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绶的《题〈花蕊夫人宫中词〉序》,是其为胞兄陈洪绪刊刻《花蕊夫人宫中词》所作的序言。这篇序言,可以视作陈洪绶的刻书理论。其核心思想是,刻书的标准不应局限于所刻书籍“有关讽谏”。在陈洪绶看来,诗文当“有以其品重而传”,“不必论其人之高下贵财”。像花蕊夫人,其为人虽不足称道,其词也无关讽谏,但她的才气、她的诗文却极为难得,故《花蕊夫人宫中词》值得刊刻。
关于花蕊夫人,百度上多有介绍,这里不复赘言。我想说的是,陈洪绶的这篇序言,其实透露了陈洪绶家刻(家族私刻书籍)的一个信息。
这里有必要说明何为“私刻”。古代刻书分三种:官刻、私刻、坊刻。官刻是指官方机构刊刻的书,坊刻是指书铺商人刊刻的书,私刻是私人(主要是官员、士人、乡绅)出资刊刻的书,三者所刻之书则相应称为官刻本、私刻本、坊刻本。三者之中,坊刻以营利为目的,其他两者都不以营利为目的,或者只求保本微利。陈洪绪刊刻《花蕊夫人宫中词》,即属于枫桥民间的私刻,也叫“家刻”。
枫桥是越州人文荟萃之地,自宋元以来,就有私人校勘刻书的雅事盛行,而宅埠陈氏则因代有藏书楼,且藏书之富居越中之冠,古籍善本收藏颇多,故得校勘刻书之便利,成为枫桥私刻的引领者。用现在的话来说,至少在明代,陈洪绶所在的家族,出现了名气响亮的民间出版机构。这个出版机构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与陈氏藏书楼相辅相成,是陈氏藏书读书的一个延伸。
陈洪绶祖父陈性学建有七樟庵藏书楼,期间究竟刻了多少书虽无法细考,但从有限的史料中,仍能追溯出一个大致的脉络与轮廓。
在陈洪绶时代,胞兄陈洪绪有刻书的记录。《花蕊夫人宫中词》是其中一部,陈洪绪之所以能刊刻此书,缘于七樟庵藏书楼中有此书的善本,陈洪绪认为花蕊夫人属于“妇人之才之难得者”,因“深悟才人不终泯于世”,故刻书以传其诗文。此刻本除了有陈洪绶的序,还有松江大儒陈继儒(眉公)的序,陈洪绶《题〈花蕊夫人宫中词〉序》首句提到了这个细节:“眉公先生序其刻,有关讽谏之语是也。”注意,这是陈继儒参与陈氏家刻的第一个记录。
陈洪绪还为自己刻过一本诗集,名叫《粤游诗》,陈洪绶为之作《〈粤游诗〉序》。这本诗集是陈洪绪为搜集祖父陈性学的事迹,远赴广东祖父的为官之地,五千里长途跋涉,不顾个人生命危险,在途中创作而成的一部诗集。陈洪绶对这些诗歌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兄长的诗“清新秀丽,可歌可咏,可刻板行世”,继而阐述了刻板行世的三个理由。
陈洪绶与陈洪绪,还曾负责宅埠陈氏宗谱的纂修与祠堂的修建,而续修的陈氏宗谱,则是陈洪绪与陈洪绶共同合作的家刻本。陈洪绶在《重修陈氏族谱序》中记载:“吾家自翰林公(陈玑)作谱始,则有典膳公(陈元功)修之,曾祖方伯公(陈鹤鸣)广之,吾兄某(陈洪绪)修之而广之,凡疑似依附者悉去之。吾兄某不肯擅其美,命绶(陈洪绶)同刻,属僭序焉。”陈洪绶不仅承担着家族宗谱的修纂,还承担着宗谱的家刻。
以陈洪绶弟兄名义刊刻的另一部作品,是他们父亲陈于朝的《苎萝山稿》。此稿扉页标注:“《苎萝山稿》六卷附录一卷,明万历四十三年陈洪绪陈洪绶刻本。”目录后又标注:“陈洪绪亢侯、陈洪绶章侯辑梓。”这一年陈洪绶十八岁,陈洪绪二十三岁。书首依次为松江陈继儒、萧山来斯行、山阴王思任的三篇序言。注意,这是松江陈继儒参与陈氏家刻的第二个记录。
以陈洪绶的序言考察,以上有据可查的四部家刻,其刊刻时间依次为:《苎萝山稿》——《陈氏族谱》——《粤游诗》——《花蕊夫人宫中词》。前两部虽以兄弟名义刊刻,但具体工作则是陈洪绪完成的。这些家刻均出现在陈洪绶四十三岁入国子监之前。这件事情也足以证明,清代孟远《陈洪绶传》中描述的陈洪绪形象——“累世家藏悉兄绪操管钥,恐弟分所有,谋所以戕害之者无不至,时时奋老拳……”纯属无稽之谈。
陈洪绪之所以热衷家刻,缘于父亲陈于朝生前的垂范。陈于朝虽寿只三十五岁,但他却是枫桥名副其实的“出版家”,他将枫桥的私刻做得风生水起。搜集《苎萝山稿》里的相关记录,得知陈于朝至少刻过四本书,且陈于朝的刻本颇有市场,其时“城中索书者甚众”。
