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风民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风俗具有多样性，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是一种相沿积久而成的风气；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之不同，称之为“俗”，是一种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正恰当地反映了风俗因地而异的特点。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自然条件和民族文化和区域文化千差万别，因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地方民间风俗。
风俗作为一种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风俗一旦形成即较难变化和移易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理，制约人们的行为。风俗又会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社会风俗建设问题，强调教化，进行不同形式的移风易俗，形成社会风俗的情感导向，树立社会道德榜样，引导社会发展。同治《南丰县志·风俗》开篇即说：“汉《禹贡》言：‘风俗以为文帝贵廉洁贱贪污而海内大化，孝武从嗜欲变一切而天下奢侈，从来风俗与化移易，非独天下之大为然也。即一邑有之，士大夫生长所在，当思古今习尚（习俗）之得失与其所以致此者，而敦本尚质，垂之文献，以示乡方，亦居是邦者之责也’”。
南丰历史悠久，自三国吴太平二年（257）置县治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南丰县属半山区丘陵地区。地势中间低，东南及西北高，以直通南北的旴江为界，东南面属武夷山脉，西北面属雩山山脉。西北缘军峰山海拔1761米为最高峰。南丰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位于江西省东部，古人对南丰的地里环境做了很多描述：“据五岭之咽喉，控三吴之襟带”，“与两粤、七闽相犬牙”[1]；“南丰之镇曰军山，峻削耸特，上逼霄汉。山灵所钟，宜产奇杰”[2]；“其地山高而水清，其民气□而少武，其士多以经术文章致大名” [3]。经过长期的自然环境熏陶与历史积淀，形成了具有南丰特色的风俗文化。
[1] 万历《南丰县志》卷一《封域志·形胜》。
[2] 元·吴澄《故延平路儒学教授南丰刘君墓表》，《全元文》第15册，第468页。
[3]万历《南丰县志》卷一《封域志·风俗》。
一、
人们在日常的交往中经常会对一个地方的人作出一些性格及行为习惯上的界定，比如：“山东人很豪爽”，“ 天上雷公，地下海陆丰”，“浙江人很能吃苦耐劳”等等，作为一个南丰人，也会经常听到人家说“你们南丰人怎么怎么”的判定，这些评价、界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当地风俗的一种印象，其实生活在当地的人并不太了解自己所处的群体究竟是一种什么性格，有什么样的行为习惯，所谓“习以为常”，更多的是从他人的评判中才逐步地知道自己与其他地方人群的不同之处。那么，古代的南丰人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风俗文化之中呢？我们不妨从前人的一些描述中来了解一下。
我们以民国《南丰县志》的记载为例。其中记载有唐、宋、元、明四朝与南丰有渊源的人士及县志中转述《府志》对南丰风土人情的一些看法或感受，使我们可以从中对古时南丰的风俗有个大概的了解。不过既然是看法或感受就有褒有贬，我们先看看好听一点的。
