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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地名研究
摘要:研究廊坊政区地名沿革、“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与原因、廊坊地名起源的正字及其演化这三个问题,结果表明,廊坊最早的政区地名是西汉时期的“安次县”,但“安次”起源“安墟”的说法并无根据。“郎坊、郎房、廊坊、廊房”混用是汉字通假、谐音的结果,直到1989年廊坊升为地级市,混用局面才彻底结束,且“廊坊”地名起源的正字应为“郎坊”。
关键词:廊坊;地名;演变
廊坊市位于河北省中部偏东,京津雄三角腹地,1989年升为地级市,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城市虽然年轻,但有关“廊坊”地名演变的争论由来已久,尤其是地名语词书写混用问题。一种观点认为,历史时期“郎房、廊房、廊坊”的混用基于谐音的影响,但自1958年后三种书写形式混用的局面结束;另一种观点认为,廊坊地名混写只是古籍中字形的讹传,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无须惊怪。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商榷。当前,提升廊坊城市文化品位是“五个廊坊”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这有赖于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如果在地方文化寻根溯源过程中不能对廊坊地名起源与变化、地名语词书写混用等问题给予科学合理解释与正确认知,将影响廊坊城市文化建设。因此,本文旨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厘清廊坊地名的演变问题。
一、廊坊政区地名沿革
历史时期,廊坊地名几经变化,厘清这一问题,必须先明了廊坊政区地名沿革状况。今廊坊政区地名源于“安次县”,而“安次”地名的由来,多数人认为可追溯至黄帝时期的“安墟”。
“安墟”最早见于明末成书的《长安客话》“东安县”条下:东安县,古安墟,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即此。东安县,旧为安次县。其后,乾隆时期的《钦定日下旧闻考》和光绪《顺天府志》都抄录《长安客话》,认为“东安,即古安墟,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并且,康熙《东安县志》、乾隆《东安县志》、民国《安次县志》也认为,“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笔者则认为,“安次”源于“安墟”的说法值得深究,原因有二:一是目前关于“安墟”并无考古发现,“安墟”主要出自文本文献记载。二是文本记载,互有错讹。乾隆《县志》卷16《古迹志》指出:
安墟在东安县界,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照《通志》纂入。按《史记》黄帝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志》云:始经安墟,不知何据。
此处认为黄帝时的安墟在清东安县界,《通志》当为《畿辅通志》,但乾隆《县志》又认为按《史记》记载,《通志》所谓黄帝“始经安墟”并无根据。虽不知《通志》是康熙还是雍正时期的《畿辅通志》,然雍正《通志》所记:安墟,在东安县界。《旧志》东安县,古安墟,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合符釜山。《旧志》应为康熙《畿辅通志》,笔者复查此志,并无此条。由此可见,文本文献记载混乱,不足以佐证“安次”始于黄帝时期的“安墟”,但古代的“墟”除有大丘之意,还为人口聚居之地,《说文解字》: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谓之虚,从,虍声。臣铉等曰:今俗别作墟,非是丘。那么安次是否源于叫“安”的聚落,以及是否黄帝时期即有之,都有待于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的进一步挖掘。因此,春秋以前的廊坊地名阙如,况春秋以前并无区划,所以彼时安次无所谓政区地名。
