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儿，原本准备在古城一个人过春节的丁元英，突然接到妹妹丁秋红的电话，父亲病危了。
当丁元英连夜赶回老家，来到医院的病房，看到老父亲见到自己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努力挣扎着，试图把自己的左手举起来，拔掉自己的氧气管。
原来老父亲之前多次叮嘱家人，如果他日后得了什么大病，千万不要抢救他，不要再折磨他，让他一路好走。
当丁元英按着老父亲的左手，说出理解并尊重父亲选择的话，父亲欣慰的望向丁元英，泛红的双眼侵着没有流出的泪水。
父亲在丁元英眼里，一辈子都是硬骨头，也是一个认理的人。父亲的茶馆定位乡里乡亲，每天自己忙活着，知足平淡；父亲看待死亡，即是不愿自己受折磨，也不愿成为家人的累赘，所以坦然接受。
如果这个家庭还有一个人能懂丁元英，那一定是这个躺在病床上的老父亲，而此时能懂老父亲的，也只是眼前的二儿子丁元英。
丁元英从医生口中得知，父亲即使救活了，也将成为植物人，于是问道，怎么才能让父亲死？
丁元英之所以这么问，一是他知道，父亲也是这个观点，而他自己也同意父亲的观点，剩下的就是怎么合理合法的执行这个选择？
医生怔了一下，立刻说，在中国没有安乐死的立法，而一旁的大哥和妹妹，则是惊愕了，丁元英直言不讳的心里话，显然触动了他们认知的家庭伦理，他们是不能接受的。
死亡，难道注定是黑色的吗？
我在网上曾经看过一个故事:
我有一次去了荷兰的莱顿，散步经过圣彼得的一个教堂，奇怪的是，听到教堂里面在播放音乐，不是教会的音乐，而是一首海莉韦斯特娜的《不敢说再见》，唱到，
若能找到合适的话，我就都说出来
那样我就不会张口结舌
我要看着你的眼睛
我们将永不说再见
我感到纳闷，进去一看，大吃一惊，里面放满了棺材，棺材上面还画了很多画，有莫奈的莲花画，有梵高的星空，一眼望去，色彩斑斓，一问，原来是殡葬用品的展销会。
如果死亡不可避免，不得不说再见，黑色是否也能变成莫奈的莲花？梵高的星空？
面对每天高昂的医疗费，大哥准备开会互摊费用，丁元英不认同，丁元英的思维是以尽心尽力为标准，三个人里面，按道理是自己的能力最强，自己想办法能出的钱也足够父亲用的，所以原则上只要大家同意，自己都出就可以。
丁元英觉得这就是血缘关系的本来，也是因人而异，因家庭情况而异最合理的方式。就像自己和大哥常年不在家，妹妹在家，那就妹妹端水照顾老人，自己多出钱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大哥和妹妹就未必，就这么自然，这无关乎孝顺的道德与否。
但家里其他人，显然不这么认为，他们想的是，假如父亲生病了，自己不出钱，会被别人戳脊梁骨，孝顺的观念会让自己背负道德的愧疚。
但他们没想过各自小家庭的情况，如果没有钱，硬是想办法凑钱借钱，会让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陷入经济的恶性循环。
他们更没想过父亲的意愿和心理感受，他们宁可父亲受折磨、丢了尊严，也要保住自己的所谓良心和道德。
他们在意的是心理的平衡，而不是真理真相的究竟。
这是丁元英不认同的，但丁元英的解释，丁元英的好意，也得不到家里成员的理解。
丁元英认为现在在父亲没度过危险期，要想尽办法先救人，如果确定成为植物人，就停止交费，又得到大家的一致反对。
现实中也有这样的版本，作家琼瑶因为目睹丈夫最后时刻的痛苦，就是否要抢救丈夫。与儿女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于是立下遗嘱，自己以后得重病，拒绝一切医学抢救。她不想要“没有灵魂”的肉体，而是希望能够有尊严的离开。
人有选择生命的权利，是否也有选择结束生命的权利？
面对一系列不同的争论，大哥定了性，我是长子，还轮不到你说话。
在根深蒂固的传统父权社会里，父在，父大，父不在，长兄为大，一直到现在，还是很多人的家庭观念。
这话让丁元英听来是悲凉的，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真理。丁元英是，吾爱家人，吾更爱真理真相。
