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为什么出了那么多的山水画家？南宋他为冠，

历史上关于画家刘松年的资料留存很少：生卒年不可考，家世背景不详，生平轶事无迹可寻，也无一张画像存世，只知道他活跃在宋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之所以今天人们还在讨论这个名字，只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用作品说话的艺术家。不久前，以其山水画《四景山水图》为蓝本的特种邮票正式发行，故宫藏品宝藏中又一枚明珠焕发新生。一封纸质信笺上，可以贴上刘松年的墨宝了。

《四景山水图》卷，南宋，刘松年

刘松年是典型的画院画家，以供御为创作本分，《四景山水图》亦是他的职务作品。某些现代人的认知中，院画家就是皇帝为打发闲暇时光而设的御用文人，其作品以讴歌盛世、溜须拍马为特色，与真正的艺术相差甚远，更与政治无关。如果这样评价刘松年有失公允，他所处的时代，画院的内涵和组织形式早已超越了供皇帝休闲娱乐的边界，与仕途接壤。

先秦两汉时期，绘画的主要功用是教化人心，以墓葬壁画为主要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思想活跃，人们开始认识到山水自然之美，又因为旅途艰辛费用不菲，有条件壮游四方的人少之又少，把实景山水转化到纸面上，供人居家卧游越来越流行。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虽然以人物故事为主题，青绿山水却在画中占据重要地位，

传统民间美学喜好大红大绿的浓艳色调，上层统治阶级又对富丽堂皇青睐有加，为满足二者审美需求，青绿山水和金碧山水应运而生，而为了追求另一种代表更高美学的清丽淡雅之美，水墨画应运而生。画家们以墨汁的浓淡干湿造就强烈的艺术效果，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从内容上讲，五代入宋的北方画家多图写北方山水的雄奇壮阔，南方画家则描绘江南山水的秀丽温婉，北宋时北派更受重视，刘松年生长于南宋时的江南，《四景山水图》属后者。

五代宋初，山水画家已然名家辈出，李成、范宽、董源、巨然都是名留画史的巨擘。北宋翰林图画院建立在五代、西蜀画院建制的基础上。画院前期主要是搜访前代遗墨；组织创作图释其政治宗教主张的“宣传画”；也出品一些投帝王所好的卷轴屏障壁画。画院所招募的画工或长于造型，或精于界作，或为装裱高手，画家地位还不如西蜀、南唐画院时代，等同于匠人。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图画院由“院”改为“局”，隶属翰林院，与书艺局、天文局、医馆局并列。崔白、郭熙这类在民间早已成名的画家进入画院，带来新风。郭熙不仅创作，更是画论家，他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画家不可只模仿一家一派，应广闻博学，画中可融入自己的创造，不必实景写生。君子向往自然风光，也不必隐居避世，观山水画便可“不下堂筵，坐穷泉壑”。他的画几乎全部为水墨，源自真山，又自出胸臆。崔白此前是一名民间画家，入宫时已年届四十，对自然山水的体悟和情感是困于宫墙内的画师无法比拟的。他以乡野率逸之气冲击了宫廷萎靡富贵的画风，带来的更多是画格的变化。

《万壑松风图》，南宋，李唐

徽宗时，由于皇帝本人对画家知识结构的重视，画学被纳入神圣的科举考试体系。画学生入学考试侧重考察技能，但须对古诗有深刻而广博的涉猎，能否将诗意与画意相通，成为画院录取的重要标准。如同今天报考艺术院校，不仅考专业课，文化课也必须达到一定分数。录取后的画学生，以类似“三舍法”的形式培养，不仅学习佛道、人物、山水、鸟兽等，还教授《说文》《尔雅》《释名》，练习书法小篆，学习有关画理的问答。如此系统全面的课程设置，使北宋画院从原来的“匠人工厂”升格为一所高等大学，毕业生不仅有了任职外官的机会，还可以参与政事。北宋后期画院在这些方面的变化，直接影响了南宋画院画家的创作。刘松年就得益于类似系统课程的培养。

北宋都城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人口超过百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再现了它当年盛景。这里地处中原腹地，经济富庶，带给北宋山水画大气开阔、雄壮挺拔的气象。靖康二年（1127），女真人长驱直入，北宋都城被攻陷，徽宗钦宗被掠为人质。九皇子赵构据守淮河，建立南宋政权。

迁都临安后，画院重建。画院画家仍然有完成大型壁画创作，以宣教民心的任务，但更多是完成卷轴和册页，内容包括山水、花鸟、人物等诸多方面。其中，山水画的比重显著增加，画家们写生对象变成了江南秀丽风光，疏林晚照、小桥人家，像《四景山水图》这样描绘西湖美景的作品众多。

根据清人编撰的前人文献推断，南宋画院复建的时间应在绍兴二年（1132），院址位于临安城东新门外的“园前”。画院大体继承北宋画院的建制，但管理比较松散，画家待遇提高，授官人数与北宋后期相比数量更多。起初画院几乎都是宣和画院旧人，之后的画家们大多师承同门，父子授受，数代承袭形成派系，逐渐构筑了一个封闭的圈子。画家名单中不乏刘松年这样通过招考形式进入的画家，不过后人还是从其笔法风格中，考证出他与画院前辈的师承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