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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前十日
北岸
床前十日，说的是父亲住院的十天我的点滴感受，不是《一千零一夜》，一夜一个故事，也不是卜伽丘的《十日谈》。我写的十日是个总数，没多大的意义，其实，三日，五日都未尝不可，总在于这里的“十”是个真实的数字而已。
在文章里，拿亲人的病来说事儿，总不大妥，尤其是想拿父亲的病，来衬托自己的“孝心”更不可取。所以，当声明下，吾非孝子，做的事儿是个人都做得到，父亲若真的久病在床，三年五载的，“久病床前无孝子”说的就是我了。真正的孝子，如二十四孝里的埋儿奉母、卧冰求鲤、恣蚊饱血、尝粪忧心我是做不到的。看到“最美亲情”的征文启事，忽就想到父亲住院的事，就有了感触，就写下了这个题目，绝不想沽名钓誉。
父亲有了急病，住了医院，哥哥是第一个知道的，直接送到省城的医院，到了医院，抢救上了，才告诉我，我赶到的时候父亲已在ICU病房了。
父亲的病是脑出血，轻微的，在脑干的部位。在ICU病房住了两天就转到普通病房来。我对哥嫂和弟弟说，都回家吧，都忙，我一个人伺候就够了，人多也伸不上手。父亲能小声的说话，说让母亲陪她，父亲没住过医院，是个很要强的一个人，该是怕屎屎尿尿的让我们伺候他会难为情，就执意要母亲留下来。住院的十天，就是我和母亲在了。母亲负责白天，晚上回到附近的宾馆。我晚上陪在父亲的床边，弄了个地铺，能时不时地眯会儿。白天回宾馆睡会儿，睡好了就回来陪父亲和母亲。夜深人静，父亲，邻床的病号和陪护的，都进入了梦乡。父亲床前的一盏小灯亮着，输液管无声地滴着，我坐在父亲的床边，这么近的，这么长久的，这是第一次。就这么看着父亲，全无睡意。心想，能这样做回儿子，该是件幸福事儿。父亲醒了，昏昏沉沉了几天，已经没有什么白天和黑夜的概念了。我为他摇起了靠背，父亲要说什么啊，我说，爸，你别说话了，养精神。我掂起父亲的手，为他按摩，虎口处的合谷穴，腕下一寸半的内关穴，通经活络总不是坏事儿。边按摩边端详起父亲的手来。
父亲的手
我的手和父亲的手，记不得还有什么时候这样亲近过，也许小的时候，父亲拉过我的小手，去逛街，去上学，去谁家的路上，但都没有了记忆。有记忆的是父亲的手很多次的“亲近”过我的脸，从记事，直到上高中。挨父亲的耳光是家常便饭。打碎了家什要挨，和哥哥吵架要挨，错花了１毛钱要挨，成绩不好了要挨，掉冰窟窿里要挨，往粪坑里扔个炮仗要挨，顶嘴了要挨，问话不回答也要挨，总之这耳光是没少挨的。挨多了，就在一个保密的本子上记下来，挨一次就画上一道，后来不挨了，本子也就丢了，对父亲的恨也就没了。记得多的是父亲的这双手怎样撑起来这个家，怎样为我们哥仨都娶了媳妇。
小时，家住的是土房。父亲买来砖和水泥，父亲就用了这双手，把土房墙的外皮戗掉，贴上砖，砌起来，做成了当时很讲究的“里生外熟”的砖房。农村里盖房子是个大事儿，要请很多的人手来，可我们家的这个房子几乎都是父亲、母亲自己盖起来的，后来许多年偶尔听说过谁家谁家自己盖房子盖了多少多少个月，怎么怎么节省的，我没亲眼见过，我家的房子是怎么盖的我是实实在在地见过了。
我上高中的时候，父亲开始弄大棚，栽蒜苗，种豆角，当时全县也没有几个大棚，父亲白天上班，晚上总是干到半夜，那是极累心和费体力的活儿。我们要帮父亲干，父亲狠狠地说，学习去，考不上学，有你们干的。看父亲累得不行，我们就说，爸，别弄了，累死都不知道咋死的。父亲说，屁话，不干拿啥给你哥娶媳妇，拿啥供你上学。后来，我当兵去了，家里盖起来四间亮堂堂的大瓦房，哥哥娶了漂亮嫂子，街坊邻居没有不羡慕的。
父亲的手很大，手指长长的，父亲总夸自己长了一双弹钢琴的手，每次说完自己都会自信地点点头，或无奈地摇摇头。其实，父亲的手确不是什么巧手，干不来有点巧劲儿的活儿，按母亲的说法，是“拙透了”和“笨死了”的那种，但干起粗线条的活却是有模有样的。同样是扫院子，父亲会弄得规规整整的，犄角旮旯都弄得干干净净。父亲做过生产队的队长，记得父亲领着社员去草场打草，抡一杆大扇刀，父亲身后留下的草茬总是最整齐、最干净的，后来，父亲被提拔到公社做了干部，应该和他这种一丝不苟的性格有关系吧。
