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观近鉴宋朝人·265·利口之士，很少不是反覆小人：张洎

张洎，滁州全椒（今安徽全椒）人。《宋史·卷二百六十七·列传第二十六》有传。

本传记，张洎的曾祖张旼，曾任澄城县（今陕西澄城）尉，祖父张蕴，曾任负责泗水水运治安管理的官员“泗上转运巡官”，父亲张煦，任滁州（治今安徽滁州）主管司法刑狱事务的官员“司法掾”。

张洎少年时才智卓越，博通典籍，在南唐考中进士，任上元县（治今江苏南京秦淮河以南）尉。南唐“中主”李璟的长子李弘冀去世，有关部门拟定谥号“武宣”。但张洎上书李璟，认为按照礼制，国主的继承人“世子”只应当问安视膳，不宜以“武”为称，李璟采纳了张洎的意见，立即命令为李弘冀更改谥号，并提拔张洎为监察御史。而张洎则从此自认为凭讨论国事合国主的心意，于是肆意弹劾、攻击朝臣，无所顾忌，南唐大臣游简言等人因之非常嫉恨他。其后不久，李璟因为后周攻打南唐，将都城从金陵（今江苏南京）迁往豫章（今江西南昌），将儿子李煜留在金陵居守，并推荐张洎为李煜“掌章表书记文檄”、略似今之文字秘书的官员“记室”，张洎未能跟随李璟到豫章。时间不长，李璟去世，李煜继位，成为南唐国主，就是后来著名的南唐后主。李煜即位后，提拔张洎官职为“工部员外郎”，实任见习文字秘书“试知制诰”，任满1年，张洎升任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其后再升中书舍人、清辉殿学士，“参预机密，恩宠第一”。

张洎旧字“师黯”，至此改字“偕仁”。南唐皇宫的清辉殿在“后苑”即御花园中，李煜宠信张洎，一刻也不想张洎离开身边，就授予张洎在“内殿”的职务，凡朝廷内外政务，全部咨询张洎，每当李煜与兄弟宴饮，观赏歌舞，张洎都在朝臣中唯一得以参加，李煜还在宫城的东北角为张洎建了大宅，赐书万余卷，也曾到宅子中召见张洎的妻、子，给予很丰厚的赏赐。

张洎尤其喜欢向李煜提出建议，且每当上言之后没有立即施行，必会称病不上班，直到李煜写“手札”宽慰劝谕，才上班理事。

宋太祖开宝七年（974）九月，宋朝攻打南唐，八年三月，宋军攻至金陵城下，包围金陵，十月，金陵城岌岌可危，但张洎劝李煜不要投降，且每每援引“符命”即上天的符兆说：“天象没有变化，金陵金汤之固，不易攻取也。北军日夜之间就会自行退去。如果一旦发生出乎预料的是，臣当先死！”

十一月二十七，金陵城陷，张洎携带妻、子及家财，从便门进入南唐宫中，骗李煜的另一位宠臣“光政使”陈乔一同登上一座殿阁，说想和陈乔一起殉国。但陈乔上吊气绝之后，张洎却返身下楼，找到李煜说：“臣与陈乔同掌国政，国亡，应当都为国而死。但陈又念主上在，臣等都死了，谁能为主上向宋朝人禀告主上做的事，臣不死，是为了将来有报答主上的地方啊！”

开宝九年正月，张洎跟随李煜被押送到宋朝京城开封，宋太祖召见张洎，斥责他说：“你教李煜不投降，才使事情拖到今日。”并拿出金陵围城之时张洎为李煜起草的诏书给张洎看，原来是李煜召长江上游救兵的“蜡丸书”。张洎看后，给宋太祖叩头请罪说：“这确实是臣所写。但狗都会冲着不是自己主人的人叫，这是只是臣为李煜做的事之一罢了，其他的还有很多。今日为这个而死，是臣的分内之事。”语气、脸色一点不变。宋太祖由之觉得张洎是奇才，免了他的死罪，对他说：“卿大有胆，不加卿罪。今天为我做事，不要改变昔日的忠心。”任命他为“太子中允”。一年多后，升任他为刑部长官“判刑部”。

当年十月，宋太祖去世，宋太宗即位，认为张洎有文才，选任他为为皇帝起草诏书的“中书舍人”所在的部门“舍人院”长官“直舍人院”，并命他到各诸州主持“解试”。稍后，张洎受命出使高丽，回国后改官职为“户部员外郎”。