春秋战国为中国行政区划的萌芽阶段,“安次”为北燕之地。秦朝,其地隶广阳郡。西汉置安次县隶渤海郡,《汉书·地理志》载:“渤海郡,高帝置······县二十六:······东平舒,重平,安次······”东汉,安次县归广阳郡,《后汉书·郡国志》载:“蓟本燕国。刺史治。广阳。昌平故属上谷。军都故属上谷。安次故属渤海。”魏晋时期属燕国,“燕国汉置,孝昭改为广阳郡。统县十,户二万九千。蓟,安次侯相”。北魏,安次更名为安城,隶燕郡。《水经注》载:“圣水又东,通渤海安次县故城南,守敬按:······后魏曰安城,属燕郡。”北齐,其地属东北道行台。后周平齐,其地改归总管府。隋复名安次县,隶涿郡。唐,安次县属河北道范阳郡。辽,安次县属南京析津府。金,安次县属中都路大兴府。元,安次县升为东安州属中书省大都路大兴府,《元史·地理志》载:东安州,下。唐以前为安次县。辽、金因之。元初隶大兴府。太宗七年(1235年),隶霸州。中统四年(1263年),升为东安州,隶大都路。明洪武元年(1368年),东安降州为县,隶北直隶顺天府。清,东安县属直隶省顺天府。1914年,县复置安次故名,属直隶省京兆特别区。1928年,安次县直属河北省。1936年以后,廊坊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抗日人民政权、日伪政权、国民党政权并立,相互交错,境域各县隶属不一。抗战胜利后,1945年安次县属人民政权冀中第十专区管辖。1949年3月,又归冀中第十行政督察署。1949年8月7日,河北省天津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建立,安次县归其管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5年4月5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天津区专员公署改为河北省天津专区专员公署,安次隶属未更。1958年12月20日,国务院第83次会议通过决议,撤销安次县,划归天津专区武清县。1961年7月9日,国务院第111次全体会议决定,恢复安次县制,归天津专区。1967年11月,天津专区改为天津地区,机关驻天津市区,安次县隶之。1969年3月,天津地区机关驻地由天津市迁至安次县廊坊镇。1974年1月,正式起用廊坊地区名称,辖安次县。1978年,河北省廊坊地区行政公署建立,隶属河北省人民政府,安次县属之。1982年3月1日,廊坊市(县级市)正式建立,辖安次县。1988年9月,国务院批准,撤销廊坊地区和廊坊市(县级)。廊坊地区改为廊坊市(地级),原廊坊市(县级)改为安次区。1989年4月1日,廊坊市正式建立,驻地廊坊。此后,安次区与廊坊市隶属关系未变。
通过以上梳理表明,历史时期廊坊政区地名演化顺序为:安次县(西汉)→安城(北魏)→安次县(隋)→东安州(元)→东安县(明)→安次县(民国)→廊坊地区(20世纪70年代)→廊坊市(20世纪80年代至今)。实际上,安次与廊坊之间的辖属关系可上溯至清代,这也是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的开始。
二、“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及其原因
明晰廊坊政区地名沿革后,下面将对清以来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问题进行阐释。通过整理相关地名资料发现,最早出现的地名语词是“郎房”,见乾隆《县志》:郎房(村),离城三十里。至于地名语词书写混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开办的《大公报》(天津版),其有关报道呈现当前目力所及最早的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问题,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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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知,清末该地出现了“郎坊、郎房、廊房、廊坊”四个地名的书写混用,且延续至民国时期,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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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突出说明廊坊地名语词的书写混用问题,仅列举了《大公报》(天津版)20世纪30年代同一时段的资料。事实上,民国时期廊坊地名书写混用比较普遍,如:
前日驻津英国司令,派遣武官一员,带兵五十名,由津开赴郎房驻扎。
令安次县长······国民革命军刘总指挥部下,移驻该县廊坊、落垡,县城杨税务等处,征集车辆,索要物品。
据敌发言人称:系永清方面我游击队向平津间之郎坊进攻,与日伪军发生战事所致。
永定河决口,廊房附近已泛滥成灾。
上面所举为不同文献的地名书写混用,有甚者同一文献也出现书写混用情况,如:
郎房教会穑多工少(直隶):郎坊美以美会并捐款之踊跃,不能不归荣耀于上帝。长此以往,则郎坊教会,瞬息间必变为一至大之教会,可断言也。又郎坊教会之发达,已述于前。
又,民国《县志》不同卷别对廊坊地名的书写亦混用:
《地理志·四乡村落》:廊房,距城三十里。
《地理志·五行》:县北境有京津铁路于光绪二十三年修筑,由牤牛庄入境,横贯县界······车站在县境者凡三:万庄、郎坊、落垡也。
《列女志》:侯吕氏,廊坊,侯荣妻,年三十岁夫亡,抚孤成立,今尚存,年八十五岁,光绪十九年旌表。
除了文本资料,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外地图上的廊坊地名标注书写也呈混用状态,如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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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强认为,直至1958年后“郎房、廊房、廊坊”混用局面才结束。事实上,这之后混用依然存在,除了“廊坊”,还有“廊房”被使用,如1965年《北京日报》提到“丰台车务段抓住廊房站卸货,使托运单位受损失”;1982年《农业机械化研究通讯》中一篇文章,作者为“河北省廊房地区农机化所课题组”,另有1984年《开拓妇女解放的新途径——香河县七万余妇女投入商品生产的调查报告》,其作者显示为“河北省廊房地区妇联调查组”。1989年廊坊正式晋升为河北省地级市,彻底结束了地名混用的局面,以“廊坊”为其地名正字。
通过上述文本和地图资料的整理发现,清代以来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呈现如下特点:第一,混用现象始于清末,民国时期混用问题最突出。第二,文本资料中是“郎坊、郎房、廊房、廊坊”四个语词书写混用,地图资料中是“郎坊、郎房、廊房”三个语词混用。第三,军用地图的地名语词书写一致。一地地名同音四种写法,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汉字的通假和谐音。
“郎”与“廊”互相通假。郎,“《正韵》:与廊通。《史记·司马相如传》:陛下筑郎台恐其不高”。廊,“又通作郎。前汉《董仲舒传》:盖闻唐虞之时游于岩廊之上。注:晋灼曰:堂边庑岩郎,谓严峻之郎也。又《司马相如传》:陛下筑郎台恐其不高。注:师古曰:郎,堂下周厢也”。
“坊”与“房”谐音。“坊”,据《康熙字典》载:《集韵》《韵会》分房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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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郎与廊互相通假,坊与房谐音,才会出现“郎房、廊房、郎坊、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情况,而“郎房”“廊房”“廊坊”地名语词的混用,不仅现于廊坊,今北京“廊房头条胡同”也曾出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则档案就将“廊房头条”写成“郎房头条”,至今廊房头条胡同的铭牌简介也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现象,如图1所示。行文至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无意于孔乙己般的字词写法研究。相反,研究地名语词书写混用,与廊坊地名正字演变及其背后的故实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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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廊房头条”铭牌简介(课题组成员拍摄)
三、“廊坊”地名正字演变
