月十五后,他还在正月十八、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这几天都有各种应酬,大小饭局,有时候是中餐、晚餐都排得满满的。当然,张元济一直是不抽烟的,平时也基本不饮酒(过年时和夫人都喝一点黄酒),但喜欢吃肥肉、油蹄髈、白煮猪肝等菜肴。


看来,张元济先生过年的内容还是蛮丰富的。遥想当年出版人,我辈差距甚大。张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后人:工作着是美好的,为了工作的应酬也是必须的。但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保重身体!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元济著:《张元济全集》第6卷、第7卷,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2.张人凤、柳和城编著:《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3.张人凤:《祖父张元济先生40年代家庭生活琐忆》,见张树年著:《张元济往事》,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4.张树年著:《张元济往事》,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写于戊戌年岁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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