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藤蔓上结瓜,我们村就是由六七个瓜组成的。这些瓜叫做生产队,所有瓜合起来统称为大队,而大队又是从公社的主藤上叉生出来的。公社、大队、生产队,成为那时基层的三级管理组织。供销社也是顺着这根藤爬出来的,爬到公社叫供销社,爬到大队就叫代销店了。
我们大队的代销店,坐落在村中心。戏台边贴着一排平屋,靠近公路边的那一间,就是代销店了。店内用尺字形柜台一隔为二,外面站顾客,里面摆货物。售货员是个老男人,村里人都叫他九斤,吃住在代销店。九斤一定是吃公家饭的,要不然他哪有资格用煤油炉子烧饭,而且肚皮也吃得圆滚滚。九斤看我的模样,像大人看一条可爱的小狗。我是小狗,还很矮小,但这并不妨碍我能看见柜子里货架上诱人的商品:老酒、香烟、食盐、酱油、蜡烛、肥皂、毛巾、牙刷牙膏、白纸信封、铅笔小刀、乒乓球、牛皮筋、芝麻饼、纸包糖、红糖白糖……所有的东西聚集在一起,散发出一种迷人的味道。那物资其实少得可怜,但在那时的眼睛里,竟不得不动用“琳琅满目”。
那时候的社会主义像个老妈妈,数人头发票证,管得真够细的。想买就买,没那么简单。烟、酒、糖、肥皂、煤油,都要票证。布也要票,但得去镇上的供销社。粮票最特殊,代销店里可以用,浙江粮票可畅行浙江,全国粮票当然畅行全国了。社员同志们一时嘴馋了想买个饼,就得动用粮票了。倒是吃的盐啊酱油啊,用的刀啊笔啊,等等小零小碎,没有票证的限制,只可惜,老百姓的衣袋一年到头瘪耷耷的,以元角分来计算的劳动成果,都记在工分上,生产队年终核算,你若是红字,一分钱也不支给你。
这么说来,那个人称九斤的倒真是吃香,他每天坐在代销店吃吃喝喝,不晓得揩了公家多少油,只要稍稍在称盘上动点脑筋,白天将称棒故意打得低些,晚上就可以把肚皮吃得翘起来了。怪不得每次看见九斤,他总是满脸通红,满嘴打嗝。虽然那时候代销店时不时要盘店,但社员们对于九斤的肚皮和脸色,还是产生了丰富的联想,以及源自卑鄙肚量的各种猜测。好在社员同志们想得开,所以没有谁敢当面去跟九斤锣对锣鼓对鼓,问他圆滚滚的肚皮哪里来的,红扑扑的脸皮哪里来的,那是自讨没趣。譬如酒,九斤想偷喝多少就是多少,喝掉了再掺些水进去,你又没有亲眼看见。这是考量良心的事情,所以九斤受社员同志们尊敬,包括后来顶职的九斤的儿子继续受社员同志们尊重,一点都不难理解。
父母因此也放心让我去代销店里买东西。他们交给我几角钱,吩咐我称盐,打酱油,舀老酒。有时是一项,有时两项,三项都有,简直是大买卖了。我那时候年幼,正在代销店附近的小山头上读小学,所以拎两斤盐再加一瓶酱油,一路稳妥走回家,完全能不辱使命。问题是在去代销店的路上,却是一段小心而艰难的行程。不是因为路远,要走埂,要过河,再走埂,又绕山,而是因为,那只小篮里有几个极不安稳的调皮的鸡蛋。鸡蛋是去代销店换盐换酱油的,鸡蛋若是一篮或半篮,都可以让我步履坚定,偏偏那篮子里的鸡蛋只有两三个或三四个,数量可怜,却最爱磕磕碰碰。所以,我所有的精力都必须专注于鸡蛋身上,让它们围拢在一起,亲昵在一起,熟睡在一起,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条件是我必须蹑手蹑脚行走。我坚信,我对鸡蛋的尊重,对财富的珍惜,始于童年的提篮小买。