太平兴国四年（979），张洎出任相州（治今河南安阳）知州。第二年夏天，改任贝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北）知州，冬天，又回任相州。但张洎回任相州后治理得不好，相州所在的河北路长官河北路转运使田锡向宋太宗奏报，张洎被撤职回朝。回朝后，张洎请求进见宋太宗，在朝堂之上为自己辩白，宋太宗认为自己是儒生，不应该因为政事追究他，下诏“不问”，令他以“本官”户部员外郎官职改任翻译佛经的机构“译经院”长官“知译经院”，后又升他的官职为兵部员外郎、礼、户二部郎中。

雍熙二年（985），张洎受任科考副主考“同知贡举”。

端拱初年（988），辽国侵犯宋朝边境，宋太宗下诏，指示群臣上书讨论应对策略。张洎上奏，认为“练兵聚谷，分屯塞下，来则备御，去则勿追”为要略。其时恰逢归附宋朝的吴越国主钱俶去世，负责为之拟定谥号的部门“太常寺”为钱俶拟定谥号“忠懿”。张洎时任吏部审核官员业绩、功劳的部门“考功司”长官“判考功司”，写了驳论奏章“覆状”，请求尚书门下省召集人员复议。虞部郎中张佖上奏宋太宗反驳张洎说“功覆”用词“亢龙无悔”，“实非臣子宜言者”，请改正。事情转到中书门下省，宰相诘问张洎。张洎回答说张佖“擅改公奏，罔冒天聪”，要求“反坐”张佖，“以惩奸妄。”宋太宗很快俄下诏：“张洎援引故实，都有依据。张佖学识甚浅，陈述失实，为示宽容，免其黜降，可罚一月俸禄。”

不久，张洎未被选任以“太仆少卿”官职实任考察在京官员的“同知京朝官考课”，又升右谏议大夫，实任大理寺长官“判大理寺”，兼任史馆修撰、集贤院长官“判集贤院事”。淳化年间（990-994），宋太宗令史馆修撰杨徽之等4人修整、改正入选藏书阁的旧图，张洎与杨徽之等人一同奉诏，并因讨论旧事，单独起草奏章上奏宋太宗：

按照旧史记载，中书省、门下省、御史台为“三署”，在其中任职的官员为“侍从供奉之官”。现在每当5天一次朝会，“侍从官”先入殿庭，东西立定，等宰相率其他官员排队即“正班”进入，一起拜见皇帝，但“侍从官”却东西排列，很失朝臣面向北朝见、拜谒皇帝的仪制，请求依照“旧仪”，“侍从官”先入殿拜见，行礼毕，分立于皇帝座位前的台阶即“丹墀之下”，谓之“蛾眉班”，然后宰相率“正班”入殿拜见，这样才合于礼制。

又，古之王者，亲自处理政务，上朝次数多少，视政事之繁简而定。唐初5天举行一次朝会，其后中断，唐中宗景云初年（710）才恢复施行。自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后，四方多事，肃宗而下，都是单日临朝，双日不坐，单日或遇阴霪、盛暑、大寒、泥泞，则停止百官上朝。宰相需要在双日奏事，皇帝即特别在延英殿召见，或者有少数族进贡，勋臣归朝，在紫宸殿引见。陛下自临大宝，十有五年，未尝一日不鸡鸣而起，听天下之政，虽刚健不息，固然是天德之常，但游焉息焉，也是圣人之教训，倘若君父焦劳于上，臣子缄默于下，不能援引至大的道理与皇帝争论，请皇帝注意休息，保重身体，则忠良之心，有所不至矣。臣乞望陛下依前代旧规，单日上朝，双日不坐，单日遇大寒、盛暑、阴霪、泥泞，也不举行朝会，双日则在崇德、崇政两殿召见宰臣，有资格参加朝会的“常参官”以下官员求见以及非正常时间少数族进贡、勋臣归朝，在其他殿阁引见。

但奏章呈送宋太宗之后，宋太宗“不报”，没有答复张洎，也没有在朝堂公开。

其时宋太宗指示将《礼记·儒行篇》刻版印刷，赐给近臣及新考中的进士。张洎得到赐书之后，上表称谢，宋太宗看后很高兴，第二天对宰相说：“群臣上章献文，朕无不再三省览。如张洎一表，援引古今，很难得。可将张洎召到中书门下省，向他宣布朕的意思。”几个月后，张洎被提拔，以“中书舍人”官职充任翰林学士，任命下达后，宋太宗对近臣说：“学士之职，清要贵重，不是其他官职可比，朕常恨不能做这个职务。”按照旧例，翰林学士上任之日，翰林院要设宴迎接，皇家娱乐机构“教坊”到会演出节目“杂戏”助兴，但此事已经很久没有举行。当张洎受任翰林学士，宋太宗下令全部恢复，并下诏枢密直学士吕端、刘昌言和知制诰柴成务等参预宴会，人们一时以之为荣。

