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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诗人让·贝罗尔说：“在诗最成功的瞬间，总有一个“我说”和“它说”交相辉映。有时诗人掌握话语，有时话语支配诗人；有时诗人使用话语，而有时是话语在呼唤诗人”。正是从这个特定的意义上说，由话语自身出来“说话”的极端写作，获具了它应有的价值。语言结构与诗人之间，不再是后者赋予前者，而是一种双方彼此的照亮、选择和发现。诗人循着一种神圣的预感前进，他并不清晰语言结构的深处究竟发生了什么冲突，他必须承受“天才”所唤醒的压力，忘掉“诗所言”，专注“诗本身”。这种纯粹客观的形成性结构，带给读者往往是一派天地同参的神秘气息。极端写作产生的诗章，不是可读的，而是可写的。它狂暴地打击读者的预结构期待。但它又空前绝后地体现出对读者的尊敬和温情：它保有更充分的可供读者参与语词事件的权利；阅读本身也变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写作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