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他死难干溪，“枫桥三贤”或要推倒重来

壹

枫桥人文，发源滥觞于枫溪陈氏。如果没有陈氏，也就没有后来“枫桥三贤”中的王冕和杨维桢。何以见得？在进入正题前先啰嗦几句：

王冕（1287—1359），童年时嗜书好学，如果不是陈氏站出来替他说话，他这辈子也就面朝皇天背朝天了。《明史·王冕传》载：“幼贫，父使牧牛，窃入学舍，听诸生诵书，暮乃返，亡其牛，父怒挞之，已而复然。母曰：'儿痴如此，曷不听其所为？’冕因去，依僧寺，夜坐佛膝上，映长明灯读书。”是谁实现了王冕的读书梦？是王冕的母亲。王冕母亲姓陈，正宗陈家人，她比丈夫王杰有眼光，她在丈夫面前也颇具威信，一句话就改写了王冕的人生。你看，王冕的母亲未必读过书，但她出自陈氏门第，对于诗礼传家有着比别人更深切的认知。

王冕生活在底层，且交际面窄，只能靠自学成才。王冕后来之所以能师从韩性，靠的仍然是陈氏，因为陈氏门第里有一个年轻比他小、门路比他广、且学问比他做得好的人，这个人就是王冕的表亲陈策。如果没有陈策，估计王冕也做不了韩性的弟子，更不会结交当时的绍兴路总管泰不华。

杨维桢（1296—1370），是元代诸暨“七进士”之一，他的家族十分注重读书，这得益于曾祖杨文修精通佛学和理学，而杨文修却是陈氏始迁祖陈寿的弟子。杨维桢与堂兄杨维翰，他们的儒学功底是谁造就的？也是陈氏，因为杨家“礼聘名儒，若东泉陈先生某”（杨维桢《亡兄双溪书院山长墓志铭》），杨维桢上铁崖楼之前，一直师从东泉陈先生。东泉陈先生，名敢，字稼轩，号东泉，属枫桥泉溪陈氏。陈敢是杨氏家族的大功臣，杨维桢在陈敢去世后写过《祭先师泉溪陈处士稼轩先生文》，将陈敢比作诸葛亮、陶渊明、杜甫、辛弃疾、陈亮。

既然陈氏门第重文尚文，陈氏子孙博学多才，那为何在“枫桥三贤”中，陈氏却步了王、杨的后尘？王冕与杨维桢同在元末明初，而陈洪绶却出现在三百年后的明末清初。其实“枫桥三贤”不过是后世的说法。若论人才，陈氏代不乏人；若论名气，元末明初陈氏门第里的另一个人，他在元末的知名度绝不亚于王、杨。

这个人物，就是宅埠陈氏的六世祖——陈策。他是元末浙东的著名学者。杨维桢以诗著名，王冕以画著名，陈策则以文学（学问）著名。如果不是他死难干溪，“枫桥三贤”或要推倒重来。

贰

陈策（1297—1359），字汉臣，号惜阴。他是宅埠陈氏继陈寿之后，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一个人物。

他的身世充满传奇色彩。他原本是端三公的第六子，因出生时母亲患重病，没有奶水喂养，父母怕养不大他，就将他过继给了端五公，于是端三端五兄弟各有五子，陈策排行“福”字第的第八位，故后世也称其为“福八公”。这个差点儿养不大的陈策，后来却成为陈氏繁衍生息最茂盛的一支，并创下了一门九进士的科第神话。

由于年远世湮，陈策的资料散失迨尽。宗谱只收录了陈祖范（陈策十三世孙）撰写的《元稽山书院山长惜阴公传》，不足三百字；县志的记载源于宗谱，更简略至不满百字。现在，我们只能通过有限的文字来勾勒这位陈氏先贤的大概轮廓。