“田地丰饶川谷重深”。这是唐庐元敏《奏置南丰疏》中的一句，也是史料中对南丰自然环境的最早描述，说南丰田地丰裕富饶、山川河谷幽长深邃。南丰可谓是山川秀丽、富饶丰美之地。“其治据山水之秀，拥以万家，高爽宏深，非他邑齿”（《南丰县记》）。居住在这样一个地方，让人感觉到天高气爽，地方文化有博大精深，不是其他地方可以比的。生活在这样一方水土上的人，其品性也应该差不到哪里，曾肇的《军山庙碑》中就说，南丰“风气和平，无瘴气厉毒之虞，水土衍沃，飞蝗不至，故岁常顺成而凶饥之灾少，民寡求而易足，故椎埋鼓铸盗夺之奸视诸其邻有弗为也”。这里自然环境好，水土丰美，老百姓没有过高的追求，很容易满足，所以社会治安也很好，没有杀人放火偷盗造假之徒。关于这一点，可不只是曾肇一个人这样认为，元刘埙在《州尹墓志》中也提到，南丰“地僻，罕送迎。民淳安耕，凿户无豪侠，里无椎埋。”元《南丰州志》还说南丰“其民务本力穑，其女勤于织衽，其为士者崇理义工文章。曾朱以来人才辈出，其俗冠婚丧祭虽贫不废礼荐，更世变习气改化然遗风旧俗有存者”。可见南丰田土丰饶，民风淳朴，学风颇盛。在明代南丰王玺的眼中，南丰人勤劳、好学，不喜欢敛财，且容易满足，眼界高，气质美好，女子不会打扮得妖冶而不庄重，感情真挚朴素：“丰土宜谷而民勤，士慎重笃学而有守，女红男事各善治生，亩产十金即沾沾自足，重远行，不为巨商大贾，顾不甚富，而野亦无饥夫，妇女以纺织习劳，而冶容媟嫚有所不事。其地山环而耸，水洁而浅，故气高好胜而多情愫，质美好文而少财蓄”。
南丰人的好学之风，既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也是很多人的一致看法。由于好学成风，因而人才辈出。这也应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句话。元刘埙《州学记》就说：“南丰为江右文献之邦”。明曾思孔《曾馆记》中也说：“南丰在江右，以文物文化物产甲他郡，缙绅学士图不朽业者代不乏人”。 明詹景凤在其《结桂轩记》认为：“南丰承先士文献之后，故土多隽才，礼教信义不减东鲁，兼优上世遗风”。 明邓汝相在《学记》盛赞南丰英才辈出，在朝廷为官的不仅多，且大多刚正廉洁，颇有声望：“江藩上游，山水环汇，英才辈出，接武登朝、执法摧奸，风采赫然”。特别是说到南丰作为“文献之邦”，那真是名不虚传。所谓“文献之邦”是指人才辈出，俊采星驰之地，并且历代贤才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巨著。据史料记载，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曾巩祖父曾致尧高中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最后一个进士张履春，南丰共出进士368名（其中宋代212名，元、明、清三代156人）。封治国老师在其《琴台书院考》一文中也提到：“有清一代，南丰县共产生了349名举人和116名进士（不含武举人和武进士）……在学者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一书中，南丰县以355名举人的成绩位居全省第一方阵，名列江西八十县（厅、州）第六位”（见《文化南丰》2019年第8期）。其中的杰出人物不胜枚举。 比如大家所熟悉的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曾巩（1019—1083）；北宋中期宰相曾布（1036—1107）； 元代骨伤科医学家危亦林(1277-1347)；宋末元初学者、诗人、评论家刘埙（1240-1319）；明末清初散文家、诗人汤来贺（1607-1688）；明清之际理学家谢文洊（1615—1681）。还有清代的谭尚忠（1722—1796）；著名书法家鲁琪光（约1828—1898）；与鲁琪光齐名的近代著名书法家赵世骏（1861—1927）；清末民初画家汤燮（1860—1927）；现代著名历史学、方志学家吴宗慈（1879—1951）。真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说南丰是“江右文献之邦”那是一点也不为过，这也是作为南丰人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地方。如此众多的先贤在南丰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他们丰富的思想文化财富，他们的治学精神和为官之道作为一种地方风气，无疑会在潜移默化中激励一代又一代南丰人不断地开拓进取以不辱先辈。然而，这些后人们将如何奋发图强，如何在继承在基础上超越他们的先辈，那就由以后的历史去评述吧。
二、
南丰人在为人处世、行事风格、心胸气度以及婚丧嫁娶等方面的一些比较具体的习俗，也是很值得我们南丰人细细玩味一番，这些方面那可就是褒贬不一了。
