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成笔力可扛鼎
准备花时要索诗
此是帝师翁同龠禾集古人诗句所撰之联(见图)。首句“养成笔力可扛鼎”，本是唐宋旧章，多为文人治国平天下之自况。殊不知，扛鼎之工，仅靠“笔力”远远不够，但古往今来，书生自大，持一笔而欲扫天下者，不在少数，终致误国误民误己。
翁师傅即是其中之典型。
翁师傅与鸿章之最大区别，在于鸿章自来以裱糊匠自居，营营役役，如同西谚所谓“西西弗”滚石上山一般，屡败屡战。而翁师傅则只动口、不动手，多说少干、甚或光说不干，外面电闪雷鸣、甚或洪水滔天，他亦是两耳不闻，稳坐帐中，一笔在手，永远正确，相沿成习，遂致空谈成风，国事艰难，连遭厄运，未尝不与此有关。
因公结怨
欲以一笔之力扛鼎救国者，往往急功近利，“笔力”与“心力”相左。笔下俾睨群雄，内心实际虚弱不堪，不能容人，更难以容世。鸿章与翁师傅，同殿为臣，位列宰辅，本当同舟共济，共赴时艰，亦因此而成天敌，缠斗一生。
翁师傅与鸿章之结怨，当溯至平“长毛”(太平军)之时。
其兄翁同书时任安徽巡抚，为鸿章家乡之父母官。初，同书守定远，“长毛”来攻，城陷，文武官绅殉难甚众，同书本有守土之责，却弃城远遁，逃往寿州。此为其第一次溺职。
同书转驻寿州，势穷力绌之余，乃招抚江北匪首苗沛霖，以为对抗“长毛”之奥援。为绥靖地方，剿抚并用，以贼制贼，本无可厚非。不料同书识人乏术，误抚中山狼，养痈贻患。苗沛霖专横跋扈，且反复无常，暗中与“长毛”之“英王”陈玉成相通。未几，苗沛霖借口与寿州团练徐立壮、孙家泰等有嫌，竟举兵围攻寿州。徐立壮所部本为捻匪(捻军)招抚而成，同书至此无奈，遂以“通捻”之罪名，杀徐立壮、孙家泰等以慰苗沛霖。
不料苗沛霖并不罢兵，挥军攻寿州，杀戮甚众，而同书为了活命，仍申奏朝廷，称苗沛霖并非反叛，入城之后亦未杀害平民，且“沛霖过犹知改，请量加抚慰，责剿捻赎罪。”不数日，同书再度上奏，称寿州被害及妇女殉节者不可胜计，请查明旌恤。前后两奏自相矛盾，遂激起朝野质疑。
当同书招抚苗沛霖之前，曾上书朝廷，称苗逆必应诛剿，内有“身为封疆大吏，当为朝廷存体制，兼为万古留纲常。今日不为忠言，毕生所学何事”等语，又云“誓为国家守此疆域，保此残黎”，俨然刚正不屈，字挟风霜。及至苗沛霖攻破寿州，翁同书却于奏折中力表苗沛霖之忠义，不特大相矛盾，亦且判若天渊，且全无引咎之词，廉耻丧尽，恬不为怪。
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曾师(曾国藩)痛恨同书颠倒是非，荧惑圣听，败坏纲纪，乃拟上奏弹劾，却因同书之父翁心存为同治皇帝之师，圣眷优渥，投鼠忌器，游移再三。
时鸿章于曾师幕府中伺候文墨，曾师遂命鸿章拟稿，鸿章添寥寥数语以塞翁氏一门之口：“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曾师称是。
弹章递上，朝廷果然下令将翁同书褫职逮问。大臣会鞫之后，依律定为R20;大辟”(斩首)。时同书之父翁心存病重，太后皇上终不忍，先暂释同书，伺候老父汤药，送终之后，守孝百日仍入狱，再加恩改戍新疆。
此事于鸿章，无非公事公办而已，毫无偏私之心，不料却因之而与翁氏一门结下深仇。及至翁同龠禾当政，时时处处伺机报复，几令鸿章不安于位。
掣肘北洋
甲午之前，翁同龠禾执掌中枢，为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但凡北洋水师有造船购械之举，莫不多方阻挠，动辄以帑绌为言，十准一二。甚或私下指责鸿章昏愦，重价收购窳败之船械而不察。掣肘之下，鸿章直如唐代之“使相”(唐时授予地方节度使“同平章事”之衔，与宰相并称，号为“使相”，荣衔而已，并无宰相之实权)，徒唤奈何。北洋之船械更新，亦被耽搁，致令北洋除却战舰吨位之外，如船速、炮速等，均不如日本军。