宗谱称其“自幼好读书，初受业于韩庄节，继受业于许文懿”，县志称其“始事安阳韩性，后学于许白云，为入室弟子”。由两位受业师可知陈策的学问与性格渊源有自。

韩性（1266—1341），绍兴人，字明善。天生聪明，七岁读书，能日记万言。长大后，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学富行高，成为通儒。宪府曾推荐他做教官，他辞谢说：“我侥幸有祖宗留下的旧屋可以遮蔽风雨，薄田可以供给饮食，能够读书提高德行，无愧古人，已经满足了，做官并不是我的志向。”故韩性终身未曾做官。韩性以讲学为业，声名远播，四方学者都来受业，以至于门外连鞋子都无处可放。

许谦(1270—1337)，金华人，字益之，自号“白云山人”，世称“白云先生”，赐谥文懿。师承金履祥，尽得其所传之奥，为朱熹之嫡传。许谦不胶古，不流俗，素志恬淡，以道自乐。他学识渊博，天文、地理、典章、食货、刑法、文学、音韵、医经、术数以及释、老无不通晓。官府屡为辟荐，均被他推辞了。他开馆授徒，及门之士千余人，对于程朱之学的流布具有重要贡献。许谦教人“至诚谆悉，内外殚尽”，且深入浅出，因材施教，独不授科举文。

当年韩性门外那堆错杂的鞋子里，有一双是陈策的，有一双是王冕的，他们同时在绍兴聆听韩先生讲性命之学。但陈策毕竟比王冕年轻十岁，求知欲更加旺盛，知识储备也较王冕扎实，他不满足于韩性的讲学，继而追随朱熹理学，又做了许谦的入室弟子。陈策拜许谦为师，目的很明确，因为始祖陈寿在枫桥播下了理学的种子，陈策希望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进一步繁荣枫桥的理学。

后来，陈策与王冕均参加了科考，但遗憾的是，元朝科举制度歧视汉人，加上他们师事的先生又不讲科举文，故两人都在科考中落榜了。为了生存，两人同时走上了教书生涯。王冕得韩性指点教导，后来也算是一个“通儒”，故科考失败后就“归会稽，依浮屠庑下教授弟子”（徐显《王冕传》），且“倚壁庋土釜，爨以为养”。在一个寺庙的走廊里教一群孩子，随便在一个墙角下搭个灶台，解决一日三餐，教学环境十分简陋，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而陈策也走上了教书的道路，因为兼得两位名师的真传，知识渊博，淹贯古今，故“学日宏而名日著，远近从游者日众。”显然，他比王冕的知名度更高些。

 

叁

陈策在枫桥办了一个“私立学校”，地址就在他家房屋的西面，学校的名字叫“惜阴书屋”。“惜阴”既是他的号，又有珍惜光阴的劝勉意义。他“筑室数楹”，他“结庐数间”，故惜阴书屋成为元代枫桥颇具规模的私塾，既解决了陈氏家族子弟的读书问题，又成为枫桥文化的摇篮。

相比于王冕，陈策授徒的条件要好得多，但是也时时遭遇突如其来的灾害。譬如夏天，狂风暴雨总是不期而至，将惜阴书屋的几间茅草屋吹得摇摇欲坠，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所描绘的那个场面，活生生展现在师生眼前。陈策曾写过一首诗，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筑室数楹聊蔽风，结庐数间聊蔽雨。翻天覆地霎时间，风颠雨骤何如许。卷我厚覆几重茅，撼我壁立几根柱。群从忙撑不可支，欺我醉眠茅窝底。倏焉天地压蒙昧，等闲化作祥风起。四方八表得清轻，荡荡乾坤扫尘翳。所幸臲卼栋不摧，犹得绵缠重葺理。天晴日暖鸟声碎，似向人前嘈杂语。时来窗下伴书声，书声鸟声天机里。”

猝不及防来了狂风暴雨，屋顶的茅草被裹卷而飞，屋下的柱子剧烈晃动。学生见状急忙去扶屋柱，还使劲呼救：“快要倒了！快要倒了！”那时候，陈策喝了酒正在茅草屋下酣睡呢，当他睁开眼睛，看到的不是头顶的茅草，而是掀了屋顶的黑天。风雨来匆匆去匆匆，刚刚还是乌云密布，一会儿就天朗气清了。所幸柱子没被大风刮倒，但屋顶却要重新加盖了。雨过天晴，气象更新，惜阴书屋里又传出朗朗的读书声，而窗外鸟声响起，似来为学子们伴读，于是书声鸟声，情趣盎然。

