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曰隔离
在古代经书、史书、小说、笔记、地方志等文献之中，记载了很多预防与治疗温疫疾病的方法，其中“隔离”，是古人很早就意识到的一个最佳的预防疫病办法。
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两千多年前的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在汉代政府就要求做好隔离工作，以预防人与人的传播。
《汉书·卷十二·平帝纪第十二》记载：“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又如，《晋书·王彪之传》亦记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说明晋代对传染性疾病的隔离要求更加严厉，只要有病人接触者，均需采取隔离措施。到了南北朝时期，“隔离防疫”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
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上温疫之人。隋朝与萧齐类似，专门为麻风病人设立“疠人坊”。
由此可见，今时我们知道病毒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但古人对于疫毒的认识并不比我们差多少。
二曰养正
《内经》明确地讲：“……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告诫人们“冬不藏精，春必病温”，“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并要求“恬淡虚无，真气从之”，以达到“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的目的。
古人重视内求，认为正为本，邪为标。预防感染，首重扶正。正旺则邪不能侵。这个理念值得我们学习。
从这几天的信息中可以见到，不少医护人员感染了疫毒。但是他们已经穿好了防护服，为什么还会感染呢？根本原因是正虚。
因为临床工作压力大，饥饱失常，过度劳累，导致正气偏虚。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扶正才是关键。
三曰艾灸
前人重视艾灸防疫。
前人已经认识到，艾灸的作用甚大，能“壮固根蒂，保护形躯，熏蒸本原，却除百病，蠲五脏之痛患，保一身之康宁。”所以古人非常重视趁未病时艾灸，以避免感染疫毒。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今人知道，古人也知道。
比如，唐代大医孙思邈提出：“凡人吴蜀地游宦，体上常须两三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这是用灸法来预防瘟疫感染。
《扁鹊心书》里讲道：“保命之法，灼艾第一。”强调，艾灸能保命，不但可用于治疗，亦可用于预防。
对于平常人没有生病，也可以艾灸吗？当然可以。扁鹊认为：“人无病时，常灸关元、气海、命门、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明确地说，不病之人可以施灸，灸能延寿。
此次疫毒以湿为主，或兼热，或兼寒。若能灸足三里，使脾胃中焦气机健旺，湿浊得化，疫毒自然不能伤人。古人的经验是，要令局部灸后脓水流离，则正气健旺，邪不能侵。
四曰药囊
古人认为，疫毒是一种偏性极重的邪气。可用药物的偏性来克制疫毒的偏性。比如，可用药物悬挂或佩戴的方法，或悬挂于门户、帐前或佩戴于手臂、头顶，可以有效预防疫毒感染。
民间曾有“戴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之说。佩戴香囊，虽是一种民俗，但也是一种预防瘟疫的方法。
同时现代研究发现，中药香囊的作用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预防流感，防治疫毒：中药香囊可以在预防普通感冒、甲型H7N9流感、手足口病等病毒感染性疾病起到一定作用，可减少人们受污秽之气或毒气的污染；
2.避秽化浊，清新空气；
3.吸汗、提神：“令小儿带之以吸汗也”；芳香走窜，开窍提神；
4.驱蚊虫毒蛇。
注意事项：孕妇和易过敏者不宜。
五曰药浴
通过中药药浴来避邪，这个方法值得我们学习。
比如，《内经》提出：“又一法，于雨水日后，三浴以药泄汗。”又如，清代刘松峰在《松峰说疫》一书中记载：“于谷雨以后，用川芎、苍术、白芷、零陵香各等分，煎水沐浴三次，以泄其汗，汗出臭者无病”。
药浴后不再次冲水，直接擦干穿衣即可。唯洗浴后要马上擦干，以免毛孔打开后易受风寒。
另外，古书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预防疫病，保持健康。
六曰粉身
身上抹粉，也能预防温疫邪毒。
比如，晋代大医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有赤散方，以“牡丹五分，皂荚五分（炙之），细辛、干姜、附子各三分，肉桂二分，珍珠四分，踯躅四分，捣，筛为散。初觉头强邑邑，便以少许纳鼻中，吸之取吐，温酒服方寸匕，覆眠得汗，即瘥。晨夜行，及视病，亦宜少许以纳粉，粉身佳。牛马疫，以一匕着舌下，溺灌，日三四度，甚妙也。”该方以各种祛邪辟秽的药物组成，既可纳鼻中吸之取吐，亦可外粉周身以御时行邪气，甚至还可以用于治疗牛马疫病。一方而兼多用。
《肘后备急方》亦记载了“姚大夫粉身方：芎䓖、白芷、藁本三物等分，下筛，纳米粉中，以涂粉于身，大良。”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的粉身散、《外台秘要》治温病粉身散方与此方同。
抹粉防疫，这个思路值得我们学习。而且，《肘后备急方》所用的这三味药比较平和，甚有可效可法之处。
七曰服散
今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期间，不少中医人及中医院都提供了预防药方。其实，古人也有预防方。
比如，晋代大医葛洪《肘后备急方》就记载了一个度瘴散，“辟山瘴恶气。若有黑雾郁勃及西南温风，皆为疫疠之候方。麻黄，椒各五分，乌头三分，细辛、术、防风、桔梗、桂、干姜各一分，捣，筛，平旦酒服一盏匕。辟毒诸恶气，冒雾行，尤宜服之。”此方中乌头辛热有毒，切记不可滥用。但此方甚是高明，多取辛温通气诸药，能宣畅人体阳气，使邪气不能着人。
再举葛洪书中的两个内服药方：“辟天行疫疠：雄黄，丹砂，巴豆，矾石，附子，干姜，分等，捣，蜜丸，平旦向日吞之。一丸如胡麻大，九日止，令无病”、“常用辟温病散方：真珠，肉桂各一分，贝母三分熬之，鸡子白熬令黄黑，三分，捣筛，岁旦服方寸匕，若岁中多病，可月月朔望服之，有病即愈，病患服者，当大效。”
