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国学学刊》（2018.2）；引用论文，请以原文为准。
▶“札魯忽赤之道，猶宰之刲羊也”：蒙古帝国律法中“羊”的象征与实际含意作者|[美]胡玫（Florence Hodous）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
※简 介 这篇论文的思路源自于我这几年对蒙古帝国历史和蒙古萨满教的学习。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最近才想到在法律文书中经常提到的一种动物，就是羊。只有一种动物的名字凸显出来，无论是在秘史轶事还是法律文献，这种动物就是：羊。正如我在之前所写的论文中提到的，蒙古人屠宰牲畜的方式与其信仰寓意密切相关。这篇报告将会阐述羊在蒙古族思想意识以及在王国立法的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摘 要】：在蒙古帝国及元代，关于动物的屠宰，蒙古人与其他民族有不同的认识。而在蒙古人制定的法律中，往往仅提及“羊”而没有其他动物。本文拟研究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经研究发现，有以下几个原因：1.在蒙古人的经济和日常生活中，羊比其他动物更有实用价值。2.在萨满教里，羊有着特殊而又重要的意义。此外，“元史”忙哥撒儿传中的一个小故事也表明，用“羊”来进行解释，可以更好理解蒙古人与其他民族的不同。
【关键词】：蒙古帝国；元；法律；羊
一、“羊”的含义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以牧养五大牲畜而举世闻名：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在牲畜方面，他们都非常富有，因为他们拥有骆驼、黄牛、绵羊、山羊，至于牡马和牝马，据我看来，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区都不会拥有他们那样多的数量。”【1】其中，“马”最为重要，一方面在战争中成为重要装备，同时也是征服新地的战利品。而“羊”被看作是最为有用的动物，直到今日，其数量仍然雄踞五大畜牧动物之首。【2】 蒙古的“羊”全身是宝，是当地经济生活的基础，其肉，奶，毛和皮都用途广泛。羊毛可以做衣物和蒙古包上用的毛毡，羊粪可以做肥料，羊肉与羊奶可以做食物。虽然在紧急时刻，马匹可以为人提供肉（有时是血），但价格相对比较贵。“牛”，因为不能适应更差的生存环境，牧养起来颇受限制。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使得蒙古人在“牛”与“羊”之间，更加青睐“羊”，那就是，在这样一种高热量高寒的气候条件下，羊肉可以提供给人类的热量，差不多是牛肉和牛奶的二倍之多。【3】这些特性使得“羊”这种动物，在蒙古人的经济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优势。这就决定了游牧的时候，蒙古人骑马而行，同时携带足够的“羊”（包括“绵羊”和“山羊”），而非“牛”与他们同行。【4】 接下来谈一谈“羊”的象征意义和在宗教信仰层面的重要性。对于生活在丛林中的蒙古人来说，与（超）自然的神秘世界进行交流的时候，“驯鹿”或者“麋鹿”就代表所有的动物。为了获得“好运”，萨满与这种动物进行“谈判交易”。而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人来说，他们的看法里超自然世界跟大自然世界就不一样了；所以跟超自然世界的关系也就变了。这些关系不再是横的，而是纵的：“神明”是在人类的上面而控制人类，“人类”是在“动物”的上面。“神明”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正如“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宗教中，被驯养的家畜变得重要，而野生动物已不是那么重要了。比如，Exirit-Bulugat这个部落有“公牛神” [Lord Ox]，其地位可以跟丛林蒙古人的“驯鹿”或者“麋鹿”相比。而且，他们不再以人类的生老病死作为回归大自然的力量，而是通过动物牺牲的形式来献祭，在这些献祭当中，“羊”也有他的重要性。【5】
在元代时，元朝安排的献祭也用羊。“每歲，九月內及十二月十六日以後，於燒飯院中，用馬一，羊三，馬湩，酒醴，紅織金幣及裏絹各三匹，命蒙古達官一員，偕蒙古巫覡，掘地為坎以燎肉，仍以酒醴、馬湩雜燒之。巫覡以國語呼累朝御名而祭焉。”【6】专门用羊的例子，跟家里的毛毡偶像（onggon）有关。柏朗嘉宾（Carpini）说：“当住在这些幕帐中的所有贵妇人希望制作这些偶像的时候，便聚集起来并怀着虔诚的感情制造它；在制成之后，她们宰杀一只绵羊，把羊肉吃掉，把羊骨投放在火中焚烧。”【7】这可以算是一种献祭，因为动物的骨头一般是不用火烧的。 另外一点，“羊”同时也是占卜用的主要动物，“羊”的肩胛骨经常在一些例行公事的典礼时见到。把肩胛骨放入火中烧, 看裂纹的走势来占卜。“羊”已不仅仅是主要衣食来源了，更成为蒙古人献祭与占卜时用的动物。 