丁元英接着陈述了一个价值观，并且强调了说的话只针对我自己:如果我的孝顺是以我父亲的痛苦和尊严为条件的话，我就真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了。
母亲也不认同并且质疑丁元英拨管子的想法，说父母养儿不就是防老吗？
在丁元英看来，养儿防老，那父母就是天然的债权人，而这种感情比天高比海深，如果一个人有了这样的观念，那他永远想的就是还债报恩，这种观念会让人直不起腰来。
而有这种观念的父母，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就会觉得心里苦，父母与子女都会陷入家庭伦理和道德良心的恶性循环。
一个社会里面的独立个体，如果都不是为自己而活，都是为别人而活，那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个体生存的意义又有多大？
一种观念或文化，如果总是站在道德的高地绑架个人，那它的意义又在哪里？
这是值得每个人深思的问题。
父亲病故了，这场家庭的争论也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在墓地，秋红问丁元英，，假如已经砸锅卖铁，再也借不到钱了，但还差1万块钱就能救活父亲，那你该怎么办？
丁元英说道，那他就死。
秋红不可思议地望着丁元英，说道，哥，那你还是一个人过吧，没有任何人受得了你。
丁元英不是没有感情，不是不爱家人，但他的理性超越了一切的感性认知。这种理性超越了传统的观念和文化。
最终，当面对无处不在的传统文化，无力反抗，成见便渗透到骨子里去了，便做出许多常人看来离经叛道的事。
世界在某种角度上看又是公平的，一个人在众人的世界里有多悲凉，在心灵的世界里就有多丰盛。
丁元英的内心世界既孤独又无比丰盛，就像高山上盛开的雪莲花。
对音乐的欣赏和文化的研究，就是丁元英精神外延的表现。
芮小丹因为房租的事情，第一次到丁元英的房间。极简洁是丁元英的房间给芮小丹的第一感觉，芮小丹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
越是头脑简单的人越需要点缀和填充，而头脑复杂的人则对简洁有着特殊的心理需求。
芮小丹在上楼进房间之前，就听到丁元英在房间里放音乐，于是提议，让丁元英推荐一张唱片听一下。
丁元英于是去房间拿了一张唱片，放给芮小丹听，这一听不要紧，竟然打开了芮晓丹的另外一个世界。
一个纯净的、一尘不染的女声，撞击到芮小丹的灵魂之门，感到自己被一种神秘的引力带到了没有现在，没有未来的时空。
芮小丹震撼了，心里惊叹:太美了，太让人陶醉，人原来可以这样活，灵魂原来可以这样滋润。
当她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设想她也拥有了这样一套音响，又一次听到那种天籁之音的场景。她再次感叹:人原来可以这样活。
人原来可以这样活的潜台词就是，我也想那样活。
丁元英和芮小丹之所以能互相吸引，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简单的人。
丁元英的简单是经历过大是大非，一切看淡之后的从容平淡的简单，而芮小丹就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虽然也是高智商，但她是天性的简单，随性的简单。
她极致，专注，活在当下。当她因为公车私用逛音像店被领导发现，并当众责令停职检讨的时候，她想都没想，很自然的履行程序。接受处罚，将手枪，手铐，行车证和汽车钥匙放到桌上，便走出了单位，留下一脸错愕的局长。
《呼啸山庄》里，凯瑟琳说:
我这么爱他，并不是因为他长得英俊，而是因为他比我更像我自己，不管我们的灵魂是做什么的。他的和我的完全是一样的。
芮小丹走进丁元英的世界，发现了另外一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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