葛洪的预防药方中诸药皆偏温，取温能通阳，阳旺则邪不着人之意。而连翘、板蓝根、金银花、黄连等等苦寒伤阳中药正常人越服越阳虚，越服越容易感染疫毒。
八曰烧烟
古人面临疫病时，不但有隔离、养正、服散等等方法，还有空气消毒法。古人是用中药烧烟给空气消毒，这样可以干扰病毒，祛毒祛疫，调和环境，使人不病。
明代大医李时珍谓：“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苍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疹。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
清代的《验方新编》有空气消毒方，以“苍术末、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大，不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古人重视用苍术烧烟避秽。苍术味道芳香，内可化湿浊之郁，外能散风湿之邪，烧烟亦有空气消毒之功。广西每年入春后会出现回南天，室内用苍术烧烟，既可祛湿，又可避秽，是个不错的方法。
《太病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的“避瘟丹”，由乳香、降香、苍术、细辛、川芎、甘草、枣组成，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秽气。”
九曰消毒
古人的消毒，一般是针对病人用过的所有衣物。大多用蒸煮的方法，进行高温灭菌。
比如，李时珍使用的，是蒸汽消毒法。而这个方法在清代也有记载，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古人没有一次性衣服，更没有防护服。这种衣服蒸煮消毒的方法很有价值，远比今人的方法经济、实用，减少浪费。
由此可知，古人非常重视疫毒的防范，古人所采用的预防疫毒的方法多种多样。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即使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以上这些预防疫毒的方法仍可借鉴。
古人如何防疫？
岐伯给出的答案是：
“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
所以提升正气，
增强自身免疫力，
才是最根本的办法。
如何扶正避疫？
古人一般选择艾灸、药浴、佩戴香囊等方式来提升正气，净化周边空气环境等。
古人重视艾灸防疫
唐代大医孙思邈提出：
“凡人吴蜀地游宦，体上常须两三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温疟毒气不能著人也。”这是用灸法来预防瘟疫感染。
《扁鹊心书》里讲道：“保命之法，灼艾第一。”
强调，艾灸能保命，不但可用于治疗，亦可用于预防。
此次疫毒以湿为主，或兼热，或兼寒。
若能灸足三里，使脾胃中焦气机健旺，湿浊得化，
疫毒自然不能伤人。
大家日常保健可以艾灸中脘、肚脐、关元、命门、足三里等各15-30分钟。
艾熏消杀助力防疫
新冠疫情爆发最初，河南、江西、山东、河北、广东、甘肃、湖南、湖北等地的一些医院、防疫机构、社区，借鉴“非典”时期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日常清洁消毒之外借助艾条熏艾的做法，也采用艾熏的方式为办公室、公共场所和居民住所等进行环境消杀。河南通许县人民医院、湖北黄冈市中医院、湖北省嘉鱼县中医院、河北省衡水三院等新冠肺病定点医院，采用给医护人员喝中药预防、艾熏医院办公场所等方式进行环境消杀，医护零感染。有不少普通居民采用艾熏居室进行消毒。
现代医学研究也已表明：艾叶燃烧物具有很强的抗自由基和抗氧化作用，艾熏不失为一种对居室进行消毒杀菌的好方法。艾烟有抗菌、抗真菌、抗病毒、净化空气的作用，可预防传染病。
居家艾熏方法
在工作或生活的房间里，在人离开时用艾条点燃，关好门窗，燃烧并烟熏大约半个小时后开窗通风即可，如果时间允许艾熏时间可以延迟1小时左右，每天一次。
香包防疫
端午香包，
是我们每年都会给家里人准备的，
俗话说“戴个香草带，不怕五虫害”，
香包不仅是一种民俗，
更是一种预防瘟疫的方法，
香包就是运用香草的药性来克制疫毒的邪气。
安和的香包，我会在家里衣柜，床头都挂上，在入户门上会把3个香包的香料混合挂起来，每天回家一开门，首先会闻到一股清香，顿时人就感觉很清爽，而且家里极少能看到蚊子，一家人都免了被叮咬之苦。
香草浴
除了佩戴香包
还会用中草药来洗浴
通过药浴来排出身体淤积的寒湿、毒邪
以芳香化浊、扶正祛邪
尤其是家里有小宝宝的，可以经常泡泡香草浴
香草浴，每年从农历五月开始就会给孩子隔两天泡一次，
记得刚入夏的时候有几天持续高温，发现孩子零零星星出了些痱子， 连续泡了两天，马上就好了
昨天的西安，气温高达42度，孩子也没有要长痱子的迹象了，这跟坚持香草浴是分不开的
以上是大家在家里进行自我防疫，增强体质可以用得上的，近期有不少朋友又在囤货的，家里有短缺的，赶快补充起来了。
《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 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治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
有中医药护航，相信我们这次同样会战胜新型病毒，我们大家通过日常保健增强体质，就可以助力疫情更快结束，记得《黄帝内经》的健康箴言：
虚邪贼风，避之有时，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疫病，是中国历史上对流行性传染病的统称，包括因病毒、细菌、寄生虫和其他微生物引起的多种疾病。而以发热为主要症状的疫病则称为瘟疫。
据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经常是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虽然每次瘟疫都会夺走无数人的生命，但这并没有给中华民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也没有阻挡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
综合中国各朝代官方和民间的防治瘟疫的史料，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三千年防治瘟疫的历程是一部活生生的正邪相争的历史，每一次病魔的攻击都会对人类造成重大创伤，人类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战胜病魔，生存下来，可是时过不久病魔还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人类再一次面临另一场正邪之战。
