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定河，上游源自山西阳高、宁武两县，经张家口、北京、廊坊、天津地区东入渤海，因其下游河道迁徙无常，原称无定河。由于永定河善淤、善决、善徙的特征与黄河相似，故又有“小黄河”和“浑河”之称。老安次县城正处在永定河泛区之中，永定河自今广阳区白家务办事处北寺垡村西南入境，经”南八乡“地域入天津武清区。永定河是河北的母亲河，但它历史上的多次决口和改道，也严重威胁到了沿河两岸，翻看清《东安县志》和民国《安次县志》，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永定河时刻威胁着安次县城，只赶的安次县治在历史上至少搬了六次家，而最后一次搬家成就了如今的廊坊。
▶永定河水系图
安次县建置的历史非常悠久，《史记》记载4000多年前“昔黄帝制天下以立万国，始经安墟，以合符釜山”。据专家考证，“安墟”就是今天安次区九州镇常道村。安次作为地方行政区划始于汉高祖初年，县治（即县城）在今廊坊市西的古县村，该村名即由此而来。自西汉初年至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古县村一直是安次县的县治所在地，延续时间长达820余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永定河河道从北京市区东部的清河南移至坝河、凉水河、凤河，逐渐迫近安次县境。
唐朝初年，永定河已摆动至今龙河流域，迫使安次县治远远南迁至石梁城（在今仇庄乡朱官屯东北的灰城村，该村已于1954年被永定河大水夷平淤没）。然而这一次实在是选址不慎，此处地势低洼、淀泊密布、河网纵横，也易遭受水患。因此，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县治又不得不向西北迁至常道城（今九州镇北常道村）。
然而，永定河并未就此停止脚步。此时河水沙多发黑，始称卢沟河，而且河道摆动更频繁。不到百年，主河道已由今安次中北部西迁至今固安中北部，并由其东北部东折，进入到今安次境内的天堂河河道。这样，安次境内的泛区就扩大到了常道城。常道城紧邻北岸，所以公元735年，安次县治不得不再次易址，迁至南岸的耿就桥行市南（今九州镇）。常道城作为县治所在地，整整存续了一百年。
自公元735年到公元936年的200年间是耿就桥县治时期，至其晚期，永定河河道越过耿就桥，基本沿今永清与今安次交界地带蜿蜒南流。而此时，安次已成为辽国属地，隔河便是主战场。耿就桥不仅紧邻界河，有北决冲浸之虞，而且战争威胁极为突出。于是，公元936年，安次县城移至菘城（今万庄镇稽查王村），菘城位于龙河以北，远离永定河水患，也更接近辽的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自此，开始了长久稳定的菘城县治时代。公元1151年，金迁都燕京，安次自此成为京畿之地。金、元以来，北京成为帝都，城市建设不断扩大，加之战火影响，北京西山甚至燕山、太行山北部的森林破坏极其严重。至元明两代，永定河已称为浑河。元中统元年（1260年），安次县改称东安县，中统四年升为东安州。明洪武元年（1368年）东安州复降为东安县，明洪武二年（1369年）因浑河水患，安次县治南迁至常伯乡张李店（今仇庄乡光荣村），结束了菘城430余年的历史。
明中前期，永定河主河道已从固安、涿州向南流入霸州和保定北部一带，远离了安次，所以安次县（时为东安县）县城比较安稳。但到明代后期，“卢沟水至东安，过耿就桥”，又回到安次境内。1572年“有奔县之势”，1612年“浑河徙，逼县城”，1617年“浑河溢西城下”，1626年“浑河溢入城，架巢而居。”可见县城已完全处于威胁之中。清朝定都北京后，加大了筑堤束水的力度，但反而使下游更易于淤高决堤，从明朝每13年发展到清代每3年决堤一次，民国时期每2年一次。1950年2月，桀骜不驯的永定河冲破堤坝，淹没了安次县城。安次县委不得不将县治迁至今廊坊，结束了张李店近600年古城县治的历史。1954年和1956年两次特大水灾，则彻底将该古城埋入黄沙之下，现在地下十几米深处沉睡的古城之上已是仇庄乡光荣村了。
▶《安次水利志》中刘体乾墓原址
如今的永定河早已不见了当初的水患，转而成了一片荒滩。但荒滩之下，安次千年的历史沧桑仍在流传。
参考：清《东安县志》、民国《安次县志》、《安次区水利志》、廊坊日报等。
转自：文旅廊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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