其实这首诗里，还真有“天机”隐藏。风暴的来去，隐喻着陈策人生态度的一次大转折。从“倏焉天地压蒙昧”，到“荡荡乾坤扫尘翳”，既是眼前所见之景，也是内心释然的真实写照，是陈策对功名利禄的彻底放下。且看诗的后半部分：

“谁知我怀郁不伸，书兮书兮吾负汝。此行愿作北窗人，此生愿作羲皇侣。但得人意回天心，富贵功名如脱屣。长啸一声天地宽，明月满空尘若洗。”

“学而优”却“不仕”，有志不能遂，所以心头难免郁闷，但他很快调整了心态，何不学陶渊明（陶潜《与子俨等疏》：“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何不学李白（李白《戏赠郑溧阳》：“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过一种清闲自适的生活。我愿活得自然，我愿活得率性，所谓的富贵功名，我要像脱鞋子一样轻松地脱掉它。没有了富贵功名的羁绊，抛开了心中的凡尘杂念，就会感觉到天地无比的辽阔和宁静。静若秋水，红尘如洗，这一片天地，这一方世界，这万丈红尘，好似清洗过一般。这就叫“退一步海阔天空”。

“长啸一声天地宽，明月满空尘若洗”，这是一种超脱，这是一种境界，这种人生态度与其师从的韩庄节与许白云，何其相似乃尔。

富贵功名，是读书人绕不开的话题。王冕也遇到过这个坎，但王冕显然没有陈策来得释然与淡然。且看王冕在《自感》长诗里所流露的心迹：

“长大怀刚肠，明学循良图。硕画决自必，不以迂腐拘。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还淳洗嚣虚。声施勒金石，以显父母誉。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归耕无寸田，归牧无寸刍。羁逆泛萍梗，望云空叹吁。世俗鄙我微，故旧嗤我愚。赖有父母慈，倚门复倚闾。我心苦凄戚，我情痛郁纡。山林竞蛇虺，道路喧豺貙。荒林落日阴，羞见反哺乌。乌鸟有如此，吾生当何如？”

王冕说，自己长大后就心怀刚直，通读儒家经书，立志为理想而奋斗。而且，自己还有治国平天下的计谋策略，从不守旧固执。愿意以自己的忠义之心，尽力辅佐朝廷，期求太平盛世。欲使天下百姓回归质朴敦厚，洗净社会的虚情假义。希望通过自己的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显亲扬名。但没有料到，自己远大的志向后来竟慢慢消沉了，以致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百姓。三十年来，生活一直困顿不顺，自己慢慢成了蛀蚀书籍的虫子。想回家来种田，可家里没有多少田，想回家来放牧，也没有可牧的草地。寄居异乡，身如浮萍，漂泊不定，总能向天长叹。世俗看不起我低贱的身份，故交旧友也笑话我脑袋愚笨。幸亏我还有慈爱的父母可以依靠，他们盼子归来之心是那样殷切。但我内心的痛苦，我内心的愁绪，谁能理解。社会太险恶，如同山林里毒蛇出没，如同道路上猛兽咆哮。每当日落西山，荒林里的乌鸦纷纷归巢，而我总是羞于看见它们。乌鸦尚且懂得反哺孝顺，可我能为父母做什么？我这辈子到底该何去何从？

陈策与王冕，一样的时代背景，一样的人生际遇，一样的心灵痛苦，但他们却有不一样的处理办法。王冕因为怕朋友们笑话，怕家乡人白眼，躲到绍兴授徒去了，而陈策毅然回到了枫桥，因为他像脱鞋子一样脱离了富贵功名，因为他放空了自己，反而看到了眼前的明月满空。这就是陈策的格局，这就是陈策的胸襟。

