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学术思潮凡历三变，由明初的理学思潮，一变为明中期的心学思潮，再变为晚明心学异端思潮，最后演变为明末实学思潮。受其影响，明代小说序跋也随之呈现了相应的变化，同时促进了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并在序跋批评话语体系中体现出来。
作为道德性命之学，理学重视伦理教育和道德践履，兼之国家通过科举取士对程朱学说的进行灌输，这就导致明初很长一段时间小说和小说序跋中对伦理道德的宣扬。但学术的发展有渐进的过程，并非社会力量可完全左右，而且人们的认识也有一定的惯性，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转变。这种情况下，明太祖虽然竭力提高程朱理学的官学地位，但明初前期的小说序跋并不以发明伦理教化为最高追求。如《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前期的许多序跋，更多地称赞作家文辞才华，并不强调小说的载道功能，和理学家所阐释的文道关系显然有所不同。甚至还出现了桂衡《剪灯新话序》那样高倡“情”的篇什，“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将桂子薰言语”，强调才情对作家创作的重要；“世间万事幻泡耳，往往有情能不死”，这是“主张小说的生命在于写情”，[1]与理学家的性善情恶论唱反调，和晚明文学界高扬“情”的旗帜有异曲同工之处。种种迹象表明，明初前期的理学并没有占据社会意识的全部角落。
永乐年间，以三部《大全》的颁布为标志，程朱理学完成了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其后的小说序跋便逐渐充斥说忠劝孝的封建说教，且往往以此为准绳来衡量作品的价值。如张光启作于宣德癸丑（1433年）的《剪灯余话序》就不满于《剪灯新话》的“措辞美而风教少关”，主张创作应该能“敦尚人伦节义风”。这种情况在嘉靖壬午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两篇序、引中也有突出的表现，如修髯子“引”评价小说的价值：“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
由于受理学思潮浸染，明初和中期前后的不少小说序跋出现了演绎理学话语，甚至有理学派别之争留下的痕迹。如文征明的《何氏语林序》，序中 “道德性命”，“变化气质”之类正是理学话语，但序者明确反对那些“牵于性命之说”之人，认为他们“端居无为”，不足为道。这里反映的学术思想较为复杂，程朱要求通过主敬穷理、多读书来变化人的气质，心学主张静坐反省来去欲存心。文征明对这二者似乎都不赞同，但他主张“务博”，重视“蓄德”和发明儒家之“道”，这又和朱学及心学某些方面相合。联系文征明作为明中期的著名画家，一生穷究画理，用力实践，可知他的身上既有朱学影响的痕迹，又部分接受了日趋兴盛的阳明心学的影响。与二者不同的是，更注重用力实践和有所作为，又是实学思潮萌芽的体现。一篇并不太长的小说序跋，却反映出学界三种不同思潮的交锋，由此可见学术思潮对小说序跋影响之大。
明中期以后，随着心学的盛行，特别是王学左派思想的风靡，小说界面目为之一新，小说序跋也相应出现了对“情”和“真”的呼唤。
理学家以性抑情，而随着理学思潮的衰落，“情”在文学界成为创作的主流，公安派的“性灵说”、汤显祖的《牡丹亭》、三言中《卖油郎独占花魁》之类的大量爱情篇章，都是张扬“情”的创作。小说序跋作为重要的文学批评形式，对此亦有突出的阐发，最典型的是冯梦龙的两篇《情史》的序文。《詹詹外史叙》云：“《六经》皆以情教也”、“异端之学，欲人鳏旷，以求清静”，援引早期儒家经典为自己的情教说立论，将理学禁欲主义称作“异端”，正是王学左派反理学思潮的体现；《龙子犹叙》：“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将“情”上升到宇宙本体的高度进行歌颂，无疑也是对程朱理学“天理”本体说、以理制情说的反拨。朱明王朝通过功名利禄一途灌输程朱学说，这就必然造成明中期以后理学向假道学堕落，很多所谓理学家表里不一，言行冲突，作文做人言不由衷，成为假道学。影响所及，整个明中期的世风矫情虚伪，欺世盗名之辈比比皆是，假人假文假事泛滥。针对这种现状，心学异端思潮极力呼唤真情，讨伐假道学罪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贽的《童心说》，童心即真心、真情，是现实世界所失落的最珍贵的东西。李贽希望通过对“真”的弘扬，来批判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中的“假人”、“假事”、“假文”。这种思潮在小说序跋中同样得到强烈的响应，五湖老人的《忠义水浒全传序》谈到：“夫天地间真人不易得，而真书亦不易数觏。有真人而后一时有真面目，真知己；有真书而后千载有真事业、真文章。”作者认为，小说人物只要真实，“其人不必尽皆文、周、孔、孟也，即好勇斗很之辈，皆含真气”，《水浒》中诸人，“其须眉眼耳鼻，写照逼肖”，“即以较今日之伪道学，假名士，虚节侠”，都更有存在的价值。五湖老人的观点表明了小说创作由塑造帝王将相、圣贤超人向普通生活中真实人物过渡的迹象，显示了一种小说观念的进步。借小说的阐释来对现实社会有感而发，是时代学术思潮在小说批评中的反映。