在为人处世方面，正德《建昌府志》中描述得比较多。如“南丰喜平治道途（修整好道路）、架桥梁，五里十里，短长亭相望。逆旅主人清节茶饮，以待过客，唯恐不当意。自朝至暮，行旅沾润，不费一钱，此风俗之最美者，土人习而安之，外客既久受诈更多，而后思本邑之为仁里也”。说的是古代南丰人喜欢修桥补路、路边还建有很多供过路人歇息的亭子，旅客住店店主还会提供免费的茶水，当地是人觉得习以为常，外地的人因在其它地方经常受骗，刚到南丰时也生怕其中有诈，到后来才发现南丰确实是一个风俗淳美的乡里。还有：“岁稍饥馑，长者辄起而倡赈，并视其大小以为轻重，故邻境或多饿殍而南丰独无，甚或邻境闻赈而至，皆赈之不区别也。其他通有无、恤患难、施药、施槥（小棺材）处处有之，苟非义乡曷以有此”。这是讲碰到收成不好的年份，南丰长者就会带头发起救济，看灾情的大小确定救济的力度，所以周边的地方可能饿死了人，南丰却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外地的饥民听到南丰有救济，也会过来，南丰人对他们跟对待本地人一样，其他如体恤穷苦人的艰难给予一定的帮助、施舍药物甚至必要的时候还施舍小棺材，这样的地方、这样的人南丰有很多，如果不是一个重义气又乐善好施的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好人呢？还有一则描述，足见南丰人待人之厚道：“凡莅斯土者，遗爱在民，虽百世弗谖也，南丰待去任官尤厚而有礼，苟非劣迹著闻，未有不适馆受餐，好以缁衣者，视其缓急而佽助之，取其所长而歌咏之”。这是说凡是来南丰县任职的官员，只要是对南丰人仁义，南丰人就永远不会忘记他。对待即将离开南丰的官员特别重情义，只要不是做了很多坏事的人，都会为他们饯行并赠送朝服或给予一定的旅费资助。多么淳朴的民风，多么可爱的南丰人。
在市场经济是今天，尽管人们的很多行为都市场化了，但那种抱素怀朴、急人之难、与人为善的民风依然存在于民间尤其是乡里。比如太和镇杭山村，那里因为有一座古老的“培龙桥”“军山殿”，还有一座“王氏家庙”，有一次我去那里查访，到了村里询问村民那些建筑具体在什么地方，村民不仅会热情地告诉你，还会亲自带你去你要去的地方。还有一次我去军峰山下的早坳村考察那里的傩班，热情的村民跟你那真是一见如故，并且还真诚地留你吃饭。然而，人们毕竟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有几十年了，城乡居民思想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人们以前那种为人处世方式会通过新的更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其善良淳朴的本性是不会消失的。这样的行事风格也应该与南丰人的心胸气度很有关系。如民国《南丰县志》所载明末文学家彭士望《二揭纪事》中就有：“南丰多君子，尘埃中犹自有人物，不仅求之文闻之士”；李灏《志稿》语：南丰“介在南邦文学渊薮，然山高气清，民多刚劲，有唐魏遗风”。就是说南丰民间君子尤其多，不只是存在于有名望在人之中，而且有唐魏遗风。“唐魏遗风”是什么？就是既飘逸大气，又豪放洒脱、旷达傲然，有如此心胸，什么事情放不下？
在行事风格方面，民国《南丰县志》所载的明代《南丰备录》中有这样的描述：“远贾出不经年，近贾居不历世，大贾鲜百金之资，富室无千金之储”。古代做生意的南丰人，不管是出远门还是在近处做生意，都不会做很长时间，出门到外地经商一般不会超过一两年时间，在家经商也不会长于数辈人。所以就算是富有的人家，也没有很多钱储蓄的。也许是古时的南丰比较闭塞，人们恋乡井；也许是南丰这个地方风调雨顺，物产丰富，从而削减了奋斗精神和开拓意识，总之，从中可以看出，南丰人是不愿意出远门的。 还有一则也来自明朝：“箧稍盈辄丽衣华屋，厚筵美器，或纳级自贵，不甘人下，虽饘粥不给而供输争先，恐见责为耻，近稍泥风水而争山，骄人命而破产，雕琢不中之物，陶铸无用之器，瘠中泽外，惊目骇亲，徒滋虚饰”。说南丰人钱稍微多了点就购置好看的衣服和装修房子，丰厚的筵席上总是喜欢摆着精美的器具，有的人通过捐官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就是一天三顿连稀饭都不能维持，在纳税方面也不愿意落后于人。又很固执地相信风水去跟人家争田夺地，不服从命运的安排而导致破产，往往是做一些表面文章，外强中干，让亲戚朋友都感到很惊讶。落款为“南丰王志”（“王志”即王玺所编撰的县志）的这段话对南丰人的评价那是很不客气的了。