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极其深厚的政治传统。这些传统,无论是其精华,还是其糟粕,都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必须充分重视、认真研究的重大历史课题。中国近代政治,历时甚短,新传统尚未定型。而古代政治传统,则相对凝重,影响深远,其中,最值得研究的,主要有三。
一是“大一统”的传统。“大一统”观念源自先秦,本意是天下诸侯皆统属于天子,“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春秋公羊传注疏》卷1)此后,“大一统”成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追求和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核心价值。在政治实践中,特别是明清两朝,它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国家统一。
自秦朝以来,在中国社会治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这与西方中世纪政治分裂、王权式微的状况截然不同。中央集权的重要特点是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下属机构,国家号令统一于中央,重要事务决定于中央。秦汉以降,尽管知识界关于“封建”制与“郡县”制孰优孰劣的讨论时有发生,但并未产生重要的实际政治影响,“不过迂儒之常谈”。“封建”不可行,逐渐成为精英阶层的重要共识,清朝乾隆皇帝更明确表示:封建、井田“必不可行”(《清高宗实录》卷1220)。
中央集权的核心是君主专制。秦汉以后,皇权集中成为中国政治的一大趋势。明代,“国家罢除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事权归于朝廷”,皇帝实现了对国家重要政治权力的垄断(傅恒等编:《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100)。到清代,皇权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君主独裁成为清朝的“祖制”、“家法”,神圣不可侵犯,即所谓“天下大事,皆朕一人独任”(康熙帝语,《清圣祖实录》卷144)。乾隆皇帝称:“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王先谦:《乾隆朝东华录》卷28)秦汉至明清的中国政体,实质上是以专制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官僚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拥有一支专职的文官队伍。秦汉以后,随着时代的变革,特别是科举制度的健全,官僚队伍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开放的体系,也就是说其成员与其他主要社会阶层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可以流动的。像本来社会地位较低的商人,其子弟在宋元以后也有不少人挤入士人队伍,进而为官。所谓:“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沈垚:《落帆楼文集》卷24)社会流动的常态化,官僚队伍向其他社会阶层的开放,不但有助于增加官僚政治的活力,而且对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是文治的传统。文治,即以文教治天下,这是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追求。《礼记·祭法》云:“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普通百姓道德修养程度、文化建设的发展程度,是中国儒家衡量一个时代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准。《礼记·礼运》中所描述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等景象,即充分反映出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境界是道德的高度发达、人民的充分自律。这也成为后世统治者、儒士精英的重要政治理想和追求。而通观两汉以后的文治建设,其核心内容是独尊儒术,将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借助国家的力量,强制推行。这一过程在汉武帝时就开始了,所谓“当武帝之世,表章儒术而罢黜百家,宜乎大治”(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91)。文化专制主义构成中国古代文治的精神实质,在具体操作中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这一传统发展到极致,就是通过对社会实施系统的、严格的、全面的精神控制,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历代对所谓“异端”思想的严酷镇压,不时发生的文字狱、禁毁图书,即属此类;二是对百姓实施以儒家纲常伦理为主体的教化,兴办学校,优礼士人,宣讲儒学,表彰节义,即属此类;三是编纂典籍,既为了彰显文治武功,也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装点盛世。像清乾隆朝就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启动一系列文化工程,尤其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被清人誉为“会诸家之大成,光稽古之圣治”,乃“文治之极隆而儒士之殊荣”(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卷23,《纪昀传》)。
中国古代政治的三大传统,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都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有其严重的弊端。以“大一统”传统来说,君主专制是其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它一方面在形成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割据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是政治腐败、动荡的重要根源,并在实践中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着人性的自由和社会的进步。正如伏尔泰所说:“国家的繁荣昌盛仅仅系于一个人的性格,这就是君主国的命运。”(《路易十四时代》)以官僚政治来说,它一方面对实现社会的规范管理、有序运行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它本身具有的繁琐化、程序化、官僚主义弊端,往往也十分突出。官僚政治和君主专制的结合,既可能弥补专制君主个人的一些局限,也可能成为君主滥施淫威的帮凶。到王朝统治中后期,冗官、冗员、朋党、萎靡、懈惰现象以及政治腐败往往积重难返,愈演愈烈,进而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根源。以文治来说,在古代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要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必须要有一套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认同的基本价值体系,有一个具有权威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要实现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也需要政府的强势介入,发挥组织和引导作用。但也要看到,文化专制主义从来都是文治的本质特征,在具体实践中,它往往表现为对人性的摧残,对个性自由的限制,对真理探索的阻遏,明清时期一再发生的文字狱,即真实地反映了专制文治的“吃人”本质。
当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20世纪世界文明的大道愈来愈清晰地呈现在中国人面前以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愈来愈表现出它的落后性、腐朽性甚至反动性。然而,人类对传统的改造,从来都是一个充满艰辛而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对积淀异常深厚、内容异常庞杂、影响异常深远的中国古代政治传统,更是如此。如何科学地认识古代传统的延续与断裂?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的合理性、摈弃其陈腐与落后?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在古代传统、古代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民主、公正、理性的现代政治文明?所有这些,一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必须面对的重大历史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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