陈于朝曾刊刻过《倭达卷》和《南西厢》,此信息隐藏在他的书信《与王十峨》中。王十峨生平不详,但从书信中可知,王十峨是“点板”(刻板)行家,陈于朝常仰仗他的帮助。《南西厢》扉页插图即是假王十峨之妙手。而且,陈于朝还经常将自己的刻本呈送给王十峨阅读,书信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倭达卷》呈览掌故知之,外又二印,不敢启齿再烦渎。仆知丈好图书,今以四卷娱卿,必喜为仆刻也,盖法'养鹅诱羲之’诀耳。丈勿怒,为仆刻之。”
此外,陈于朝还刻过自己的两本书:
一部是《简切讲义》,是科举考试的辅导书。当时市面流行的“经传”和“制义”之书,“词腐且繁,意晦且舛,圣贤缓颊,错落强置,炉锤蠧简未收,妄加添足阖辟,妆点累牍连编,令学士家掩耳厌闻,而颛蒙唯恐卧矣”。陈于朝根据自己的读经心得与科考实践,对经传的注疏进行删正,务求“简切明尽”,故他的这本书,“大都较俗刻为简省,寥寥数语而经传了了,把玩捷而揣摩不劳,攻制义者良便,人遂呼为'简切讲义’”。陈于朝自撰《〈简切讲义〉小引》,末署日期为“戊戌之秋七月既望”(即1598年7月16日),这一年陈于朝二十七岁,陈洪绶将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生。
一部是《重生集》,是讲述人死复生的志怪小说,属于陈于朝的编辑作品。他刻此书的目的,旨在教育不读书的村夫白丁,别以为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世上就没有神仙鬼怪了,其实世上是存在仙佛鬼神的。他在序中说:“余幼畏鬼,忌夜行;长受经,遽能独卧孤楼;及读书廿年,始知仙佛鬼神事了了。”还举了一个实例:“居恒与叔言地仙事,叔惊曰:'往者郭氏有好女,葬逾年,发之,肉色如生,惟发落,更生新发,爪长数寸。’”这是发生在身边的事,是他的叔父亲口告诉他的,陈于朝于是“引事证之,遂刻《重生集》以戒伧父(村夫)”。
陈于朝的家刻一定不止这四本书。在《柬黎先生》的信中,他说过这样一句话:“鄙稿两本,奉寄印可;家刻四本,亦是观世妙理,并寄览焉。”从这段话中可知,在写这封书信之前,陈于朝至少刻过六本书了,其中两本是陈于朝自己的作品,四本家刻则不知其名。
陈于朝还有一本书,竟受官方赏识,被官方刊刻发行。陈洪绪《先严慈行实》载:“庚子(1600),领批饩于泽宫,督学洪公启睿击节叹赏,邺郡守林公鸣盛为之镌《陈叔子试草》行于时,后以目疾弗克,竟棘事。”是年陈于朝二十七岁,他的科考文章受督学洪启睿的赏识,绍兴郡守林鸣盛为陈于朝刊刻了《陈叔子试草》,作为秀才应试的范本。可惜其时陈于朝身体每况愈下,多种疾病缠身,导致他不得不退出科举之路。
再往上溯,至陈洪绶的祖父、七樟庵藏书楼主人陈性学,他既是循吏,又是文人,一生著述颇丰,留下来的著作有:《平定东兰纪事》《楚北抚苗议》《湖北宗功》《舞干遗化录》《防边筹略》《盐政遗思》《西台疏草》《光裕堂集》《紫瑛山房藏稿》。这些书究竟有没有刊刻,因记载阙如,我们不知其详。但若按常理分析,无论是在陈于朝的家刻中,还是在陈洪绪的家刻中,应该有这方面的内容,可能因为后来七樟庵遭遇兵火,陈性学的书无法幸免吧。
有一条记载倒是确凿无疑的,说明在陈性学的时代,陈氏的家刻已经做得颇有声誉了。陈性学的三弟、洪绶的三叔祖陈善学,也有刻书的经历,宗谱记载的陈善学行传中有这样一句:“丁内艰,不起,与眉公陈继儒所镌有《杨铁崖古乐府》。”这个杨铁崖,就是杨维桢,说明陈氏家刻在弘扬枫桥文化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还要注意,这是松江大儒陈继儒参与陈氏家刻的第三条记录,从顺序上来说,陈继儒始终参与陈氏家刻,或正是从此时开始。
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地述说陈洪绶家族的家刻史,旨在说明另一个问题,即陈洪绶后来热衷于版画创作,并在中国版画史上留下了典范之作,与他家族曾经从事私刻事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九歌图》《水浒叶子》《西厢记》《节义鸳鸯冢娇红记》《博古叶子》,或是从父亲的家刻中得到了启发,或是直接参与了家刻的图画创作也未可知。
如同陈洪绶学佛信佛有家学渊源一样,陈洪绶的版画创作其实也有家学渊源存在。这个话题,陈洪绶的研究专家们是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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