二、蒙古法律中的“羊” 下面我们看在蒙古法律中“羊”的重要性。在蒙古历史上，如果有人偷了东西，羊一直被用于当作赔偿金。比如：一只羊可以用于抵偿的被盗物是“帐篷的零件、针线用的针箍、一只狗”【8】,羊也可以做为一个“五”或者一个“九”的组成部分。16世纪，俺答汗（Altan Khan）的时候，一个“五”是一匹马、一头牛，和三只绵羊或者山羊；一个“九”是两匹马、两头牛，和五只绵羊或者山羊。【9】 在这些法律规定当中有几类动物，其中有羊。专门提到羊的法律规定也有。看起来，蒙古人和当地人关于怎么杀动物（蒙古人不愿意让血留在地下）的冲突，往往是在羊身上发生的和解决的。志费尼（Joveini）这样写：“他制定了精密的扎撒，这对诸如大食等类人说是难以忍受的重负，例如，人们不可以按照穆斯林的方式屠杀牲畜，不得白天入流水中沐浴，等等。禁止按照合法方式杀羊的扎撒，他颁发到各地；因而一度没有人公开在呼罗珊杀羊，穆斯林被迫吃腐肉。”【10】 也有相反的例子，比如，窝阔台汗稍显宽容一点的态度，也是在羊身上表现出来的。其实，志费尼在这一段文字中讲这个规定是关于“动物”，尽管他在前引记载中说是关于羊的。看起来这是一样的规定。可是在这个地方，虽然在说“动物”他提的例子也是关于“羊”：当他们开始兴起时，他们制定了一条扎撒：人们不得用断喉的方法屠宰牲畜，而当按蒙古人自己的方式是剖开牲口的胸腹。 有个穆斯林在市场上买了只羊，把它带回家去，牢牢关上门，在两三间房屋（之间的过道）中，用穆斯林的方法杀羊，他不知道自己受到一个钦察人的监视，后者已伺机从市场跟踪而至。当他拿刀断羊喉时，钦察人从房顶跳下来，把他缚了个结实，并把他送到世界皇帝的宫廷。合罕审视这个案子，派出书记去作调查。当案情上达他明断时，他说出如下一番话：“这个穷人注意到我们扎撒的规定，而这个突厥人却违犯了它。”穆斯林获免，他受到恩遇（soyurghamishi），同时黑心的钦察人被交给了刽子手。【11】 元代也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关于屠宰动物的冲突，法律规定就是提到了羊。拉施特丁说，几个穆斯林商人拒绝忽必烈给他们吃的东西的时候，忽必烈“命令木速蛮和尊奉圣经的人，今后不得（以断喉法）宰羊，而要按蒙古人的习俗，剖开它们的胸膛，凡是（以断喉法）宰羊者，就以同样方式把他杀死，并将其妻子，儿女，房屋和财产给予告密者。”【12】根据元史：回回等所過供食，羊非自殺者不食，百姓苦之。帝曰：“彼吾奴也，飲食敢不隨我朝乎？”詔禁之。【13】
这不是原文，而是在原文的基础上写的。原文在元典章保存下来了。忽必烈至元十六年规定：“禁回回抹殺羊、做速納”，就是说，不要让穆斯林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屠杀羊。【14】而且，他说成吉思汗自己也做出了规定：“若抹殺羊呵、有罪過者。”所以，一方面这个原文就提到羊。另一方面，又提到“肉”或者“食”。穆斯林人对成吉思汗说：“俺不吃蒙古之食”旭烈兀让穆斯林人吃“本朝之食”；忽必烈让穆斯林人吃“肉”，无论是谁提供的。而且成吉思汗也说：“俺收撫了您也。您是俺奴僕、却不吃俺底茶飯！”看起来这段原文中，“羊”作为所有事物的代表。如果我们考虑到“羊”在蒙古游牧经济的重要性, 容易理解背后的原因。 拒绝吃给他们端上来的羊肉, 穆斯林不仅是不尊重招待他们的主人, 更是侮辱了蒙古人的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祖先，这就是为什么法令中提到（或许是首次提出这一概念）成吉思汗亲自发布的一项法令。祖先被看作是我们生活中所需要一切事物的提供者，这尤其包括了食物。拒绝食用被看作是拒绝了祖先所提供的食物。众所周知, 蒙古人对宗教事物的“宽容”并不是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真的或平等的, 而是将所有可以与萨满教调和的东西融入到他们自己的世界观中去。因此，对于穆斯林以及他们的宗教人士的宽容并不意味着他不会要求这些人去尊重大汗, 祖先和超自然的神领。【15】 根据蒙古人的世界观，如果血流到地面，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正如梅天穆（Timothy May）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血被认为是蕴涵着灵魂的一部分，如果血流到地上，那么这部分灵魂就永远陷进地里了。这将给这一地带带来灵魂或鬼魂，而且必须经常抚慰他们。蒙古人不能接受在他们统治的领地上这样任意制造鬼魂。为了将其统治继续下去，他们认为必须要与自然和超自然的因素保持和谐。这就是为什么要禁止用穆斯林的方式宰杀羊。【16】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帝国的不管东部还是西部，都禁止用穆斯林的方式宰杀牲畜，这是有其实际和象征性的原因的。实际的原因主要是羊在当地饮食文化中和蒙古文化中的重要性和显著性。而羊在蒙古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也使得蒙古人认为如果他们宰杀的方式不正确的话, 会导致精神及宗教上的后果，他们对这一点是高度重视的。