九斤,或者后来九斤的儿子,都称过我的鸡蛋。那两三个或三四个鸡蛋,被手指夹住,放进称盘里,突然惊醒的鸡蛋,骨碌碌地在称盘里遛冰了,大腹便便的九斤也不得不向鸡蛋屈服,赶紧用手轻轻安抚,防止它们互相碰撞。趁它们稍稍安静的时候,九斤悄悄地一手提称绳,一手滑称砣。等到蛋安静了,称砣也安静了,鸡蛋的份量就在称杆上显示。然后,把蛋放进柜底筐内,那里躺满了全村的鸡蛋。九斤直起腰板,也不打算盘,也不说份量,直接报给我一个钱的数目。我说称两斤盐。九斤又拎起另一杆称盐的称,掐着斤量称出盐来,称棒翘了,用手拂回去一些,称棒低了,用手添进一两撮,直至称棒平稳。在篮底垫上一角旧报纸,哧啦一下倒进去,有盐末纷纷从篮缝里溅出。再打一斤酱油,或再舀一斤老酒,或再买一块肥皂……鸡蛋的钱毕竟是凑数的,必得再掏些钱出来,捏在手里正在出汗的几角几分,叮呤咣啷,全摊在柜台上,进行银货两讫。
总有几分的钱多余,那是父母给我的奖励,事先早已说好的。那就买几颗纸包糖吧。我决不会当场把糖吞下,必在半路上,实施隆重的仪式,放下手中的篮子,小心将糖含进嘴里,于是一路,那糖在嘴里化呀化呀,在唇齿间甜呀甜呀,回程的脚步愈加的慢了,但是走得却是那样的甜,那样的逍遥,可是那路,却越走越短了。
代销店里总坐着些闲人,他们未必是真闲,多半是来店里嗅气味的,反正嗅嗅不花钱,不嗅白不嗅。有的是来装闲的,打二两烧酒,买一块芝麻饼,靠着柜台慢慢腾腾地咪,也算是对生活的一种赞美吧。也有游游荡荡的真闲人,在代销店里充当新闻发言人,既发布些新闻,又嗅到些旧闻。所以,我的提篮小买,总是在众目睽睽下完成。那些或坐或站的闲人,会用近视的目光审判我,最后指认出长得黑漆漆的我到底是谁家的儿子,并继尔葫芦爬藤,扯来扯去,扯到谁家有几个儿子,谁家生儿子了,谁家儿子打老子……东头够不着西头,牛头对不上马嘴。
九斤儿子当班代销店时,我的头颅应该高出柜台一大截了,所以,当九斤儿子给我舀酒的时候,他会跟我开玩笑。那时候的酒瓶是合作医院里讨要来的盐水瓶,上面是有刻度的。每每给我舀酒时,看在我拿傻乎乎像个傻瓜的份上,他提酒吊的动作,总是提起来极快,而倒进去极慢,这就能拖带出来的滴滴嗒嗒的酒水全部装进瓶子,那酒自然超过一斤的刻度了,这是九斤儿子对我家的厚爱。于是他教唆我,叫我半路上尽管咪上一两口,反正酒的份量本来就是超出的。或者说,半路上喝两口没事的,我跟你爹说过的。我到底有没有在半路上喝两口,这事已然模糊,但是,从我习惯性的动作来看,譬如尝几粒盐,喝一口酱油,嗅嗅肥皂的香气,我想那酒瓶的橡皮塞一定被我打开过,且顺理成章地会品尝酒水的滋味。这么说来,我现在的酒量,代销店也算是启蒙老师。
代销店还附带一项服务,社员同志们难得收封信寄封信,都是通过代销店的。因为邮递员从来不把信送到家里,他们每天只把信扔在代销店。那些信在代销店的柜台上公开摆着,人人都可以查阅,评谁的字好谁的字烂。代销店的信,不允许别人捎带,怕是半路上被人拆看,惹出事情来,所以总是让进出代销店的人捎带口信,收信的人再去代销店取。其实,说不定那信已经在代销店躺十来天了,因为十来天里,左邻右舍竟没一人去过代销店,抑或即便去了,但九斤或九斤的儿子忘了通知,再抑或,其实丢信的事情也是有的。但那也怪不得代销店,代销店把你的鸡蛋都管起来了,你还想要它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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