明后期至明末时局动荡，国事艰危，即将面临天崩地解的巨变；学术领域则沉痛反省王学末流的空疏无用，实学思潮臻于鼎盛。由于实学思潮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是以朱补王，这就造成某种程度朱学的复兴，一度失落的道德意识也因此受到社会高度的重视。与这股学术思潮的价值取向呼应，小说创作出现了不少教化小说和时事小说，小说序跋则再次充斥道德说教，并体现了经世意识。如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的“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隋炀帝艳史凡例》的“著书立言，无论大小，必有关于人心世道者为贵”、吴竟氏《剿闯小说叙》的“惩创叛逆，其于天理人心，大有关系”，诸如此类。天理、道德之类批评话语在这一时期序跋中复现，与明前期序跋说忠说孝表面上类似，实质却有所区别。前者是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是受经世实学思潮的影响，人们经世、补天意识的反映；而后者则很大程度是为小说的行世寻求庇护和借口，是小说地位较低的体现，是程朱理学向社会意识渗透的结果。
这一特点在小说创作动机表述中有明确体现。明后期，经过李贽、冯梦龙、袁宏道等人对通俗文学弘扬，小说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小说社会作用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肯定。此时的很多小说以“醒世”、“警世”、“型世”之类语词命名，正是渴望以创作的形式改变世道人心，以此挽救社会危机，体现鲜明的经世意识。独醒道人的《鸳鸯针序》阐发的尤为明白，作者将小说视为“医王活国”的“鸳鸯针”，要“痛下顶门毒棒”，“一针两针，针针见血……斯世其有瘳乎？”，救世的愿望流露得极为明显。再如薇园主人《清夜钟自序》，“盖借谐谈说法，将以明忠孝之铎，唤省奸回；振贤哲之铃，惊回顽薄。名之曰《清夜钟》， 著觉人意也。”希望通过小说宣扬忠孝等伦理观念，从而“觉人”，以救世补天。此类序跋虽具由重视小说走向夸大小说社会功能的倾向，却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经世意识的体现，是经世实学思潮强烈激荡的结果。
由上可见，学术思潮的嬗变触发了明代小说序跋话语内容的重大变化，同时，尤为重要的是，由于序跋是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重要载体，明代小说序跋的理论含量和价值也因此得到提高，从而促进了古代小说及其理论的演进，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从有裨世教到比附经史，对小说价值地位进行辩护。
传统视小说为小道的观念，使小说长期以来社会地位低微，小说价值得不到认可。明初文网森严，洪武、永乐年间多次发布戏曲的有关禁令，实际上也是对小说的严格限制，正统七年《剪灯新话》的遭禁，就是一个明证。这种环境下，明初的小说创作尤受歧视和非议，如瞿佑冒险将自己的《剪灯新话》公之于世，结果很多人“沾沾然置喙于其间”（桂衡序）。小说的处境和现状阻碍了小说的发展，和社会对小说的需求难以适应。为了提高小说的地位，必须为小说的作用辩护。由于统治者推崇的理学重视以道德教化万民，小说批评家便藉此为小说辩护，声扬小说有裨世教，有功于世。如洪武三十年凌云瀚《剪灯新话序》：“是编虽稗官之流，而劝善惩恶，动存鉴戒，不可谓无补于世。” 永乐十八年罗汝敬《剪灯余话序》认为小说内容：“举有关于风化，而足为世劝者”，“莫不有裨于时”。嘉靖元年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说小说“裨益风教广且大焉”，等等。事实证明这种辩护有一定的效果，钱希言《桐薪》卷三载正德时武宗皇帝索读《金统残唐记》即是一证。教化宣扬让统治者对小说放松了警惕，小说创作的环境才越来越宽松，这是明中后期小说繁荣的重要社会基础。
有裨风化只是向文字之外的社会寻求小说存在的理由，而比附经史则是从文字内部，向在文化结构中地位最高的史学和儒家经典寻求庇护与价值的认可。嘉靖本《三国演义》刊附的两篇序跋较早透露这种变化。庸愚子弘治甲寅序说该小说“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显然带有尝试商榷的语气；而修髯子嘉靖元年的引则顺着庸愚子的史书“不通乎众人”的提法，干脆将史书与小说的优长进行明确比较，结论是前者“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而演义则能“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最后反问“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轻重哉！”这里直白地道出了小说胜于史书的观点。既然小说作用并不亚于甚至还要超过史书，那么将小说和史书拉上关系就是顺理成章、丝毫不用心虚的事了，所以，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一开篇便说：“小说者，正史之余也。”
攀附正史的目的达到，下一个目标便是儒家经典。嘉靖时杨慎《跋山海经》，已将六经和博物志怪类小说《山海经》分别比作五谷和“食品之山珍海错”，讽刺“徒食谷而却奇品，亦村疃之富农”。无碍居士《警世通言叙》进一步说：“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绿天馆主人的《古今小说叙》讲得更明白，由于“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小说的社会教育作用比经书要优越得多，“虽日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