时间不长，张洎实任吏部选用官员的“吏部铨”长官“俄判吏部铨”，其后曾向宋太宗引见受选官员，宋太宗在接见时对近臣说：“张洎富有文才、学问，至今还在苦学，是江东士人之冠啊！”张洎与钱若水同为翰林学士，很受宋太宗宠信、眷顾。其时刘昌言被快速提拔到宰执大臣之位，人望很轻，官员董俨正掌管财赋，想设计倾轧刘昌言，恰逢杨徽之、钱熙曾说张洎、钱若水早晚间就会受到大用，钱熙把这话告诉了刘昌言，刘昌言说：“张洎一定会出任参知政事，钱若水后进年少，岂能这么快就提拔到这样的职位。”当时正好有一名翰林院的小吏来谘询事情，站在他们身边，刘昌言担心小吏会把自己的话转告张洎会，就将钱熙的话全部告诉了，让他转告张洎。但张洎此时正在修饰边幅，以巩固宋太宗对自己的恩宠，听到小吏的转告后怀疑杨徽之派钱熙制造流言构陷自己，于是把事情报告了宋太宗。宋太宗听后“怒”，召来刘昌言质问，之后将杨徽之赶出朝堂，贬为镇安军（治今福建建瓯）“行军司马”，钱熙罢职，出任朗州（治今湖南常德）通判。

其时又逢宋太宗之子、“益王”赵元杰改封吴王，兼任“扬州、润州大都督府长史”，领任“淮南、镇江两军节制”。赵元杰的改封命令下达，做为翰林学士的张洎值班，受命起草诏命“制书”，接到命令、起草文件之前，张洎向宋太宗上书建议：“按照前代史例，皇子封王，以郡为国，应该设置傅相及内史、中尉等官员，辅佐国王行政。现在今益王以扬、润二郡建社为吴国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领节度使，岂宜却加长史之号？这是国王自为高级幕僚啊。若朝廷且以长史拜受，其加衔内又无副大使、知节度使之目，倘或他日别命守将，这些到任本郡，就不知以何名目而授官了。臣起草制书之夕，便欲上书，但担心奏报往反，有妨明日宣布诏书。兹事有关国体，况吴王未领恩命，尚可改正，请将臣的建议交付中书门下省，商议施行。”但当宋太宗将张洎的奏章交付中书门下省，宰相却称制命已经下发，难于追改。张洎得知，又上表论列，宰相吕蒙正说：“越王领福州长史，今吴王独为大都督，居越王之上，不便。”宋太宗听后下令，等将来正式改封吴王再改正。到第二年宋太宗在开封南郊举行祭天典礼，对吴王的职务最终按照张洎的意见改了过来。

时间不长，张洎奉诏与李至、范杲、张佖同修“国史”，同时任“国史馆”长官“判史馆”。张洎博览经史，多知典故，每当宋太宗有著述，或赐给近臣诗作，张洎必上表，援引经传，以迎顺宋太宗的心意，而宋太宗也因之再赐给张洎诗作，褒奖、赞美张洎，有“翰长老儒臣”之句。

张洎与名臣苏易简同在翰林，尤其不和，当苏易简升任参知政事，张洎很多时候都攻击苏易简的过失。不久苏易简被罢，宋太宗即任命张洎以“给事中”官职实任参知政事，与名臣寇准成为同僚。

此前，张洎在吏部“考功司”任职的时候，寇准在吏部任“吏部铨”长官“知吏部选事”，同为吏部官属。寇准年少，新进气锐，想通过让“老儒”附合自己以自大，张洎值夜班办公，每每穿戴整齐，在办公室门口等候寇准出入，待寇准到来，给寇准作揖后回办公室，却不交一言。寇准因之更加看重张洎，将张洎请来交谈，张洎口才敏捷，善于应对，又善于提出主张，很多时候都能为寇准规画事情，寇准对张洎很心服，把张洎当兄长对待，且极力在宋太宗谈说张洎。

然而，宋太宗想进用张洎，又知到张洎在南唐时很多时候都谗毁良善，南唐后主李煜诛杀名臣潘佑，张洎曾参预谋划，内心对张洎有猜疑。但书法家、“翰林待诏”尹熙古、吴郢都是江东人，张洎曾善待二人，宋太宗在一天晚上召尹熙古等人陪着写书法，借机问尹熙古为何得罪，尹熙古说李煜气恼潘佑进谏说话太直，不是出于张洎的谋划，从此张洎在宋太宗心中的得到解释。但张洎得到提拔使用，还是受益于寇准的推举。

张洎与寇准同掌朝政之后，侍候寇准更加小心谨慎，政事一概交予寇准裁决，无所参预，只是专心修撰记录当时政事的《时政记》，也只是“甘言善柔”而已。但后来因为向宋太宗奏事与寇准有不同意见，寇准很忌恨张洎。

