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易》为何同时具备卜筮和德义，实际中又该如何运用
我们在上一篇《周易从伏羲画八卦，再到两派六宗，该如何理解这个过程》的文章中，论述了从伏羲至殷商期间，人们对掷贝壳的卜筮中，所出现的正反面符号的画法，也就是对阴阳符号的刻写方法并不一致，有人喜欢用一条直线，也有人喜欢两条交叉直线来表示正面阳爻；有人喜欢用断开的两短横，有人喜欢用八字形，有人喜欢用倒八字形，也有人喜欢把八字形的上端连在一起，来表示反面阴爻。当然，另外还有一些不易辨认的少见符号，也可以分别表示正面阳爻和反面阴爻。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齐、楚、秦、赵为日者，各有俗所用。欲循观其大旨，作日者列传第六十七。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第六十八。司马迁在记载中明确说到，每个时期每个地方都有各不相同的卜筮方法，由不同的卜筮而产生了阴阳爻符号的不同画法，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正因为上古的人们对于正反阴阳符号的画法并不统一，所以才在考古资料中发现了各种各样的卦的画法，才会被民间《周易》爱好者误以为伏羲不可能画这么多的八卦，也才会被有些专家学者误认为是什么数字卦。老实说，自从张政烺教授提出数字卦一说之后，我们就一直持反对否定态度，并一直在关注数字卦的研究发展。据我们所知，在当今的重量级权威人士中，唯有清华大学的李学勤教授，对数字卦持谨慎的不承认态度，因为李学勤教授也说不出具体的理由来否定数字卦一说，使得到今天为止，在学术界还有很多人支持数字卦的说法。有兴趣的读者网友可以百度一下数字卦、张政烺、李学勤等资料，也可以查看一下李学勤的《周易探源》。想想也真可笑的，专家们自己也说，中国的上古只有龟卜和蓍草筮两种卜筮，龟卜是不会产生什么数字的，只有大衍之数的蓍草筮才能够产生数字，但也只有六、七、八、九这四个数字，不可能产生一、五这两个数字，而所谓的数字卦中却经常出现一、五、六、七、八这五个数字，而九这个数字又极为少见，这显然不是大衍之数蓍草筮的筮数！说得难听一点，上古之人还玩什么数字游戏呀！也有专家认为这是大衍之数蓍草筮以外的一种筮法，但这也仅仅是少数人的猜测而已，而且这样的猜测是没有任何记载和证据来证明的，当然也是不成立的。这就是我们始终不承认数字卦一说的原因。有兴趣的读者网友完全可以百度一下有关数字卦的资料，再跟我们的说法对比一下，看看谁更加有理有据。对于这么多不同的阴阳符号的画法，如何来辨认哪个是阴爻哪个是阳爻？只要我们按照取象类比这个总原则，人们总是把正面的、阳刚的、吉利的、肯定的用笔直的线来表示；把反面的、阴柔的、凶险的、否定的用弯曲的线来表示。也就是孔子在马王堆帛书《衷》篇所说的：易之义唯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按照这个原理，就能够确定哪个是阴爻哪个是阳爻了。我们在《周易的“易更三圣”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易更三圣”》和《周文王为什么要演衍周易？又为什么要写得这么晦涩难懂》等文章中，已经说明了，在上古时期，人们的知识水平非常的原始，面对着残酷的自然环境和凶猛的野曽，不得不借用卜筮来指导人们的行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上，当人们遇到什么紧急危难的时候，也还免不了求神问卜一番呢。但是我们也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了，依靠卜筮来指导人们的行为是非常不靠谱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很不科学的。所以，周文王才运用上古道家的文化思想，用无我、看清、做对、双赢，或者说是抛开自我、看清真相、恰当适宜、利人利己这套文化思想来指导人们的行为，这才是靠谱的，这才是科学的，这才是值得孔子赞美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周尚文”，或者称之为“周尚礼”。至于这一套无我、看清、做对、双赢的文化思想，有些什么具体的内容，请查看我们所写的《传统文化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史记中孔子对老子的“犹龙”之叹》等等文章。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要抛开自我的情绪和私欲，抛开一切主观成见和先入之见，让自己的心灵达到像道一样的虚无空灵，道的生生不息的作用就能让我们获得智慧，有了智慧就能看清客观事物的真相，就能用恰当适宜的方法来做好事情，最终达到利人利己的目的，只有达到双赢的目的，才能使自己的获利也是最大。这就是中国上古的道家文化思想，《老子》、《阴符经》等经典所阐述的就是这样一套文化思想。周文王就是运用了这样一套文化思想，对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六十四类事情，以及每一类事情中的六种情况，都制定了一条最为恰当适宜的指导方针。也就是说，周文王为每一卦每一爻都制定了一条最恰当适宜的指导方针，从而来指导人们的行为，这样就比用卜筮来指导人们的行为，无疑要更靠谱、更理智、更科学、更能取得理想的成效。