从主张小说有裨风化到将小说比附经史，折射出话语背后学术思潮的转换，当理学成为主流意识时，小说要提高社会地位，只能向理学道德教化靠拢，断不敢亵渎圣贤经典。但嘉靖中期以后，心学思潮取代理学地位，后又演变为异端思潮，人们的观念大大解放，经典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这时小说序跋很自然就会平视和比附经典。
（二）“百姓日用即道”与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转向。
长篇通俗小说以万历中期《金瓶梅》的出现为标志，开始转向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题材则多写家庭生活、市井风情，人物则多是商贾市侩、奴仆婢女、帮闲无赖之流，即便是题材重大的时事小说，也将人物拉向现实，客观叙写，传奇色彩大大降低。这种创作思想的现实主义转向，在小说序跋中有明确的表述，显示了审美意识的演进。睡乡居士《二刻拍案惊奇序》便对传统的传奇小说观念进行了反思：
今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曰:“吾以骇听而止耳。”
作者以为小说家“好奇”的结果，就是作品的“失真”，可谓一语中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便是一味求奇而造成的弊病。序者主张“奇”也存在于“目前可纪之事”中，不能只关注“骇听”之事。其后笑花主人的《今古奇观序》尤为辩证地谈到“奇”与“常”的关系：
夫蜃楼海市，焰山火井，观非不奇，然非耳目经见之事，未免为疑冰之虫。故夫天下之真奇，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仁义礼智谓之常心，忠孝节烈谓之常行，善恶果报谓之常理，圣贤豪杰，谓之常人。……
论者多对笑花主人的“庸常”观提出质疑，认为是以封建纲常伦理为内涵，不足为训。实际上，封建社会，由于理学思想对社会文化心理的强烈渗透，纲常伦理已然是现实生活的有机构成，并非是脱离于现实社会的异物。序者处于时代背景之下，提出这一命题，正是要求创作反映现实生活。事实上，其后的大量拟话本小说也没有哪一部能离开名教纲常展开对现实的描写。序文关于“奇”与“常”的辩证认识，对明代小说向描写现实生活转化，无疑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明后期的小说创作和理论的现实主义转向，是小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进程，更是“百姓日用即道”的实学思潮推动的结果。关于“道”和日常生活的关系，程朱也有论述，但主要是强调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践履，并非重视生活日用。随着实学启蒙思潮的兴起，开始了对人自身尤其是普通人精神与物质需要的关注，真正重视人伦日用之道的观念才随之产生。“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出自王艮，其学被称为“百姓日用之学”，带有平民色彩。王艮一反理学家对人欲的敌视，强调人的生存需求，构成小说家关注现实的重要契机。其后李贽对此进一步予以发挥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2] 又说“人即道也，道即人也。人外无道，道外亦无人”，[3]这里的“人”，应该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人。既然文章包括小说的创作要求是载道， 而道就在日常生活穿衣吃饭这些人伦物理之中，就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所以小说也应该写普通人、写普通人琐碎的日常生活。小说创作的变化和学术思潮之间的这种逻辑的关系并非偶然，它是“百姓日用即道”的实学思潮作用于社会意识和文学观念的结果，促进了小说创作思想在明代后期的现实主义转向。
（三）“格物穷理”与小说虚实观的推进。
古代小说的早期为文言笔记小说，由于其独有的取材特点，“博采异同，遂混虚实”，[4]从其产生之日，就存在记载内容上“虚”与“实”的聚讼。由于传统文化重实黜虚的精神特质，导致小说审美意识强调“实”而排斥“虚”，使虚构的美学意义长期得不到重视。但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情况发生戏剧般的逆转，谢肇淛、冯梦龙、袁于令等，极为赞赏小说中的虚构，对“虚”的美学认识越来越深化。如此截然相反的认识除了小说观念自身的演进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的推动因素？笔者认为，朱熹的“格物穷理”说在其间起了一定的客观作用，这在明代小说序跋中有所体现。