 

肆

是金子总要发光。陈策虽在枫桥授徒，但他博学的名声不胫而走。当时，绍兴路总管是泰不华，他听闻了陈策的大名，又当面领教了陈策的满腹经纶，故情不自禁地握住了陈策的双手，当着陈策的面由衷地夸赞他：

“治经有本，亚西汉之名儒；悃愊无华，实东方之杰士。”

他说陈策对儒家的四书五经研究得相当精通，堪比西汉时代的著名儒者；他说陈策为人至诚而不虚浮，是浙东最杰出的人才。前半句是就学问而言，后半句是就人品而论。从泰不华的评价里，约略可知陈策的地位与实力了。因此，“稽山书院山长（院长）”这个位置，非陈策莫属。

稽山书院是元代绍兴规模最大的书院，它的创始人是写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因为范仲淹曾担任过越州的知州。当时范仲淹忙于公务，只好聘请新昌著名学者石待旦任山长，负责书院的管理和教学。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一代大儒朱熹到过稽山书院讲学。元代于各路、州、府都设书院、设山长，绍兴路总管泰不华致力于打造越州人才，所以四处物色书院山长的人选。众里寻他千百度，现在泰不华终于如愿以偿，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比王冕更具实力的才子——陈策。

元末枫桥，当时出了两个山长，除了陈策担任稽山书院山长，杨维桢的堂兄杨维翰成了双溪书院的山长。双溪书院是县级的书院，而稽山书院却是州级的书院。“山长”是当时对书院讲学者的称谓。稽山书院是越州的最高学府，陈策胜任其职，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元朝气数已尽，各地农民起义风烟四起，绍兴很快成了张士诚占据的地盘。国难当头，稽山书院的讲学也受阻，所以陈策任山长没多久，就辞职不干了，他回枫桥孝养父母。

其实就政治理念而言，陈策比王冕和杨维桢更高明。他虽没有做过官，但他以犀利而敏锐的眼光，在纷乱变幻的时世中，及早把脉了时代的方向，洞察了时局的变化。他在稽山书院山长期间，写过一首《望气有感》的诗，诗写道：

“力振前文秋复春，冲冲熬得鬓边星。太平有象谁先觉，天命靡常数已真。妖翳潜消嘉尔泰，瑶光四烛政维新。壮怀不逐风尘老，笑看黄河万里清。”

在稽山书院，陈策至少有一年以上以讲学经历，为了振兴越州人文，他熬得两鬓斑白。元末大乱，前途茫茫，人心惶惶，但陈策却在妖魔四起中觉察到了改朝换代的迹象，他认为元朝气数已尽，注定要消亡，能拯救天下的必是朱元璋。他虽已年过花甲，成为风尘老儒，但仍豪情满怀，期待有生之年能迎来天下太平。

“壮怀不逐风尘老，笑看黄河万里清”，这是一种睿智的眼光，一种豁达的乐观。王冕看不清楚现实，所以王冕怀着满腔的失落，到九里山隐居了。杨维桢不敢正视现实，所以杨维桢怀揣对战乱的恐惧，放弃江西儒学提举的官位，逃到松江避难去了。而陈策，则依然留在枫桥，他在静待狂风暴雨之后的“荡荡乾坤”。

 

伍

至正己亥（1359）年，朱元璋与张士诚决战。为了躲避战火，枫桥百姓全部外出避难。当时陈氏房族绝大多数人都逃往了吴子里陈环娘（福三公女）家，陈策没有给侄女陈环娘增添负担，他的避难地选择在绍兴。二月十一日，躲过一段时日之后，陈策偷偷潜回枫桥，试图探听老家亲人的消息。当他途经大干溪时，不料碰到了张士诚的部将吴华。

吴华素闻陈策的大名，知道他曾是稽山书院山长，是个难得的人才，而且朱元璋也在寻找这个人才，于是劝说陈策投靠张士诚。吴华许诺：“只要你陈策点个头，立马给你封官加爵，让你享尽荣华富贵，如果你不肯归服我们，那么朱元璋也休想得到你。”但是，任凭吴华如何花言巧语，怎样百般劝说，陈策始终不肯答应，他在那里摇头，他心里想：“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富贵功名算什么，我要笑看黄河万里清。”吴华气急败坏，一代才子命丧干溪。