周文王就是这样用文化思想来指导人们的行为，这才值得孔子的赞美，才值得孔子把《周易》这本书“居则在席，行则在橐”。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也讲到了周文王是在被拘囚的期间内写的《周易》，是不能够明明白白的写明是用文化思想来指导人们的行为的，否则就会被商纣王杀害。所以，周文王只能用取象类比的方法写作《周易》，就像孔子在《周易·系辞》中所举的十八个爻辞的例子一样，用类似于隐语暗语的写法来表示最恰当适宜的做法是什么，每一条卦爻辞都像是用取象类比的手法而制作的一条谜语，我们要透过一些莫名其妙的谜面文字，才能明白周文王的真正意思。周文王既要把《周易》中的文化思想全部隐藏起来，又要极力把《周易》写成一部卜筮书的模样，而且还要真的能够用来卜筮，只有这样才能瞒过商纣王。所以，《周易》这本书，既能够用文化思想来指导人们的行为，也可以作为卜筮之书来进行卜筮。在《周易》之前，所有的卜筮都是很简单的，不外乎起卦和断卦，就跟最原始的掷贝壳一样，就是先要设置好，如果掷到正面表示什么，如果掷到反面又表示什么，然后开始掷贝壳，然后根据掷出来的实际情况，再与事先的设置对号入座即可。即使是龟卜，也要事先设置好什么才是吉什么才是凶，然后开始烧灼龟壳，然后根据烧灼出来的实际兆纹，再与事先的设置对号入座就完成了龟卜。利用《周易》之前的六十四卦进行卜筮也是如此，也是先要设置好六十四卦的吉凶，然后按某种方法起卦并得到某一卦，再对号入座就可以断卦了，从王家台出土的秦简《归藏》来看，就跟我们现在寺庙里的抽签是差不多样子的。《周易》卜筮的起卦，跟之前的起卦也许有方法上的不同，在原理是一模一样的。按照孔子《周易·系辞》的说法，《周易》是用大衍之数起卦的，但不管那一种起卦方式，都不外乎起卦之人要通神灵，起卦的工具要有灵性。但是《周易》的断卦，又跟之前的对号入座有所不同了，因为《周易》非但有六十四卦，而且还有六爻的。而根据大衍之数来起卦，只能得到六十四卦，每一卦是可以根据《周易》对号入座的，但是六爻中的每一爻，又如何来对号入座呢？有些人认为，可以根据八和九这两个变爻来确定哪一爻，后世卜筮用的梅花易数，其中的变爻就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是，梅花易数只有一个变爻，而大衍之数的最后筮数总是六、七、八、九，变爻就肯定不可能只有一个，有时候六爻都是变爻，那又该如何来断卦呢？总不能三个变爻就同时参看三爻，五个变爻就同时参看五爻吧。我们绝对可以负责任的说，虽然古往今来的文人学者，对于用哪一爻来对号入座进行断卦这个问题，曾经设想了好多种方案，但没有一种方案是真正能够行得通的。更为可怜的是，古往今来的所有文人学者，包括尚秉和先生所作的《周易古筮考》在内，对于《左传》、《国语》中的十多个古筮案例，如其中的“艮之八”、“泰之八”、“贞屯悔豫皆八”，这些卦象到底是什么意思，直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因为任何一种说法，我们都可以找到相反的案例给予否定！借用一句当今的网络用语来说，就是不服来辩。由此可见，对于《周易》的卜筮，尚有如此多的问题谜团。对于《周易》的文化思想，也就是《周易》的德义，则更加需要像猜谜一样去猜。更为糟糕的是，周文王是根据上古道家的文化思想来对每一卦每一爻制定指导方针的，而周文王以后的人们，又有几个人能够懂得中国上古的道家文化思想呢？如果连上古道家的文化思想都不知道，又如何去猜透《周易》中每一个卦爻的谜语呢？正因为《周易》这本书所包括的内容及其来龙去脉这么复杂，不仅同时具备了巫祝的卜筮和文化思想的德义这两大功用，而且作为卜筮的断卦方法，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作为文化思想的德义又是由谜语组成的，要想猜透谜语又得要掌握上古道家的文化思想。由此可见，要读懂《周易》这本书，其难度可想而知。生活在礼崩乐坏时代的老子和孔子，无疑是两位非常伟大的人物，老子能够把上古道家的文化思想写成《道德经》，虽然老子的思想在二千多年的传承中，误解的地方着实不少，但老子的《道德经》这本书还是传承到了今天，再加上近代出土的众多文献资料，还是能够让今天的我们揣摩到上古道家的文化思想的，这是让我们后人感到无比兴慰的地方。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当然很担心后人会误解了《周易》，才在晚年特地为《周易》作十翼之传。既惋惜又欣慰的是，孔子的《周易》从秦汉开始，就已经越走越偏了，以至于两派六宗之间还互相指斥。在今天的学术界，也对《周易》搞得跟雾里看花一样，更不要说民间的易学爱好者了。值得欣慰的是，《周易》这本书非但躲过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一劫，而且还传承到了今天，再加上众多的出土文献资料，也到了该给《周易》一个明确答案的时候了。至于《周易》的卜筮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断卦的方法和依据又是什么？《左传》、《国语》中的这么多古筮案例又该如何解释？能不能用一个统一的说法来解释“艮之八”之类的问题？至于孔子的易传为什么反而造成了两派六宗的形成？两派六宗各依从《周易》中的什么原理才开宗立派的？能不能统一两派六宗的道理？以及如果用同一套文化思想来解释《周易》的全部卦爻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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