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刘向所著《说苑-至公》篇中有段记载：始皇一统天下后，召群臣议国政交接之事，道：“古有五帝禅让，又有三王代代相传，汝等以何者为善？吾意以之善。”闻者俱皆无言，仅鲍白令之答：“若以天下为公，便禅位于贤者；若以天下为私，则于族内代代相传。由此可知，五帝以天下为公，三王以天下为家。”始皇仰天叹道：“吾之操德媲及五帝，吾将使世众共管社稷，然则何人可接替？”鲍白令之却毫不留情道：“陛下行夏桀、商纣之道，却欲学五帝让位于贤者，此非陛下可做之事。”始皇闻言大怒道：“令之上前！吾何从行桀、纣之道？若言通则罢，不通汝命休已。”令之不紧不慢：“陛下大兴土木，后宫佳丽数百，倡优过千。为图享乐，耗尽天下民力。且偏颇自私，弗能推己及人。陛下尤言己功胜于诸君。以此操德何从比五帝，何资掌天下？”一席话使始皇面有惭色，许久方道：“令之所言，欲使吾出丑于众耶。”故罢谋，自此不复提及禅让。
由上可知，始皇起初自比五帝，意欲仿效之，禅让传位。
而三皇五帝于史上被奉为最佳操德典范，其时参会者或俱以秦始皇不及五帝，却不敢言，故集默，仅鲍白令之出言斥责，始皇方才消原意而“无禅意”。
于《说苑》所载，诸君始终以为疑，应因众者予以《史记》绝对信任。此事《史记》无记载，而《史记》无及者，后世者往往不予承认。
再者，若说那赫赫有名的专制暴君有禅让思想，却是如天方夜谭。故《说苑-至公》此文，长期未受到重视。然而，若将《说苑》此文与《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者对照，便可发现，二者于某处无疑吻合。且按其时客观事实，此事亦或生发。
首先为议政之说一致。始皇时曾设诸多博士官以充顾问。凡朝廷制定或实施某些重要政策前，往往先使博士们或臣僚们加以讨论，后由始皇斟酌参考，决定是否执行。
以何法传位乃关乎秦王朝当局加强政权建设、巩固统治利益之能事，故而始皇自要召博士们议论一番。这点于《说苑》和《史记》中俱皆有所记载。
但随后，两书有所分歧，《说苑》提出“禅让”之说，却无下文，而《史记》则根本无“禅让”之说。联系始皇后“二世、三世，乃至万世”之意，世人选择相信《史记》。
然，历史不应仅观一家之言。《史记》其书孤证颇多，自相矛盾之处亦不鲜，故而以其为评判诸家史书之准难免有失偏颇。
还有一重因亦使后人对《说苑》所载生怀疑，那便是，《说苑》作者刘向乃王莽得力助手，而王莽假借“禅让”篡位。其时刘向为王莽篡位造势，不惜篡改前史，特意制造新五行学说，此中行为难免使后人对其人品产生质疑，亦会思及刘向此段文字乃为王莽造势所创。
然，始皇有禅让之意乃可能之事。战国时曾一度流行“让贤”说，诸士不但深信尧舜禅让确有其事，亦不鲜有人效而行之。魏惠王曾欲让位惠施，秦孝公欲让位给商鞅，燕王哙则真真实实地让位给予之。
虽说“禅让”之说乃源于儒家吹捧，而秦国向来崇尚法家思想，但其统治者也难免受影响。始皇成功统一全国，自以为，功德足以压倒一切帝王，应与尧、舜等古圣贤王于同一高度，故而极可能意欲行一番禅让之举，以显扬美名。或仅为作秀，却亦可能发生。刘向虽有劣迹，但《说苑》所载亦无可能俱皆为无中生有之荒诞之说。
从此意而言，《说苑-至公》此篇可作为《史记》之补充资料，是为颇具参考价值之史料。然，如此有参考价值且甚为重要之材为何会长期为世人忽视、否认？
总结一下，应有以下几因：
其一，尧舜历来为人君典范，而始皇则向来为受唾骂之暴君，特别于西汉初期，世人对始皇残暴、苛政耳闻目见，认为始皇不配与尧舜相提并论，因此不愿言及秦始皇欲仿尧舜行禅让之事，史料难免不完善。司马迁乃汉初人，一来不能免俗，二来治史严谨的他，在资料不确切之下，不记此事亦有可能。
其二，人们于《史记》可靠性过分迷信。《史记》身为正史之首，其内容往往为史家、学者考证史事、研究历史问题之权威性材料。汉代一流学者、史学家班固于所著《汉书-司马迁传》中评价：“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此基为学术界评价《史记》之主流态度。再者关乎始皇事迹者多见于《史记》，另诸书记载甚少。因此《史记》便成世人心中于始皇记载之最高标准。
其三，世人于《说苑》史料价值认识不足。普遍以《说苑》为杂史，其史料价值及学术地位大大低于《史记》。但并不能言其材料便不可信，亦不能因与《史记》相左便完全摒弃其材。
一则，始皇一生事迹颇多，司马迁于有限篇幅中或遗漏或忽略，甚而有意不记，亦皆有可能；另，《说苑》乃刘向据朝廷秘藏档案、书籍写成，其中一部分内容已散佚，仅于《说苑》中保留一丝遗文琐语。从此而言，《说苑》的确值得珍视。
再者，刘向所处西汉与始皇时代相距不远，西汉人所记述始皇事迹应无太大走样与讹误。加之西汉后期之人于始皇已弗如汉初时那般憎恨，不排斥于一定场合下提及并认可始皇某些具善行性质之所为。故，刘向或正掌握此则资料，并于编撰《说苑》时将之加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