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3》，深圳取代香港跃居综合经济竞争力榜首。因被内陆赶超而引发“酸葡萄”心理，常被用来解释部分港人近年来对来港陆客的不友好，有人将其称为“港人心态”。其实，“港人心态”远非这般狭隘，其内涵在过去百年中多次变化，深刻体现着历史大势的演变。总结起来，它受两个主要变量影响：一是内陆对港移民的潮起潮落，二是陆港两地历史中心坐标的风雨变化。
香港自开埠以来先后经历三次大的移民潮，即20世纪初的20年、新中国成立后和“文革”之后。在此期间，港人对内陆移民的态度不断变化，从最初将内陆来客看做“难胞”，到后来视为“新移民”甚至“非法移民”。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蓬勃发展、拉大与内陆差距后，“港人意识”开始形成。港府一度实施的“抵垒”政策(即非法入境者若能成功抵达市区并见到香港亲人，便可合法留港)，也在内陆改革开放后取消，移民大潮落幕。
某种意义上讲，香港的发展和“港人心态”与内陆移民潮息息相关。通过数次移民潮，香港吸纳众多内陆精英，完成了香港经济和“港人意识”的塑造。新旧内陆移民不仅是香港经济崛起的基础，也是“香港精神”的主体。“香港精神”曾是华人社会奋斗的写照，它本质上就是内陆新移民精神，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崛起的多数企业家都是早期内陆移民。“抵垒”移民政策的取消关闭了“香港精神”的来源，“移民—精英”动力机制的消失使香港的企业家精神衰退，同时移民后裔的本土意识开始上升。现在看来，移民政策走向大大改变了香港社会结构。一定意义上讲，今天少数港人的抱怨与狭隘，远离了“香港精神”，可视为百年移民大潮退潮后的一个反映。
但现在，历史坐标重新反转。随着内陆经济快速崛起以及制度优越性被广泛认可，中国重回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如今，南下移民潮已由“被拦截”变成自然退潮，港人北上创业的梦想与潮流方兴未艾。回顾历史，“势”的转换一直塑造和改变着“港人心态”。面对新的历史形势，少数香港人如果不能跟上变化，就会形成消极情绪，伤及自身和整个香港。当然，内陆民众也要给予“港人心态”足够的宽容和转化时间。历史大势终究不可逆转，陆港两地的融合与包容虽磕磕碰碰，但势不可挡。 影响“港人心态”的第二大变量是历史中心坐标的转变。历史上，中国多数时候都是亚洲的中心，遵从统一、集中的政治思想和儒教精神文明。在香港成为后，中国内陆的中心地位遭到冲击和弱化。香港注重民间网络经济的商业模式，有别于中国的传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陆港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异，更加剧了香港对“中心”的离心力。在此过程中，香港凭借经济优势一直处于历史发展坐标的高位，因此港人总能从容吸纳内陆新进精英，也总是占据文化道德高地定义陆港民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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