羊不仅是可以用来支付罚款的牲畜，对于蒙古人如何看待他们与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关系方面，也是极其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蒙古帝国颁布这样的法律来显示他的重要性。 三、蒙古人思想意识中的“羊” 在谈及“羊”与蒙古王国的律法的关系这一主题时，不得不说到下面这个有趣的历史轶事。这个故事记载在忙哥撒兒的元史传记里，他是一位札剌亦儿（Jalayir）部落的断事官，一神之下，万人之上，地位显赫。故事里的二号人物是一个无名小卒，据说是西夏的和斡，可能是忙哥撒兒的一位下属小吏。既拜命，出帳殿外，欹槖坐熊席，其僚列坐左右者四十人。忙哥撒兒問曰：“主上以我長此官，諸公其為我言，當以何道守官？”众皆默然。又問之，有夏人和斡居下坐，進曰：“夫札魯忽赤之道，猶宰之刲羊也，解肩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17】 这段话值得引起注意，原因有几个。首先，它所指的是肩胛骨，蒙古人用它进行占卜。这似乎并非偶然。在萨满教思想中，他们认为被宰杀的动物的骨头不能被破坏，这点非常重要，对于肩胛骨来说，如果它被用于占卜，这就更加重要。因此，可以说，和斡（或者忙哥撒兒传记的作者）肯定了解这种文化和做法，这种文化和做法虽然与中国文化非常不同，然而不仅在蒙古人中，而且在唐兀（西夏）人中也是常见的。【18】 其次，这篇文章做了一个巧妙的对比，一方面是蒙古人日常生活中的活动，宰杀羊，另一方面是判案的公平性，这是极度高深抽象的概念。在其他地方还未找到这样的类比（尤其是在这一时期的法律文书中），目前只在这个人物传记中出现过。它推翻了以前的概念，即，法律思维对于淳朴的游牧蒙古人是不可思议的。这也说明了高度复杂的概念完全可以用蒙古文化固有的词汇来表达。 四、结论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律法中“羊”多次出现，并列举了宰杀羊只时的几乎所有情形，包括整体宰杀，防止血流地面等，可见其在蒙古文化中的重要性。“羊”的超强适应性和用途的多样性使其不仅成为人们的食物主要来源，也逐渐为自己赢得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就是其宰杀方式已经象征了人与自然和超自然建立关系的方式。因此，“羊”已经成为家畜的代表，如何对待它们，就如何对待其他牲畜，已经成为蒙古人与其他民族对话交流的主要内容。
【注 释】：1、 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北京，1985，第30页。Carpini (Dawson, Mongol Mission) 第八页。2、B. Minzhigdorj and B. Erdenebaatar, “Why Mongolian Sheepherders are lucky”, Nomadic Peoples 33 (1993): 47-49.3、John Masson Smith, “Dietary Decadence and Dynastic Decline in the Mongol Empir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34 (2000): 35–52, p. 37.4、Smith, John Masson, Jr. “Ayn Jalut: Mamluk Success or Mongol Failu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4 (1984): 307–45, p. 333.5、Roberte Hamayon, La chasse à l'âme, esquisse d'une théorie du chamanisme sibérien, Nanterre: Société d’ethnologie, 1990, pp. 605-704; Ruth Meserve, “The expanded role of Mongolian domestic livestock classification”, Acta Orientalia 53/1-2 (2000): 23-45, pp. 35, 37.6、YS 77: 1924. See Ratchnevsky, Paul. 1970. “Über den mongolischen Kult am Hofe der Grosskhane in China”, in Mongolian Studies, Louis Ligeti (ed.): 417-43.7、柏朗嘉宾，蒙古行纪，何高济译，中华书局，北京，1985，第31页。Carpini (Dawson, Mongol Mission)，第九页。