父亲的手也有巧的时候，一天，老屋梁上的燕巢里的一个雏燕儿掉了下来，我和哥哥忙喊父亲，爸爸，爸爸，小燕子掉下来了！父亲忙带着我们把小燕子捧到里屋，小燕子的腿摔坏了，骨头从肉里支了出来，还洇出了血。父亲小心翼翼地把小燕子的腿复原了，在它伤口的地方撒上消炎粉，找来纱布为它包上，又用一根红线扎好了，架起梯子，把小燕放回燕巢里。看着父亲一连串的动作，我觉得父亲的手是不简单的，想着，能长成父亲那样的巧手就好了。燕子一天天地长大，我就时常想起母亲给我们讲的“好老太和坏老太”的故事来。小燕子从巢里掉下来，摔坏了腿，好老太就像父亲这样把小燕子的腿用一小块红布包了，给它养好了伤，放回巢里。临入冬，小燕子飞走了，第二年开春，小燕子回来了，叼来一颗南瓜籽，放在好老太的手上，好老太把它种在园子里。上秋，结了一个很大的南瓜。好老太把南瓜摘下来，切开，里面长满了金灿灿的金子和各种各样的珠宝！好老太的家一下子就富了起来，方圆百里都传开了。有个坏老太也听说了这个事儿，羡慕嫉妒恨得不得了。也开始盼着自己家的小燕子也能掉下来，眼看燕子要走了，也没盼到这一天，于是她就打起了歪主意。一天，她拿来一根竹竿，对着燕巢，把一个燕子捅了下来，燕子掉在地上，腿也摔坏了。她也就学着好老太的样子做了。只等着回归的小燕也给他带颗南瓜籽回来。一个漫长的冬天过去了，坏老太终于盼回了小燕。小燕如愿地叼来一颗南瓜籽给了坏老太。坏老太也把它种到园子里，入秋，南瓜长成了，坏老太喜滋滋地把南瓜摘下来，抱到屋里，关好了门，切开了南瓜，哪知南瓜里爬出许多条毒蛇来，缠住了坏老太，坏老太就这样死了。打父亲救了小燕儿的好长时间里，我都会不时地想到那个小燕儿会叼来一颗南瓜籽，结下了大个的南瓜，南瓜里面都是我想要的东西……
父亲的手，满是茧子，真不像做了大半辈子干部的手
父亲的目光
父亲看着我，眼里充满了慈祥和满足。
父亲不爱聊天，和母亲都很少聊天，和我们就更没有啥交流。有什么事，他要表达什么，就这样看着你，盯得你心里发毛，然后，说一句话，就是决定了你要去做什么，不允许解释，没有商量，也没有商量的余地。但父亲的判断和决定大多是对的，尽管让人心里很不痛快。上学时，拿来了成绩单，交到父亲的手里，成绩好了，父亲看着你，没有任何表情，随口说一句，他妈，今晚给老二（我排行老二）煮两个鸡蛋！成绩不好了，他也是这样看你，眼睛瞟下墙上的钟，说，对着钟，站一个小时！说完，他就不再理会你，或直接走了，而我，连一分钟也不敢少站。
记得我入伍要走的那个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亲戚和邻居送我，坐了几大桌子的人，大家都喝了好多的酒，这个是长辈，告诉我该怎么做，那个当过兵，告诉我到部队要会来事儿，唯独父亲有说有笑地和大家喝酒，一句话也不和我说，最后，母亲说，他爸，你嘱咐嘱咐老二吧。父亲看看我，又把头转过去，对桌上的人说，来，干一个。半夜十一点，接兵的车到了，我上了车，大家都出来送，我找好了座位，拉开车窗，和大家告别。看见父亲正盯着我，我知道父亲有话要说了，目光就不敢离开父亲的视线，父亲盯着我，车要启动了，父亲说，不入党就别回来！我机械地点点头，心里一凉，要是不入了党这个家我算是回不来了。
父亲不过高地要求人，他定的目标会让你够得到，但也不给你懈怠的机会。当兵，入党，这是好孩子该做到的事。他要的是结果。至于你怎么干，怎么才能入党，那是你的事。我真正的成熟起来也该是从父亲的这句话开始的。全团一起入伍的新兵有五百多人，我是第一个入党的，第一个当班长的。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正是很乱的时候，我写了一首打油诗，题目叫《纪实1988》，被收在县文联编的一本诗集里，里面写了很多“社会渣子处处有，民族败类满地爬”一类的话，写着解气，心里痛快。父亲也看到了这本书，特地把我叫到家里，拿着书，指着我写的东西，说，这是你写的？我说，是！父亲铁青着脸，说，以后别写这些。这回我并没有听父亲的，依旧写许多犀利的杂文，《门神与门包》《请财神与打财神》《从“好了歌”说开去》《结婚、离婚过家家》陆续发表在各报刊上。一天，父亲把我叫到家里。淡然地看着我，不说话，我知道一定是父亲又看到了我写的什么东西。母亲弄好了几个菜，父亲说，来，喝点，我好好和你唠唠。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第一次和我正儿八经地交流。几盅酒下去，父亲开始说话了，今天没事，我给你讲一个人，是我的小学同学，也是小时候的邻居。特别聪明，上小学时学习就好，后来考上了北京的一个大学，他在大学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别人都去“革命”了，他不去，每天独自一个人去学习，最后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黑典型，到处拉去揪斗，后来，还发现了他写的好多没发表的文章，还有日记，按那时说都是反革命的“黑毒草”。