这很明显是在讲南丰人具有浓厚的小农意识，小富即安，又争强好胜，好面子，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喜欢打肿脸充胖子，里面穿的是破衣烂衫，外面也要穿绫罗绸缎。王玺何许人？他是南丰人，号见竹，万历十三年任南丰知县，官至嘉议大夫广东按察使。万历十四年（1586年），南丰人王玺在为自己参与纂修的《南丰县志》写的序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志是史的分支，形成于“圣人没，经不复作，而史与志分焉”，是圣人施行教化的工具，是“六经羽翼”。县志是志的分支，“识一邑事”，要“论定一邑事，了了若在目前”，因此，县志的纂修是对一邑事盖棺论定。由是，出于教化的本旨，“凡事之有补风化者，虽小不遗；无益世教者，虽大不录”。另外还有几个取舍标准：“无征不书、矫诬不书、异言不经不书”——带有这些问题的事物是全部舍弃的；而“陵谷丘陇断镌俗记者、人文节孝存而未没没而未久者”这些带着街谈巷议的故事“不概书、不悉传特书”——有选择地收录。从王玺撰志的原则上来看，他对南丰人的评价应该是不存在偏见的，何况他自己也是南丰人。再加上《府志》中两则：“南丰勤而奢”“南丰阔大，阔大则少成”。南丰人勤劳也喜欢享受，喜欢讲排场，说大话，因而少有成就。虽然这对南丰人的描述来自五百年前，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评价真的是一针见血，就是在今天，我们在很多南丰人身上还是可以看到古代南丰人的身影，这一点，作为南丰人还真的不要不服气。当然，时代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南丰人已经远胜于前人了，如今的南丰人遍布全国各地，远商近贾多如牛毛，家财万贯者不乏其人，也不像前人那样眼光短浅小富即安了。看看今天的南丰那繁华在市井和数十倍于老城规模的城市建筑，就知道，今天的南丰人，确实比他们的先辈更努力、更大胆、更能干、更有开拓精神。不过有一点很值得特别提出来：“南丰之酒肆饕餮，为俗之最蔽者……亦士大夫所宜深忧者也”。这也是《府志》中的一句话，当年南丰的士大夫们所深虑的是南丰人经常大吃大喝，数个世纪过去了，如今的南丰人依然是热衷于大吃大喝。“好吃”“爱吃”“会吃”，是他邑之人对当今南丰人印象。或许也有人认为，正因为如此，才催生出南丰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见仁见智,关键还是看当事者怎么去把握了。
至于古时南丰人的婚丧嫁娶，那也是很值得了解一下。明末清初散文家、诗人汤来贺（1607—1688）《风俗议》中有一句：“先年吾邑嫁娶备极奢侈，今幸稍悛矣”。他是南丰人，生活在明末，距今大约三百七八十年的样子。诗人看问题有其独到的一面，不是一针见血，就是充满感性。据他了解，他以前的年代南丰人的婚嫁“极奢侈”，一个“极”字，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可以想象一下。在他生活的年代“稍悛矣”——稍微有了点改变。这种改变又是什么样子呢？他又说：“予观六十年来，冠礼，久废矣。祭礼虽略行而多讹谬，至于婚丧，则似重而实非，奢侈僭踰，将何所底？”他说，南丰人那时的婚嫁好像很看重，其实只是做表面功夫，挥霍浪费钱财，过分追求面子，超出了自己的本分。这与前面说到的南丰人的行事风格也确实很吻合了。最后他叹息到“将何所底”——究竟什么时候会结束？
《府志》还记载了古时南丰婚嫁中还有烦琐的礼节：“冠礼久废，唯女子于归时尚有冠笄之礼，婚尚有六礼之遗”。即女子婚嫁必须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六个环节，谓之“六礼”。