那么，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古代中国人，是采用何种方式来防治瘟疫的呢？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经总是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上，治病救人，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佚事都是有关治疗瘟疫的故事，而通过抗防治瘟疫也同时造就了一代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神医华佗不但擅长外科，还有很多关于他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的记载。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
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吴鞠通）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中国医学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疹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
由于这种感染源的“毒力”较新鲜的病毒弱，接种的人一般只产生轻度的天花，被接种人的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性反应，获得对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从而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
人痘接种实际上就是一种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说是用轻型天花来预防重症天花。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国曾广泛应用，后来还西进欧洲流行美国，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并促进了现代免疫预防医学的诞生。
现在很多传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减毒活病毒作为疫苗。比如，现在每个儿童都要接种的小儿麻痹（Polio）疫苗和麻疹（Measles）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
中国古代医家在2000多年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既在未发病之前“治疗”疾病，这种未病先防的治疗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古代的许多帝王在大疫流行时，曾发出诏书诚坦执政失误，承担责任，以安抚众官吏和平民百姓，并下令各级政府共同抗疫。官方组织的抗疫活动，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如汉代的文帝，元帝和成帝，东汉的恒帝等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汉代帝王还曾下令官员减少吃喝玩乐，削减马匹坐骑，用于救援染瘟疫的灾民。
宋朝期间，瘟疫发病时政府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药费由政府支出。
康熙皇帝曾于1682年下令各地种痘预防天花。康熙根据皇室家族亲身经历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
这是一个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广防疫方法的例证。从汉代起，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几乎成为官府朝廷抗疫的惯例。
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
我国关于“隔离”疫情的记载，最早见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为隔离医院，用以治疗瘟疫患者。军队中打仗时感上瘟疫的士兵也会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
考古发现，在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唐朝时，还有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相当于现代的慈善机构。
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可见古代人很早就开使用隔离的方法，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的传播。
控制瘟疫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国家防疫管理系统，并建立边境检疫制度以控制国际间的传播。
睡虎地秦墓出土《封诊式》竹简（部分）
湖北出土文物《封诊式》竹简中记载了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
宋时规定，所有被派往到边塞的将官，都要带随行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
元朝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护是政府许可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护要参加治疗。
清朝政府还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清朝刊行的《海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这说明中国医生当时已经认识到天花的急性感染患者为传染病源,并且建立了完整的天花检疫系统。