至道二年（996）五月，守卫西北边疆的军将、“四方馆使”曹璨自河西地区快马回京，向宋太宗奏报边疆之事，说党项族首领李继迁率万余众进犯灵州（治今甘肃灵武）。宋太宗下诏宰相吕端、知枢密院事赵镕等各自写出应对之策，即日上奏。吕端等一起到长春殿进见宋太宗，说：“臣等若各述所见，不如共同商议，写成一篇奏章，陈说利害。”张洎却越级进言：“吕端等人位列辅弼，上有所询问，反而缄默不言，深失为国家出谋划策风范。”吕端说：“张洎想说话，不过揣摩陛下心意而已，必无骨鲠、切直之理。”宋太宗“默然”。

第二天，张洎向宋太宗上书，援引西汉贾捐之放弃位于今海南岛北部的珠崖郡之事，劝宋太宗放弃灵州，以节省关西地区的粮饷。宋太宗也曾有此意，但很快就改变了想法，张洎此奏，果然是迎合宋太宗最初的心意，宋太宗读了奏书后很不高兴，很快将奏书还给张洎，对他说：“卿所陈，朕不晓一句。”张洎既惊慌又害怕地退了出去。其后，宋太宗召见国家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副长官“同知枢密院事”向敏中等人，对他们说：“张洎上言，果为吕端所料，朕已经把他的奏书还给他了。”

张洎此次议事不称宋太宗心意，“恐惧”，想自固权位，而此时宋太宗已经对寇准专横恣肆很不满意，对寇准的恩宠大为衰减，张洎担心一旦寇准被罢，自己也难于幸免，就在向宋太宗奏事的时候，大言寇准在退朝后对宋太宗有很多“诽谤”。寇准吓得脸色都变了，却不敢自辩，宋太宗因之“大怒”，十天后，寇准被罢。时间不长，张洎因病请假，满百天后，强力支撑请求进见宋太宗，但在给宋太宗施拜见礼时，跌倒在宋太宗面前，身边人赶紧把他扶了起来。第二天，张洎给宋太宗上奏章，请求辞职，宋太宗下诏慰问了他，不允他辞职。一个多月后，张洎终于改任“刑部侍郎”官职，罢任参知政事。当张洎拿到被罢的诏书时，却“呜咽”，哭了起来，病情也急剧加重，十多天后，张洎去世，享年64岁，朝廷赠予他“刑部尚书”荣誉职衔，并把他的两个儿子任命为京官。

本传最后记，张洎风仪洒脱，文采清丽，博览道家、释家书籍，兼通禅寂虚无之理，终日清谈，美而可听；但张洎特别阴险邪僻，好攻人之短。李煜降归开封之后，很是贫苦，张洎还向他索要财物，李煜把用白银制作的洗脸器具送给他，他仍不满意，其时潘慎修在李煜身边任“记室”，张洎怀疑是潘慎修教李煜装穷应付他，本来他与潘慎修一向交好，从此疏远了潘慎修；李煜之子李仲宇向来爱好赌博饮宴，张洎曾激切劝谏李仲宇，李仲宇也向他道谢表示改过，但其后几个月，有人说李仲宇赌博如故，张洎与之绝交，后李仲宇死在郢州（治今湖北武昌），回葬开封，张洎也没有去吊唁；张与张佖讨论事情不和，由之成为仇人，开始的时候张洎本来以对待父辈的礼节敬待张佖，做仇后见到张佖就不再行拜见礼；张洎尤其善于侍奉宦官，任翰林学士的时候，援引唐朝旧事，上奏宋太宗，请求任命“内供奉官”蓝敏政为“学士使”，宦官裴愈为副使，宋太宗看了奏章对他说：“这是唐室弊政，朕怎么可以重蹈覆辙，卿的话过了！”张洎惭愧地退了回去；张洎又性情鄙漏吝啬，即使是他的亲戚也没有沾上他的光的，南唐故旧更很少登他的门，他与唐旧臣、著名文人徐铉一向交情深厚，后来因为讨论事情互相抵触，分手绝交，但张洎对徐铉的文章很佩服，京城手写徐铉的文章，访求徐铉的笔札，藏在书箱，比珍宝玩物还宝贵。

张洎有文集50卷刊行于世。

《宋史》传后之“论”说，张洎起初劝李煜不要投降宋朝，既而不能为国而死，降宋后对宋太祖说“犬吠非主”，不过徒以口辩，侥幸得以免死；其后揣摩百端，谗毁正直之士，“利口之士，鲜不为反覆小人也”。

    《宋史》撰者对张洎，真是不屑得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