根据前述可知,廊坊一名最早出自乾隆《县志》。彼时“郎房”只为东安县东北路的一个小村庄。谭图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直隶》图幅则标为“郎坊”。二者同为一地,前后两朝地名用字发生改变。问题是:这两个地名语词是否是一种沿革关系?如果是,谁先谁后?如果不是,哪一个是清末以前的地名正字?笔者认为,解决这一疑惑先要阐明廊坊地名起源。
廊坊地名起源主流观点有二:一种观点认为与后晋大臣吕琦有关。吕琦为幽州安次(今廊坊)人,历任户部、刑部、兵部侍郎。在任时,他在老家盖了一所大宅院。由于房屋高大,远近闻名,加上房子的主人是兵部侍郎,所以就成为这一带的标志性建筑,老百姓管它叫“侍郎房”。叫的时间长了,“侍郎房”变成了村名。又经过长期的口传笔写,慢慢地就演变成为郎房。至今廊坊市内还有一个小廊坊村。这一观点遭到张洪英的反对,认为吕琦未在安次有所活动,与“侍郎房”并无关联。另一种观点认为,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县向此地移民才形成村落。原名琅珐,因村有琅珐寺而得名,后取谐音改称廊坊。虽然,很多地名起源都与传说有关,但这些传说或多或少有信史可寻,例如“车牛返”,再如禹划九州之地名。以上两种观点中的侍郎房和琅珐寺已无迹可寻,但笔者认为,从信史的角度讲,在没有考古遗迹和实物的情况下,历史文献的文本记载能说明廊坊地名起源与吕琦有关。
主要从三方面考虑:一是,吕琦籍贯“安次”和其官任侍郎记录于《新五代史》《宋史》中。二是,隋代开始“侍郎”直称为“郎”。《康熙字典》载,“《韵会》:秦初至郎中令,其属官有三署郎。汉官尚书郎,初,三署郎,既选入台称郎中,岁满称侍郎。隋文帝讳中字,惟置侍郎。炀帝置六侍郎,其诸曹直曰郎,除侍字。又员外郎,亦隋置”。三是,明清时期有以“坊名”做地名,如康熙《县志》载明洪武初东安县编户四十四里中的“澄清坊”“文城坊”,在县城内,就“以坊名”。明清廊坊地方多建“牌坊”,名目繁多,“官名坊”是其中一种,如明东安县的“大司寇坊”“都宪坊”“父子尚书坊”,虽无“侍郎坊”,但彼时其他地方方志对“侍郎坊”则有明确记载,如:
弘治《兴化府志》:侍郎坊,旧在侍郎巷口,英惠庙侧,宋为礼部侍郎散文阁待制宋裴立,今废。
乾隆《乐陵县志》:世侍郎坊,为□封宋应麟之洞立。
清《涿鹿县乡土志》:明时建坊甚多,南门内有······兵枢坊、侍郎坊,今已俱废。
道光《建德县志》:侍郎坊,康熙《旧志》一为明天顺间徐怀建,一为明正德间王浚建。
这些历史文献,可间接证明乾隆以前东安县“侍郎坊”存在的可能性极大。为什么要为吕琦建侍郎坊,或可从康熙《县志》中的万历《东安县创建名卿科第两坊记》得到答案,其言为让路人和后人记得东安县为“某名卿某贤士大夫故里”而建“昭明”“科第”两坊。可见,在吕琦故里安次建“侍郎坊”以章旌表则极有可能,借用“侍郎坊”这一标志性建筑,命名其所在地名也是合理的,且“郎”即“侍郎”,二字相较三字地名,更容易识记和传播,“郎坊”二字则被沿用。
因此,笔者认为廊坊最早的地名正字应该是“郎坊”,而不是“郎房”,其起源与纪念旌表吕琦的侍郎坊有关,与其房屋无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祖籍安次的吕琦,虽未至安次,却成为廊坊地名起源追述的对象,以及谭图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直隶》图幅所标地名用字为“郎坊”而非乾隆时期的“郎房”,二者不存在沿革关系,乾隆《县志》所记地名用字当有误。那么这种错误是如何产生的呢?笔者认为应是受“坊”多为城内里巷地名用字,“房”多为村庄地名用字的影响,乾隆《县志》中,县城外东北路村庄以“房”命名的除“郎房”外,还有“小马房”“祝家马房”“伊家马房”。那为什么“坊”不取牌坊的“fāng”音,而取房的“fáng”音呢?这当与明清以来东安县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明代东安县:
畴平野旷,川秀地灵,南控海口,北接天城,四无山阜,平坦高旷之地。《旧志》。
此处《旧志》,即明天启《县志》。康熙时期东安县形胜:
至乾隆时期县之形胜:
畴平野旷,川秀地灵,南控海口,北接天域,四无山阜,平原爽垲之地。《旧志》。负京师于北,面沱港于南,运河左绕,三关右拱,实畿辅襟喉之地,燕冀唇齿之邑也。《旧志》。