陈策死难干溪，此事轰动整个越州。最悲痛的莫过于他的六个儿子。陈策督子课读，六个儿子皆出类拔萃，个个都是诸暨的秀才。尤其是四子陈玭，当听到父亲遇难的消息后，昏厥再三，然后不顾个人安危，跌跌撞撞地赶到干溪。面对父亲的尸首，陈玭痛心疾首，他眼噙泪水，心在滴血，他匍匐在地，背着父亲的尸体，痛一脚，悲一脚，艰难地将父亲背回枫桥。后来，陈玭自号“慕椿居士”，并在乌台门筑“日新楼”，正是他缅怀父亲的精神寄托。

 

陆

1359是一面镜子！一面可以照鉴人心的镜子。陈策的死难，惊动了王冕和杨维桢。他们在悲叹陈策殉难的同时，也终于看清了纷乱时局背后的那一道亮光，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众。所以，陈策的死，惊醒了王冕和杨维桢。

是年，朱元璋部将吴大海驻军营盘，他的部下在九里山梅花屋的一张破床上捉到了画家王冕，王冕被抬到了兰亭，在胡大海面前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演说：“汝能为义，谁敢不服？汝为不义，谁则非敌？越人秉义，不可以犯！”王冕理直气壮地高举“义”旗，把胡大海说得心悦诚服，以致胡大海再拜领教。王冕所谓的“越人秉义，不可以犯”，说的正是陈策殉难干溪之事，这是“越人秉人”的一个典型。虽然王冕后来很快得病去世，但他受到胡大海的礼遇，王冕去世后，胡大海还在他的墓碑上写下了“王先生之墓”。陈策的鲜血没有白流，他通过王冕之口，让胡大海懂得了什么叫“越人秉义”。

杨维桢曾经是张士诚的拥护者，还曾帮张士诚出谋划策，为他献上“五论”——《驭将论》《人心论》《总制论》《求才论》《守城论》。然而，当得知陈策遇难的消息后，杨维桢终于看清了张士诚的面孔。这一年，“张士诚据有吴中，江南名士多往依之。所不可致者，唯杨廉夫一人。一日，闻其来吴，使人要于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宾贤馆。时元主方以龙衣、御酒赐士诚，士诚闻廉夫至，喜甚，即命饮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诗曰：'山中岁岁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士诚得诗，知廉夫不可屈，不敢强也。”（《语林》卷十三）张士诚为了招待杨维桢，把皇帝赏赐的御酒都拿出来了，但嗜酒的杨维桢却喝不下这杯酒，他终于借酒浇愁，表白了自己的心迹，用“老夫怀抱几时开”暗示自己不肯归依张士诚的心态。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杨维桢终于心甘情愿地到南京为朱元璋编写“礼乐书”。

陈策的死，鼓舞王冕在临死前说出一番豪言壮语。陈策的死，鼓舞杨维桢毅然与张士诚划清了界限。论智慧，论眼光，陈策远在王冕和杨维桢之上。如果陈策得以寿终，不是死难干溪，他留给后世的一定不是今天的寂寞与无名。

陈策卒葬铺前凤山，坐甲兼寅，向庚兼申，坐本都六堡雨字六百四十四号，山二亩。明嘉靖四年（1524），墓版书识犹存，他的六世孙、直隶五河县知县进封兵部主事陈元魁再立碑版，并在上面刻下了一段文字：

于乎伟哉！六世祖考。淹贯古今，利名绝想。司教稽山，事由勉强。戎寇猖獗，辞禄归养。磊磊落落，人咸钦仰。宜享遐福，祸岂反掌。呜呼痛哉！何尔遽终？……

三百年后，陈策十世孙里一个名叫陈洪绶的人，给了他一个迟到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