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藤蔓上结瓜，我们村就是由六七个瓜组成的。这些瓜叫做生产队，所有瓜合起来统称为大队，而大队又是从公社的主藤上叉生出来的。公社、大队、生产队，成为那时基层的三级管理组织。供销社也是顺着这根藤爬出来的，爬到公社叫供销社，爬到大队就叫代销店了。
我们大队的代销店，坐落在村中心。戏台边贴着一排平屋，靠近公路边的那一间，就是代销店了。店内用尺字形柜台一隔为二，外面站顾客，里面摆货物。售货员是个老男人，村里人都叫他九斤，吃住在代销店。九斤一定是吃公家饭的，要不然他哪有资格用煤油炉子烧饭，而且肚皮也吃得圆滚滚。九斤看我的模样，像大人看一条可爱的小狗。我是小狗，还很矮小，但这并不妨碍我能看见柜子里货架上诱人的商品：老酒、香烟、食盐、酱油、蜡烛、肥皂、毛巾、牙刷牙膏、白纸信封、铅笔小刀、乒乓球、牛皮筋、芝麻饼、纸包糖、红糖白糖……所有的东西聚集在一起，散发出一种迷人的味道。那物资其实少得可怜，但在那时的眼睛里，竟不得不动用“琳琅满目”。
那时候的社会主义像个老妈妈，数人头发票证，管得真够细的。想买就买，没那么简单。烟、酒、糖、肥皂、煤油，都要票证。布也要票，但得去镇上的供销社。粮票最特殊，代销店里可以用，浙江粮票可畅行浙江，全国粮票当然畅行全国了。社员同志们一时嘴馋了想买个饼，就得动用粮票了。倒是吃的盐啊酱油啊，用的刀啊笔啊，等等小零小碎，没有票证的限制，只可惜，老百姓的衣袋一年到头瘪耷耷的，以元角分来计算的劳动成果，都记在工分上，生产队年终核算，你若是红字，一分钱也不支给你。
这么说来，那个人称九斤的倒真是吃香，他每天坐在代销店吃吃喝喝，不晓得揩了公家多少油，只要稍稍在称盘上动点脑筋，白天将称棒故意打得低些，晚上就可以把肚皮吃得翘起来了。怪不得每次看见九斤，他总是满脸通红，满嘴打嗝。虽然那时候代销店时不时要盘店，但社员们对于九斤的肚皮和脸色，还是产生了丰富的联想，以及源自卑鄙肚量的各种猜测。好在社员同志们想得开，所以没有谁敢当面去跟九斤锣对锣鼓对鼓，问他圆滚滚的肚皮哪里来的，红扑扑的脸皮哪里来的，那是自讨没趣。譬如酒，九斤想偷喝多少就是多少，喝掉了再掺些水进去，你又没有亲眼看见。这是考量良心的事情，所以九斤受社员同志们尊敬，包括后来顶职的九斤的儿子继续受社员同志们尊重，一点都不难理解。
父母因此也放心让我去代销店里买东西。他们交给我几角钱，吩咐我称盐，打酱油，舀老酒。有时是一项，有时两项，三项都有，简直是大买卖了。我那时候年幼，正在代销店附近的小山头上读小学，所以拎两斤盐再加一瓶酱油，一路稳妥走回家，完全能不辱使命。问题是在去代销店的路上，却是一段小心而艰难的行程。不是因为路远，要走埂，要过河，再走埂，又绕山，而是因为，那只小篮里有几个极不安稳的调皮的鸡蛋。鸡蛋是去代销店换盐换酱油的，鸡蛋若是一篮或半篮，都可以让我步履坚定，偏偏那篮子里的鸡蛋只有两三个或三四个，数量可怜，却最爱磕磕碰碰。所以，我所有的精力都必须专注于鸡蛋身上，让它们围拢在一起，亲昵在一起，熟睡在一起，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条件是我必须蹑手蹑脚行走。我坚信，我对鸡蛋的尊重，对财富的珍惜，始于童年的提篮小买。