从此三志所论可知,明清时期东安县区位越来越重要,康熙年间已将东安县誉为可北上南下、东来西往的畿辅“襟喉”之地,乾隆年间的形胜记述抄录康熙《县志》,说明时人对东安县交通区位重要性的认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东安县的郎坊村也逐渐成为商品集散地,零散农户、小商人、小手工业者交易往来的聚集地,“商人葛泽圃禀拟在东安县郎房村开设裕兴昌双甑烧锅”,即今廊坊老三角地所在区域。可见,“坊”取“fáng”音,作为地名用字,“俗称市肆”,即“小手工业者的工作场所”,印证了清代郎坊地方经济的繁盛。到了民国时期,阴历三、八、五、十成为“廊房”固定的大、小集期,“廊房”也成为东安县有名的集市。
此外,光绪年间京奉铁路兴建,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设站于郎坊村附近,站名得名于村名。由于村名语词的混用,导致站名在文本记载上也呈现“廊房、郎坊、廊坊”的混用:
今晨四时于廊房车站附近有段军与张军大激战,张军退却。
杨村站添设号志桥两架······郎坊站亦建设号志桥二架,俟杨村工竣,即移往工作,下月初旬亦可完成。
廊坊车站为整理站容起见,对于蝟集于车站两旁之商贩,均指定地区买卖,以重秩序。
根据火车站命名的一般规律,站名如与地名一致,用字书写也当一致,否则会导致交通混乱。从这一规律出发,廊坊老火车站站名应使用清代以来的正字“郎坊”,民国时期的老照片直观地证明了这一点,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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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廊坊民国老照片
京奉铁路的兴建、郎坊站的设立,使郎坊这个小村,不仅成为东安县的有名集市,还一跃为京师东南的著名集镇:
离北京城一百四十来里地有一个郎坊镇,归安次县所管。前二十年的时候,本是一派的荒原,打京奉路设了车站以后,方才日渐热闹,不过人口稀少,也没见什么大店铺。每到阴历三、五、八、十等日,各乡的商人农家,用着大车,装运米豆及家常用品如桌椅板凳之类,来到郎坊摆摊,好比北京城的庙会夜市的模样,名叫节日。每逢这个当儿,道儿上挨挤的不堪,大概古时候日中为市的情形,也是如此。
郎坊镇作为京南名镇、交通要冲,这一地名出现在精确度较高的中外军事地图上,进一步证明了“郎坊”为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地名正字,而乾隆《县志》中的“郎房”是谐音的误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郎坊集镇的人烟辐辏与经济发展,由集镇升级为建制镇。汉语用字的多次改革和规范,使得廊坊地名混写现象日益减少,20世纪80年代中国规范字公布后,“廊坊”地名用字固定下来,之所以不采用起源地名的“郎”而用“廊”,当与“廊”是“郎”的本字有关:
廊,庐堂切,音郎。《说文》:东西序也。《广韵》:庑也。《文颖》曰:殿下外屋也······宇下曰庑,步檐曰廊,峻廊谓之岩廊,后人因庙廊或省广做郎,合郎廊为一。引《相如传》:陛下郎台恐其不高谓廊,通作郎。
结语
廊坊,位于京津雄核心腹地,是京津走廊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同时又是京津冀城市群的重要节点城市,地理区位优势显著。本文主要讨论了廊坊政区地名沿革、“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现象与原因、廊坊地名起源正字三个问题。由于“郎”“廊”互相通假,“坊”谐音于“房”,导致清末出现“郎房、郎坊、廊房、廊坊”地名语词书写混用现象。到20世纪80年代汉字规范化后,地名语词书写混用才彻底结束,“廊坊”成为正式地名。同时,历史文本文献、历史地图、老照片证明廊坊地名起源的正字应为“郎坊”,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依据保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其命名,笔者推论应与旌表故里所在安次的五代名臣吕琦的“侍郎坊”有关,而非其所建房屋或是琅珐寺。希望这一新的观点,为廊坊历史文化寻根另辟蹊径,对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形成科学认知。
作者:穆俊,陈新海,郑京辉
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选稿:黎淑琪
编辑:黄海红
校对:罗舒平
审订:吴雪菲
责编:何铂羽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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