几百年之后的南丰，其婚嫁风气是不是不像古人那样讲排场好奢侈了呢？好像没有什么改观，除了“文革”期间以外，攀比之风气依然很严重，只是在形式上没有古时那么复杂而已。《文化南丰》2020年第一期彭燕霞的《小巷婚礼变奏曲》中就说到，七十年代的婚嫁讲究四大件：高低床，大衣柜，木沙发，桌子；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四大件”就变成黑白电视机，录音机，落地电风扇，缝纫机；九十年代初期就是彩电、冰箱、摩托车了和金银首饰了，聘金已到几千元；进入二十一世纪，没有房子娶不到媳妇，聘金高达万元，也不讲什么几大件，男方自己家里看着办；现在聘金已高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金子不是买首饰，是论斤算，房子更是硬指标，迎亲的车队浩浩荡荡，婚庆仪式中外合璧五花八门。如果办酒席，县城一些大的酒店要提前数月预订，如果要退而求其次，女方肯定不高兴。喝喜酒的随礼也越来越高，现在喝一次喜酒的随礼最少也要二三百，高就不封顶了。而且南丰喝喜酒是两餐，可是周边的县城都是一餐，不知道为什么南丰人独要这样。也许还是像汤来贺说的：“吾乡信鬼而好巫”。南丰人很迷信，因为南丰的白喜事（丧事）喝酒是一餐，所以谁也不想把婚嫁的喜酒办成一餐。把婚嫁办得隆重一点本也无可厚非，这也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如此攀比，一般有儿子的人家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把媳妇娶进门。
古时南丰人也有纳妾的，据《府志》载：“纳妾不成礼，谓之奔俗，非无子者鲜纳妾，亦风之美也。南丰买妾入门，则女党群觇之嫡死，间有使妾继室者必告祖庙，见宴族戚，如新妇礼，乃为正，非是则乡党不齿”。那时南丰人纳妾是不举行婚礼的，而且只是没有生儿子人家才纳妾。一旦妾进了门，妾的亲戚朋友都会盼望原配早点死去，如果有朝一日妾要成为继室，那就要祭告祖宗，还要请客，像新婚一样举行婚礼，如果不这样的话就会被人瞧不起了。
对于丧葬，汤来贺也有他的感受，他在《风俗议》中说：“丧致乎哀，岂取耀乡里哉？为人物花草以矜其富贵，皆陋习也。昔有葬亲以纸为二十四孝若迎赛，然人皆鄙之，至今犹以为笑，又如罗列祭品过于丰隆，其可谓致哀乎？近日程山诸弟子昌明理学，稍有复古之机，而一邑犹未偏也”。他认为一个人家里有了丧事，应该是很哀伤的，怎么可以以此在大家面前张扬呢？有的人家扎一些人物花草等祭祀用品来表示自己很富有，都是不好的习惯。过去还有更甚者，用纸扎成二十四孝人物像迎神赛会一样，好像很隆重，其实让人耻笑。再说祭祀用品那么丰厚，就表示很哀伤吗？从汤来贺批评南丰在丧葬方面的奢侈可以看出，当时南丰丧葬方面的不良风还是很盛的，好在后来明清之际理学家谢文洊（1615-1681）倡导古礼：“丧事自程山以古礼倡，而后知用殓”（《府志》），丧葬风气才有了点好转，但全南丰大部分还是照旧。
没有想到的是，南丰这个地方，古时办丧事，亲戚朋友不需要像现在这样去送礼。据《府志补》记载：“死丧相助，古道也。南丰近郊皆不受馈遗，其始自富室倡之，转相效慕，遂以成俗”。只是后来有钱人率先这样做，人们就相互效仿，以至于成为一种习俗。
我们有感于像汤来贺、谢文洊这样的文人名士在几百年前就具有勤俭办丧事的思想观念。如果不是后来那些富人发起丧事“馈遗”之风，南丰的丧葬风气估计不会留下那么多是恶俗陋习。记得七十年代初，因为还处于“文革”时期，南丰的丧葬仪式很简单：打水没有响器，入殓打几挂爆竹，出殡时也没“棺轿”。改革开放之后，丧葬仪式又开始复杂化。响器开始是唢呐二胡笛子锣鼓等民间乐器，后来有了西洋乐器组成的仪仗队，以前只有国家领导人逝世才奏的哀乐也走进了普通百姓家。讲排场的人家土洋结合，既有民间乐器又有西洋乐器，到了出殡那天，土洋一起上，你奏你的《将军令》，他奏他的《葬礼进行曲》，煞是热闹。其实正像汤来贺所说：“然人皆鄙之，至今犹以为笑”。不仅如此，整个丧葬仪式还全程录像。帛金也在不断变化。20世纪70年代去贺终只要买两捆草纸，后来讲究一点的还会合伙买个花圈，九十年代以后就流行去贺终时买太空被加一个花圈，有的丧家因此而收到几十条甚至上百条太空被。这还是贺终的帛金，另外丧家还要请客，以示答谢亲友，众亲友则还要另送上一份帛金。20世纪70年代是三五块，现在是一般是三五百。因为响器扰民，早几年，政府不允许出殡奏乐了，有的人家只请民间响器在出门的时候吹一下，上了路就不吹了。南丰的丧葬过程中还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按照南丰民间习俗，死者要在家安放五到七天，这段时间就要有人在遗体旁日夜看守，称之曰“守灵”或“坐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守灵的地方成了临时麻将馆，日日夜夜有人在那里打麻将，搞得丧家和亲友都不堪重负。自从南丰实行了火葬以后，打麻将的天数缩短了几天。从去年开始，遗体都要运到殡仪馆去，这种因守灵而打麻将的现象才有所消退。但随之而来的是墓价的昂贵。死者也有等级，这种等级以墓的大小和其所处的位置来确定。占地面积小、位置又偏僻的墓至少也要几千元，占地面积大一点、位置又好的话，那就是几万元、十几万元乃至几十万元都有。昂贵的丧葬费用，对于南丰一般的家庭来说，真的可以说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