这下就上纲上线了，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到监狱里。监狱里也学习“毛主席语录”，他想，要是讲学这个，他们谁也学不过我啊。就拼命地学，想早点出去，便学成了学“毛选”的先进人物。最厉害的是他能把好多“毛选”里的文章倒着背下来。这样，没多久就被释放了，到处去介绍经验，一次，一个市“革委会”的领导听他倒背“毛选”，大家都鼓掌。这个领导沉默一会，说，“倒背”“毛选”，这不是典型的反对毛主席吗？这就是个黑典型！这下可好，他又被关到监狱里了，七、八年后才出来。父亲讲完，看着我，目光里满是真挚和柔情，说，人啊，很难说会遇到什么事，许多的“果”都是有“因”的，无论“因”的好坏，果都是你自己的。到了政治的层面你的“因”就没有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错是政治决定的，政治是残忍的，不会考虑你的初衷和愿望。你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政治的风雨，不知道深浅。咱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左右不了什么，过自己的日子就完了。你成人了，我就和你说这一次，你自己去想吧。
之后的好多天，我都在想父亲的话，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从那时起，我就不再写杂文了，手痒了，写写风花雪月，写写山水松竹，写写风闻轶事，写写乡间的点点滴滴。
父亲的幽默
父亲少说话，却很有幽默的天赋，时不时地说一句会给大家逗得不行，他自己却不笑。
父亲在病房的第三天夜里，大便失禁，用手轻轻地敲床，我便从地铺上爬起来，给父亲收拾，清理完了，又用温水给他擦洗，重新换了衣裤，父亲始终闭着眼睛，不吱一声。弄好了，父亲慢慢地睡着了，我知道父亲不愿意看我，不愿意让我看到他的难堪。我太了解他的性格了，如果我要是女儿的话，更不用说儿媳了，他绝不会让我去弄，会把被捂得严严的，等上一夜，直等到我母亲来。第二天，母亲来了，我怕父亲难堪，又想和母亲说这个事，就当笑话似地说，妈啊，我爸可真是心疼你啊，你在的时候什么事也没有，你这一不在了，给我找老活儿了，我足足收拾了半个小时啊。父亲笑了，看看我，说，我是故意拉的啊，就是想考验考验你！母亲笑到肚子疼，我也笑了，我说，我通过考验没啊？父亲郑重其事地说，基本及格吧。我说，才基本及格啊，我看都能打120分了。父亲说，擦身子的水有点儿凉，下次注意啊……
父亲的身体好，因病住院这是头一回。但掰开指头算，这是父亲第三次住医院。前两次说来有点滑稽，正符合他的幽默。第一次是喝多了酒，第二次也是。父亲喝多了酒，找不到家，躺在马路边。邻居认出了他，急急忙忙地跑到我们家，我和哥哥急忙去把他送到了医院。医生耳朵上带着听诊器来给他听，他突然一伸手，拽下了听诊器，医生的耳蜗都给扯破了。事后，我们就问父亲，喝那么多酒干嘛啊，还整到医院去，让人笑话不啊。父亲却认真地说，你们知道和我喝酒的是谁吗？是我20年的朋友啊，分别十年了，特意看我来了，喝死我也高兴啊！
十天的时间是很短的一瞬。父亲出院了，几乎没有留下后遗症。自父亲出院便经常去陪他，我想，让父亲心情好一点儿，少得点儿病，远比到医院去伺候他要强。
北岸，本名韩弘，号一榆。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沈阳市作家协会理事、辽宁散文学会会员、沈阳市辽中区作协主席、沈阳市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发文学作品，在《辽宁青年》《解放军报》《前进报》《辽沈晚报》《浙江日报》《参花》《小品文选刊》《党风月报》等报刊杂志发表通讯、小说、散文、杂文、评论、诗歌数百篇。杂文作品《门神与门包》获浙江鲁迅杯杂文大奖赛二等奖。散文《又闻蛙鼓》被选为初三年的课外阅读范文。2015年，散文集《梦里古渡一一北岸散文自选集》由沈阳出版社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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