九斤，或者后来九斤的儿子，都称过我的鸡蛋。那两三个或三四个鸡蛋，被手指夹住，放进称盘里，突然惊醒的鸡蛋，骨碌碌地在称盘里遛冰了，大腹便便的九斤也不得不向鸡蛋屈服，赶紧用手轻轻安抚，防止它们互相碰撞。趁它们稍稍安静的时候，九斤悄悄地一手提称绳，一手滑称砣。等到蛋安静了，称砣也安静了，鸡蛋的份量就在称杆上显示。然后，把蛋放进柜底筐内，那里躺满了全村的鸡蛋。九斤直起腰板，也不打算盘，也不说份量，直接报给我一个钱的数目。我说称两斤盐。九斤又拎起另一杆称盐的称，掐着斤量称出盐来，称棒翘了，用手拂回去一些，称棒低了，用手添进一两撮，直至称棒平稳。在篮底垫上一角旧报纸，哧啦一下倒进去，有盐末纷纷从篮缝里溅出。再打一斤酱油，或再舀一斤老酒，或再买一块肥皂……鸡蛋的钱毕竟是凑数的，必得再掏些钱出来，捏在手里正在出汗的几角几分，叮呤咣啷，全摊在柜台上，进行银货两讫。
总有几分的钱多余，那是父母给我的奖励，事先早已说好的。那就买几颗纸包糖吧。我决不会当场把糖吞下，必在半路上，实施隆重的仪式，放下手中的篮子，小心将糖含进嘴里，于是一路，那糖在嘴里化呀化呀，在唇齿间甜呀甜呀，回程的脚步愈加的慢了，但是走得却是那样的甜，那样的逍遥，可是那路，却越走越短了。
代销店里总坐着些闲人，他们未必是真闲，多半是来店里嗅气味的，反正嗅嗅不花钱，不嗅白不嗅。有的是来装闲的，打二两烧酒，买一块芝麻饼，靠着柜台慢慢腾腾地咪，也算是对生活的一种赞美吧。也有游游荡荡的真闲人，在代销店里充当新闻发言人，既发布些新闻，又嗅到些旧闻。所以，我的提篮小买，总是在众目睽睽下完成。那些或坐或站的闲人，会用近视的目光审判我，最后指认出长得黑漆漆的我到底是谁家的儿子，并继尔葫芦爬藤，扯来扯去，扯到谁家有几个儿子，谁家生儿子了，谁家儿子打老子……东头够不着西头，牛头对不上马嘴。
九斤儿子当班代销店时，我的头颅应该高出柜台一大截了，所以，当九斤儿子给我舀酒的时候，他会跟我开玩笑。那时候的酒瓶是合作医院里讨要来的盐水瓶，上面是有刻度的。每每给我舀酒时，看在我拿傻乎乎像个傻瓜的份上，他提酒吊的动作，总是提起来极快，而倒进去极慢，这就能拖带出来的滴滴嗒嗒的酒水全部装进瓶子，那酒自然超过一斤的刻度了，这是九斤儿子对我家的厚爱。于是他教唆我，叫我半路上尽管咪上一两口，反正酒的份量本来就是超出的。或者说，半路上喝两口没事的，我跟你爹说过的。我到底有没有在半路上喝两口，这事已然模糊，但是，从我习惯性的动作来看，譬如尝几粒盐，喝一口酱油，嗅嗅肥皂的香气，我想那酒瓶的橡皮塞一定被我打开过，且顺理成章地会品尝酒水的滋味。这么说来，我现在的酒量，代销店也算是启蒙老师。
代销店还附带一项服务，社员同志们难得收封信寄封信，都是通过代销店的。因为邮递员从来不把信送到家里，他们每天只把信扔在代销店。那些信在代销店的柜台上公开摆着，人人都可以查阅，评谁的字好谁的字烂。代销店的信，不允许别人捎带，怕是半路上被人拆看，惹出事情来，所以总是让进出代销店的人捎带口信，收信的人再去代销店取。其实，说不定那信已经在代销店躺十来天了，因为十来天里，左邻右舍竟没一人去过代销店，抑或即便去了，但九斤或九斤的儿子忘了通知，再抑或，其实丢信的事情也是有的。但那也怪不得代销店，代销店把你的鸡蛋都管起来了，你还想要它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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