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多里斯基于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之上的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批判具有积极性，在哲学研究领域引入现代科学，无疑有利于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结合方式中所得到的最终结果能进一步纠正、完善我们的认知。
（图为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人的品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考虑是什么导致人按特定方式行事时，也经常将其与人的品格特征相关联，并认为这是主要因素，而约翰多里斯认为这种过于强调品格特征的倾向是错误的，亚里士多德和我们都过分忽视了情景和环境性质所产生的强大力量。关于约翰多里斯“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环境而非品格”的结论具备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支撑，“好撒玛利亚人”的心理实验为研究人行为的来源提供了重大新视角，在实验中，我们发现这样的事实——当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外部目标上时，人很难注意到处境的道德性质，同时在著名的电击实验中，我们也可以得出在外部权威的施压下人很难坚持道德选择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多里斯的结论是相对于亚里士多德关于美德相关阐述的另一个极端，选择完全认同约翰多里斯的结论将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即人行为的责任认定与道德评判。在认同环境等非控制因素对于人行为的决定作用后，我们又将如何看待每个人所拥有的不同的“道德运气”，这样的矛盾源于人在道德评价中通常所认同的的控制原则，即道德赞扬和谴责不应该被施予行为或后果超出行为主体控制能力的情况，有时所处环境能创造或彰显你某些本会被隐藏的特质，既然这些属于运气，那是否意味着你就因此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负道德责任。当我们开始从自由意志角度思考行为，我们将很难为我们自己负责的行为找到一席之地，因为在行为中，我们总能找到一部分不在行为主体控制范围内。
博弈论的引入解决了我心中一直存在的困惑，通过对看似简单的图表分析，解决了战争为何会长期存在的难题，基于自利的理性考虑，和平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是因为和平并非最佳选项，战争胜利后赢得的占领与掠夺才最符合利益诉求，和平只是第二佳选项，而获取最佳利益的前提就是要保持战争姿态。二是因为另一集团的不确定性，当本利益集团选择和平姿态后，如遭遇另一集团的战争姿态，将面临最糟糕的境地。在这样的双方博弈下，战争姿态面对战争姿态成为了必然。当然，想要摆脱这样的囚徒困境也存在方法和途径，现实中我们也能够找到并运用，只是这样的方式也许会抹杀关于人性最后一丝美好的幻想。
（图为博弈论表格）
上文中关于“战争胜利后赢得的占领与掠夺才最符合利益诉求”的观点可以与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堂弟格劳孔和苏格拉底关于正义与道德的价值争论联系在一起，苏格拉底认为事物分为三种价值形式，内在价值、工具价值、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兼具，内在价值即本身作为目的本身，具有价值，例如愉悦无害的快乐，工具价值定义为能实现价值的一种手段，本身不具备价值。格劳孔讲了盖吉斯之戒的故事，以此来说明人在具备不被道德惩罚的能力下，不会去追求正义，又因为大部分人不具备这样的能力，才会去追求正义，“正义是最好和最坏之间的中间物，最好的是做不正义之事而不用遭受惩罚，最坏的是被伤害而不能复仇，正义是两极端之间的中间物”，这是格劳孔关于正义的本源和本质的描述，它体现了正义的世俗性，论述了正义只是一种更符合大众的利益分配方式，本身不具备价值，在我看来，格劳孔最有力的质疑是在正义行事与利益结果分离时，即在无法获取利益，甚至损害利益的情况下，人们是否会遵循正义。面对格劳孔的观点，苏格拉底认同了正义的工具价值的部分，同时并通过证明正义是人的灵魂健康的表现方式来证明正义本身可取，具备内在价值。
相较于格劳孔和苏格拉底关于正义价值的争论，当代心理学家丹尼尔巴特森的研究则显得贴近生活的多，他从实证心理学视角审视了道德正直和道德伪善的问题，问题是人们的目标是道德，还是仅仅是看起来道德，在一系列实验后，最终得出了一个消极的结论，但同时实验也带来了新的启发，即怎样让人道德行事。
诺奇克揭示了罗尔斯“无知之幕”的局限性，“无知之幕”作为一种对现存制度与社会结构的评价制度是有力的，但它却难以作为构建全新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强力武器，或者说，以“无知之幕”为理论指导构建的平等社会是不长久的。
罗尔斯和诺奇克的理论各有侧重，罗尔斯关注正义，而诺奇克关注权利，而想要实现罗尔斯所构想的正义社会，资源的集中和分配是必不可少的，而针对这一点，诺奇克提出了“所有权正义”的概念，“所有权正义”关注获取和转让两个过程的正义性，且当这两个过程同时满足正义条件时，行为才能称之为正义，所以，诺奇克认为罗尔斯正义社会构建中无法实现正义获取与正义转让，面对现有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即无法实现正义获取，也存在非正义转让的问题，即使最终达到了社会平等，整个过程也只是一场权利与效用的交换，最终与正义背道而驰。
罗尔斯平等社会的另一大问题在于如何维系最初状态的正义与平等，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的自由流通势必会打破原有社会结构，自由最终会颠覆平等，且如果认同建构强制性调控机构的话，则是对自由和个人责任的漠视，正如诺奇克所言“贬低人的自治性和行为主责，对本应支持自治存在的尊严与自尊的理论是很危险的”。
在之前的铁轨难题中，相对于效用主义的代表功利主义，我更倾向于支持义务论，并对效用主义的观点嗤之以鼻，但通过对框架效用的学习，我渐渐理解密尔为何执着于效用主义。正如框架效用会导致实验结果的偏差一样，在对效用主义的讨论中，我更多关注到的是处于社会不平等位置的人的利益（当然这也是合理的），相反，密尔关注的是利益获得者以及通过牺牲少数人利益所得到的巨大利益，人们讨论弱势群体时，总会有自我代入的倾向，但实际上，大部分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不是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这两种角色阵营可以划分的，更多时候，人的身份具有多重性。我们几乎可以认定的是，当严格意义上的剥削不存在的时候，所有美妙的事物，比如壮丽的大学，也许都不会存在，这或许能够解释，密尔为何会作出那样的主张。不管你是否承认，我们所处的世界和社会总是充满了不平等，而且这也是无法避免的，'意识到自己幸福是建立在他人受苦基础上的最初愤怒感是一种对不可避免的世界不平等结构的不成熟反应，还是说，如果这样想，你就放弃了最后按道德行事的机会，也就是说，你了解到这种非正义时，从你心中迸发的悲伤和愤怒，是将此引入生活的最后机会。'
（基础铁轨难题图示）
之前谈论到的环境对于人的影响对于讨论种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具有启发意义，某长达半世纪的著名跨文化心理学实验从weird群体同其他群体的反差开始，但却以两个群体间的一系列共性结束，纵然存在许多相关的理论依据，但生活中的歧视与偏见却依旧无法消除，这与人的信息处理系统相关，alief 这种低级的反应系统一直处于活跃状态，现实中客观存在的道德运气的差异也让局势更加复杂，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理性才是最好的武器。
请让思考得到的承诺，而不是未经训练的习惯，指导我们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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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金风玉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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