朝鲜乱起，日人多方挑衅，鸿章深知北洋之底细，海军弱，器械单，尚无力与日本决裂一战，且此时仍有外交回旋之余地。翁师傅亦深知此点，却昧心鼓噪，终致朝廷决心对日决裂。翁师傅曾对其门生王伯恭坦言：“正好借此机会让他(鸿章)到战场上试试，看他到底怎么样，将来就会有整顿他的余地了。”(参阅2011年3月21日《中国经营报》第1903期D7版“李二先生非汉奸”)
世人所言：“甲午之战，由翁同龠禾一人主之。”此言不虚。若说翁师傅公报私仇，为陷鸿章于不利之地而主战，倒也未必。甲午主战，于翁师傅而言，根子里还是书生意气，不知兵凶战危，急躁冒进，以为蕞尔日本终不在话下，既可助皇上大展神威，亦可助自己立威朝堂。前敌自有鸿章，翁师傅黄雀在后，胜则揽功自矜，万一略有挫败，则鸿章即是现成的替罪羔羊。此乃一番包赚不赔的算计，其心思之缜密，实在鸿章之上，绝不料我军战败会如此之惨。
世人或有传言，谓战端开后，我水陆两军节节败退，鸿章与日使小村寿太郎谈妥，以银百万换日本退兵。不料小村入京觐见时，翁师傅怂恿皇上力拒，谓日本小国何足惧，一意主战。及至马关定约，割台湾、割辽东，赔军费二万万两，鸿章曾痛斥：“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亦无法”。
战前鸿章力主战端不可轻开，乃是基于战力的衡量;及至两国宣战，鸿章身为前敌主帅，自当奋勇向前，百计取胜，岂可私下与敌媾和;再至马关谈判，鸿章亦是奉旨钦差，绝非私相授受。主和、督战、再主和，鸿章均是尽心尽力而为，毫无私心。鸿章之痛恨日本，绝不亚于国人之下，故日后鸿章出访欧美，返程路经日本，绝不上岸，即便换船，亦在两船间搁置跳板，宁冒险蹈海，誓不踏足倭土。
帝师之党
所谓“帝党”、“后党”，世人多以为皇上、太后各领一党，其实大谬不然。帝后本是一体，唇齿相依、荣辱与共，岂能自相攻伐，两败俱伤。“帝党”、“后党”，其实是帝、后身边近臣暗结之党，争权夺利，帝、后并不知情，更不参与。鸿章为官，但知办事，特立独行，既非“帝党”、亦非“后党”。
“帝党”实乃“帝师之党”也，多为“清流”人物，其核心即帝师翁同龠禾，文廷式、张謇为其股肱。
翁师傅其人，据云自小即长于察言观色，行事处世圆滑。其总角之好潘祖荫评价说：“吾与彼皆同时贵公子，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将来必以巧妙败，君姑验之。”
翁师傅惯用“巧妙”，于康有为之事尤甚。翁师傅窥知皇上对康有为欣赏有加，遂具折力保，谓“康有为之才实胜臣十倍”，及至发现康某人之桀骜狂妄，恐将来累及自身，便又加“人之心术，能否初终异辙，臣亦未敢深知”等语，以为退路。
至于翁师傅之用人，潘祖荫说:“叔平(翁同龠禾字)实无知人之才，而欲博公卿好士之名，实亦愚不可及。”
戊戌之后，德国借口山东教案，强占胶州湾，翁师傅与张荫桓奉旨交涉。翁一味与德国人纠缠于口舌之间，张荫桓虽洞察俄国在期间或会图谋渔翁之利，提议应及早告知俄方中国将自主处理对德纠纷，岂料翁师傅认为不妥，终至于德俄从容联手，一出双簧，唱去了胶州湾，也唱去了旅顺港。
当国如同当家，柴米油盐酱醋茶，无一不需身体力行，所谓实干兴邦、空谈误国。至于宰辅之位，尤需实干之人。调和国家鼎鼐、协理天下阴阳，自古便是宰相之责，倘或宰相专注于文章辞藻，开口道德、闭口心性，甚至将天下未治归咎于“道德不倡”，仿佛与已无关，这“庸相”二字，估计便是逃不脱的考语了。
新政伊始，恭亲王等即倡“实事求是”，然吾中华泱泱五千年，早已养就空谈之虚骄浮躁，居宰辅之位者如翁师傅之流犹甚。多说空话、少干实事，他人动手、自己动口，实已成为立足官场之不二法门。如鸿章等所谓变革派，自然处处受气，既要挑担，又要背锅，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10)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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