在认识论上朱熹主张“格物穷理”，他认为穷理在格物，要“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有个贯通处。”[5]朱熹所谓格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读书，“读书以观圣贤之意，因圣贤之意，以观自然之理”，[6]他重视读《四书》、《五经》，并进而强调“泛观博取”，“如《大学》、《中庸》、《语》、《孟》四书，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会得此四书，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处！”[7]
朱熹强调知识的作用，格物可以获得知识，也就获得了理。“穷得一分之理，即我之知亦知得一分。……于物之理穷得愈多，则我之知愈广，其实只是一理” ，[8]因此，倡由博返约之说，重视博学作用。本人一生用大量精力读书治学，著述极丰，全祖望称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9]即是赞扬其博学致知的精神和成就。
明代小说序跋认识虚构正是从强调“博学”和“穷理”开始的，明顾春《世德唐本拾遗记跋》中说：“或有讶其怪诞无稽者……矧邃古之事，何可必其为无耶？博洽者固将有取矣。”这里虽然还没脱离征实说影响，但强调“博洽者固将有取”，为“怪诞无稽者”辩护。那么“有取”者何？弘治戊午（1498）李瀚《容斋随笔序》做出回答：
夫天下之事，万有不齐，而可以凭借者理之正，事不一而理有定在，……因命纹梓，播之方舆，以弘博雅之君子，而凡志于格物致知者，资之亦可以穷天下之理云。
显然，博学“有取”的是“穷理”。且李瀚提到：“事不一而理有定在”，值得注意。由于突出强调“理”而并没有对“事”的外延作出严格框定。除了那些以“盲聩人之耳目”为目的的“荒唐缪悠”之事不取——因为这些事脱离了“理”，其余都可取，这多少给“虚”留下一定的余地。也就是说，只要所载之事有一定的“理”——现实依据，即便传闻虚构也有价值，因为可以穷理。《容斋随笔》记载不少逸闻轶事，其中不乏传闻之词。再联系朱熹“何书不可读，何理不可究”的说法，序文对小说之“虚”持的真实态度便不难理会了。
小说序跋中可以见到的，从格物穷理的角度明确对虚构予以肯定的是天启六年李长庚《太平广记钞序》：
乃夫子循循之教，先博于文，至提博学以居思辨笃行之首，何重若此焉？……盖是书闳肆幽怪，无所不载，犹龙氏掇其蒜酪脍炙处，尤易入人，正欲引学者先入广大法门，以穷其见闻……
序文基本以朱熹穷理格物说展开论述，其中对《太平广记》这部小说“闳肆幽怪，无所不载”的内容特点不仅没有任何微词，而且强调“穷其见闻”的作用，显然是对虚构之事亦可穷理的肯定。
《太平广记钞序》为冯梦龙所辑，而序者李长庚是冯梦龙的朋友，二人之间的观点很可能相互影响。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叙》对“虚”与“理”关系的阐述地更为直截：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一也。……事真而理不膺,即事膺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
晚明是朱子学复兴的时代，冯梦龙虽然是进步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但思想上也是新旧杂陈，朱学的影响较为明显。序文所说的“理”，联系上文，不过是能“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义夫，为节妇……”之理，正与朱熹所穷之“天理”同，再联系其友《太平广记钞序》“穷其见闻”之类说法，冯氏序文受格物穷理说的影响无疑。冯梦龙认为只要能“著理”，野史（小说）不必尽真，肯定“事膺而理亦真”的小说观念，对虚构认识的已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而这种认识高度的获得，不可否认，与理学的格物穷理说有难以割裂的关系。
综上所述，明代小说序跋呼应着学术思潮的变动，学术思潮的变化渗透于小说序跋内容、思想的表达之中，甚至影响了序跋批评的话语方式。此外还增加了小说序跋的理论蕴含量，提升了序跋批评的理论价值，并促进了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和成熟。
【作者单位：遵义师范学院中文系（563000）】
[1]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
[2]《焚书》卷一“答邓石阳”，《李贽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3]《明灯道古录》卷下，《李贽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72页。
[4]《晋书》卷82 列传第52，《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50页。
[5[6[7]][8]]（宋）黎靖德编 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八、卷十、卷十四、卷十八，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91、161、249、399页。
[9]《宋元学案》（二），《黄宗羲全集》第四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16页。
原载：《文艺评论》2011.10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