饮食卫生和个人卫生不良会容易感染瘟疫是古人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秦汉时期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并提倡注意饮食的卫生，不食用变质的菜饭。
古人还注意到鼠类和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提出“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鱼等劝告。
明代人已十分讲究饮水卫生，李时珍《本草纲目》专门有一个水部，其中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
这种对水质量的判断和分级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
中国很多地区至今还保持着古代传下来的预防保健习惯，如上海人的冬季进补，广东人的中药煲汤，南方的端午节饮菖蒲和雄黄酒等习惯，很多都同预防瘟疫有关。
通过环境卫生的改善以减少瘟疫的传播很早就受到了人们相当的重视。
秦汉时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饮水池的记载，还认识到患病的动物和牲畜可以传染疾病，切不可让其污染水源。
秦国时规定不可随便放置垃圾，“弃灰于道者”要被处以罚款。当时城市内设有下水通道，管道多为陶制，逐节相连，可以排泄污水。这种装置已经接近现代的下水道系统。
汉代时已有专门装粪便的容器和痰盂及厕所。当时城市里还设有公共厕所，称为“都厕”，供大家方便。
清代银镀金寿字痰盂
唐宋时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种树以绿化环境，并设有严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损”。
另外，在瘟疫流行期间古代人还用药物消毒的方法来预防疾病的感染和传播。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宋代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防止瘟疫。
普及疾病知识加强医学教育是预防瘟疫的重要环节，各朝各代都十分重视。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
唐朝的太医院相当于国立医院，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等学科，另外还有地方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医生和防疫人员。
当时还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紧急情况时使用。
南宋时期中国创办了最早的官立医科学校，培养各科医生。
各朝代都对以前的医学药学书籍进行过整理和研究。秦朝下令焚书时，医药书籍例外，保存了下来。元代政府机构中有专人负责医书的整理和出版，同时还以书坊、书院、私宅刻书等多种出版形式。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盛世修典”，而医药书籍毫无例外包含在修典之中。很多著名医药书籍都经过数代的再版和注释才能流传至今为今人所用。
瘟疫的流行不但影响民众的健康和生存，还会对社会、经济和生产带来巨大损失。所以，抗击瘟疫决不仅仅是单纯的防治疾病。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实行过在大疫之年免税减租，减轻民众负担，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
如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后来还有官方规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政府予以补贴，中央政府通过地方政府将赈灾粮款发到灾民手中。
各个朝代都有过在发生大疫后，政府官员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或开仓赈济，或派遣医生施药救之。地方官府办的“蕙民药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每次大的瘟疫流行都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致使妻离子家破人亡，出现“万户萧条鬼唱歌”的悲惨状况。由于瘟疫的传染性，未经妥善安置的尸体将进一步传染疾病，危害家人和环境，所以西汉时期，平帝曾下诏，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数赐予不等的安葬费。
唐朝时期对瘟疫时期掩埋尸体十分重视，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发现尸骸迅速掩埋。唐玄宗在大疫期间下令，死者尸体一定要家人掩埋，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置。
唐文宗时规定，患瘟疫家庭留下来的遗孤，如不满12岁，一定要由亲属负责养育，官府提供两个月的口粮救济，孤儿名单要上报官府。
这些措施和做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护生命，还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会的作用。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是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综合治理瘟疫的。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即使在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预防现代瘟疫使用的方法仍然大同小异。
近百年来，随着社会文明和科学发展的不断进步，人类对付瘟疫的办法愈来愈多，手段也逐渐提高，其结果是传染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类的生活质量和寿命明显升高。但是，瘟疫向人类的进攻从来没有停止过，瘟疫不时还会伺机发动反击，值得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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