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国人对工具、手段本来就缺少应有的重视。在我国的文化传统中，对目的、结果的关注热情远大于对工具、手段的关心，文人习惯于坐而论道，一涉及具体的操作与行动，则退避三舍，不再深究。孔子与苏格拉底几乎出生于同一时代，两人的思想光芒都穿越了若干个世纪，在今天还熠熠生辉。但两者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孔子阐发道理重在说教，苏格拉底论述问题重在例证；前者突出的是事理，后者强调的是事例。比如，孔子讲启发式，只阐述“不愤不悱，不启不发”，具体操作手段和流程不在其注意范围之内；而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则是在提出一系列具体方法和规程中呈现的。在当下一些国人的潜意识中，其实也还存在着谈宏大目标理想即“伟大”而分析落实的具体工具，手段则“渺小”的观念。
二是教育研究中对叙事等方法的推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研究尤其是围绕教育实践开展的研究大体走过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20 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教育研究，重燃方法意识，在这一阶段，研究者有意识地运用“文革”前的研究方法，总体上，思辨大于实证；20世纪80年代初到 90年代初重视实验、统计，这一阶段的研究者致力于学习国外尤其是苏联的教育研究方法，开展了大量的教育实验研究；20世纪9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凸显行动研究，倡导“教师即研究者”，大力推动理论研究与实践改进的结合，实验、统计开始“退场”；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高扬叙事，这一阶段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实践研究者对叙事都倾注极大热情，注重教育的意义分析，实验、统计等量化手段微乎其微。
三是缺乏对教育统计、测量等工具的掌握。我国培养教育专业研究者的主要场所是师范院校、大学中的教育科系。概观全国各大专院校，在教育统计、测量方面有影响的教授凤毛麟角，一些院校甚至开不出教育统计、测量的课程，在师范生的培养或者说教师的职后培训中，也鲜有这方面的内容。从实践一线的教师情况来看，他们大多缺乏统计、测量素养，对于如何运用教育实验、教育统计、教育测量、教育评价观察和研究教育现象所知甚少。处此情形之下，专业研究者从理论到理论进行演绎，实践工作者从经验到经验进行推导，也就不令人称奇了。
我们教育研究的目的是解决教育问题、洞察教育现象、探寻教育联系、找出教育规律，思辨、推理、演绎是研究方法，统计、测量、实验也是重要的研究手段。教育研究中缺乏应有的统计、测量、实验，就无法形成关于某些重大教育问题的正确结论，即使得出一些认识，也难以让人信服。有人说，我们的研究传统接近于德国，德国与我们一样重视思辨，但其实德国同行始终没有忽略过统计、测量等手段，对此，只要浏览一下德国的研究成果就不难看出，只不过统计、测量研究的论著不太为国人熟知而已。在大云平移（大数据、云计算、平台、移动互联网）到来的今天，数据积累已越来越多，数据分析已成为认识事物、形成决策的基本手段，尽快掌握统计、测量方面的相关知识，尽快学会熟练运用统计、测量分析教育问题，已成为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假如，再过5至10年，我们的教育研究还是唯“思辨”独尊，唯“演绎”马首是瞻，就难以与国际教育学术界对话，就难以发挥教育研究的实践指导作用，教育研究的专业价值也会大大降低。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