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17期
作者：王晓峰
邓丽君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她的奇特之处在于，两岸特殊的政治背景发展出的不同文化轨迹在一个特定时空错位中让两个异面轨迹交汇在一起，于是她成为那个年代许许多多人的一道独特的佳肴，在争议中完成了对内陆流行文化的影响。而她最终失去了回到祖国大陆的机会，这片拥有她最多听众的地方，这片留下过她歌声的地方，没有留下她的足迹，成了她毕生的遗憾。
邓丽君是什么时候进入到中国内陆？又是以何种方式进入的？已无从考证，大约在1977年到1978年这段时间，她的磁带先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进入，随后又通过无线电波让更多的人知道。到了1979年，随着卡式录音机慢慢成为寻常家庭的消费品，邓丽君便通过这个媒介传播得越来越广。
在争议中启蒙
乐评人金兆钧那时候是老三届，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上大学，他回忆说：“我的印象是1977年，那时候'板砖’（即当时的三洋牌单卡录音机，因形状大小像一块砖头，故被称之为'板砖’）还没开始卖呢，都是从南方转过来的大开盘带，1978年我第一次听到，当时的感觉是，这是谁的歌？真好听。有了录音机后，大家都在拼命地复制，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一个同学在'倒’那盘告别音乐会的磁带，听得如醉如痴。印象最深的是《何日君再来》前面的那段告白，背景音乐非常好听。到1980年的时候邓丽君已经风靡全国了。”
邓丽君的突然流行没有任何征兆，甚至，在当时传播媒介和条件不完善的情况下，她仍能如此流行，这本身就是奇迹，这也恰恰说明了人们对邓丽君的喜爱程度。
金兆钧当时在学校是个比较活跃的文艺分子，于是学校领导找到他，“既然邓丽君影响很大，你要不办个讲座给大家讲讲”。那是1981年的事情，于是金兆钧连着讲了三次，把他当时对邓丽君和那些流行的歌曲了解到的内容都说出来，他说：“快到年底的时候，北京团市委召集大学生代表搞了一个座谈会，专门谈邓丽君。那时候还挺开放的，不是为了批判她，就是听听大学生的反映。我在会上说了很多，后来《音乐周报》编辑把我留下来，让我写一篇关于邓丽君的稿子，这是我写的第一篇流行音乐评论。”
那次座谈会去了二十多人，学生们的反应也不一样，大都觉得挺好听的。金兆钧记得当时印象中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言辞，团市委和文化局的人也没什么引导和诱导。这次座谈会，也仅仅是上面对下面的了解而已。
就在当时，一些老音乐家开始批判邓丽君，批判的焦点基本上是围绕着她的一些歌曲内容比较灰暗、颓废，还没有上升到一个政治层面上。后来有人开始质疑《何日君再来》，对这首歌的主题指向究竟是谁提出质疑，当时《北京晚报》的编辑刘孟洪曾专门撰文，为这首歌辩解。金兆钧说：“《何日君再来》从情绪上讲比较颓废，但是这首歌只要听上几遍就会唱，到现在电台仍不让播放这首歌，这牵扯到历史上三四十年代的时候音乐观上的冲突。改革开放，这些东西就要重新出现，争论就来了。”
1979年北京有个西山会议，当时的焦点就是邓丽君是靡靡之音的代表，黄色音乐。会上，张丕基、王酩都挨了批，就因为他们的歌曲写得像靡靡之音，李谷一的《乡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为受批判的典型。直到几年后，李谷一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乡恋》风波”才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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