8、Françoise Aubin,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Penal Legislation among the Mongols (13th-21st Centuries)” in Central Asian Law: An Historical Overview. A Festschrift for the Ninetieth Birthday of Herbert Franke, ed. by Wallace Johnson and Irina F. Popova, Topeka, Kansas: Society for Asian Legal History, 2004, 119–151: p. 145.9、Ruth Meserve, “The expanded role of Mongolian domestic livestock classification”, Acta Orientalia 53/1-2 (2000): 23-45, pp. 39-40.10、志费尼Juvaynī, ʿAṭā Malik ibn Muḥammad, Genghis Kha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trans. by John Andrew Boyle, intro. by David Morga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272；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商務印書館, 北京, 2011，上册 321 页。11、Juvaynī, ʿAṭā Malik ibn Muḥammad, Genghis Kha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 trans. by John Andrew Boyle, intro. by David Morga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206；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商務印書館, 北京, 2011，上册 242-3 页。12、Rashīd al-Dīn, Rashiduddin Fazlullah's Jamiʻuʼt-tawarikh: Compendium of Chronicles, trans. by Wheeler M. Thackston, Cambridge, MA: Department of Near Easter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Harvard University, 1998-9, vol. 2, p. 451; Rashīd al-Dīn, Jāmi’ al-Tavārīkh, M. Roushān and M. Mūsavī, Tehran: Nashr-i Alburz, 1994, vol. 2, p. 921, 拉施特丁，史集，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務印書館，北京，1983, 第二卷，346-7 页。13、元史 47：217-8，英语翻译：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Rescript of Qubilai Prohibiting the Slaughtering of Animals by Slitting the Throat,”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16, 67-89: p. 6914、 Francis Woodman Cleaves, “The Rescript of Qubilai,” 72-3. 〔禁回回抹殺羊、做速納〕（57/11a、2175）15、Atwood, Cristopher P, “Validated by Holiness or Sovereignty: Religious Toleration as Political Theology in the Mongol World Empir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6/2 (June, 2004), 237-256.16、Timothy May, “Lambs to the Slaughter: Conflict and Culture Over Animals Slaughter in Mongol Eurasia”, talk at Movement, Temporality, and Exchange: Animals in Mongol Eurasia International Workshop,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February 26, 2017.17、YS 124: 3055.18、Kory, Stephan, “Cracking to Divine: Pyro-Plastromancy as an Archetypal and Common Mantic and Religious Practice in Han and Medieval China”, PhD, Indiana University, 2012, 53, n. 10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