在同治《南丰县志》中，有一段对南丰风俗文化的描述很有意思，看了以后会对古代南丰人有一个总体印象：“南丰自设县以来，唐有游茂洪、独孤汜诸贤令善政及人而民务农工，宋有曾文定兄弟倡兴文教而士勤学问，风气和平，故其人多秉清淑。农工商贾各安其业，簪缨韦布各循其分，耕氓尤勤力作，播获之际，荷插如云，故野无饥夫。妇女以纺织习勤，城乡皆是，虽殷富巨族莫不鸣机丙夜，习以为常。此风至今犹未替也，仕宦至显达无异。儒素礼下之家，拥厚资而不敢妄为玩法，细民之尊官长，顺令而易使，比屋絃诵，儒风犹盛。妇人女子亦多明诗书、达礼仪，挚孝异烈，时时震发期间，以故遭逢变乱而蹈白刃骂贼殉难，尽室沈溺者不下万人。盖其气节之士互相激励于平时，故闺壶亦知重名节若此焉，惟自道光之季，宦游归里者极林下之盛，居处服食偶异，寻常而齐，民遽相仿效，渐形侈靡，故富厚不及邻封，此则习俗之浸失者也。至于丧葬之事，务为奢易，婚姻之际多重财贿，昔儒有云：嫁娶之礼俭则婚者以时矣，丧祭之礼约则终者掩藏矣。侈于殡埋之饰，民遂至不葬其亲，丰于资送之仪，民遂多不举其女，《盐铁论》所谓送死殚家、遣女满车者，厚之之过，其流必反至薄之矣。宋史载，孙觉知福州，其俗婚丧费无艺，觉裁为中法，使资装无得过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数，葬埋之费亦率减什五。然则导民善俗，固长吏师帅之任，而高明之家，乡里所矜式，崇羔羊素丝之风以为倡劝，尤所赖于巨室华宗也，若夫岁时伏腊，率与他邑无异，无烦赘述矣”。这段话有这么几层意思，第一、自唐宋以来，地方官员一般都有良好的政令，农工商贾各安其业，加上曾巩兄弟在民间树立了良好的学习榜样，读书人也都勤于学问，南丰人的生活基本上能自给；第二、大家都遵纪守法，尊敬地方长官，即使有钱的人家也不例外；第三、民间有良好的学习风气，就是女子也知书达理，到处都能听到郎朗的读书声；第四、南丰人把气节看得很重，以至于在遭到外敌入侵时宁死不屈，所以女子也十分注重名节；第五、从道光年间开始，在外地做官，后来归隐家乡的人带来了一些不良习气，吃穿住用都不一样，大家开始仿效并相互攀比，奢靡之风渐起；第六、婚丧嫁娶越来越奢侈，以至于因安葬死者而耗尽家产，嫁女因需要陪嫁过多而不喜欢养女儿导致溺婴；第七、民间风气需要引导。地方官员要通过政令的颁布来移风易俗，同时官员和那些有名望的人家都要为地方良好风气的树立做出榜样。
从以上文字不难看出，囿于一个地方的地理和人文环节，民间风俗一旦形成，就会伴随着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长期相对稳定下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时代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随着主客观因素变化，民间风俗在其传承和扩布过程中，会出现自发或强制、渐进或激进的变化。这种变化对当时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作为社会道德与法律的基础和组成部分的风俗习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的，他们往往采取一系列政策来制约、整饬和利用风俗以确保社会的稳定，巩固其统治。时至今日，中国无论城乡，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国门大开引来的中西物质与精神文明的碰撞，推动中国社会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这其中当然包括社会风俗的转变。国家管理层面的社会责任之一,就是要在民众中提倡良俗,摒弃陋俗。形成健康的社会风尚,增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正所谓：国家之兴亡有系于风气之隆污、人心之振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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