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译名，都像“黑格尔”那么幸运，坚挺百年而不易。他们中的大多数，往往隔几年，甚至月余，就经历一次大浪淘沙，一篇文章，一次心血来潮的翻译，可能就决定哪个译名在这个阶段拔得头筹。Byron从“白衣龙”，到1915年的裴伦，再到如今的拜伦，就是这么个过程。
译名的整合快慢，看时局、看贵人。思想激荡但翻译体系仍处于萌芽期的时代，译名自然十分驳杂，但若有贵人相助，一开始便译出个令人虎躯一震的名号，那它的推广，实在就顺利许多。
以我们耳熟能详的德国哲学家Nietzsche为例。
最先介绍Nietzsche的，大抵是清末民初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这拨人。1902年，梁启超写下一段散论，当中，先后出现麦喀士、尼至埃、《种源论》，对应现在，就是马克思、尼采、《物种起源》。
不过“尼采”这个译名并未姗姗来迟。仅仅过了两年，在王国维的《尼采氏之教育观》中，“尼采”便赫然出现。也是在那篇文章，我们看到了 Rousseau和《Also sprach Zarathustra》的早年译名——卢骚和《察拉图斯德拉》。
“尼采”似乎很对大家的胃口，宣传Nietzsche及其著作者纷纷沿用。鲁迅受Nietzsche思想影响颇深，一开始，他用他自己译的“尼佉”，后来也随了“尼采”，1919年的《热风·随感录四十一》就是例证。鲁迅对Nietzsche有深沉的情感，久久不提浑身别扭，于是在他的推广下，“尼采”如秋风扫落叶，几乎人人皆用了。
但《Also sprach Zarathustra》可就没那么一帆风顺，从它第一次漂洋过海来中国，几十年来，它的译名驳杂百变，尽管有三两脱颖而出，但也很难一统江湖。鲁迅涉猎Nietzsche至深，自然避不开这本名作。1920年的《新潮》月刊二卷五期，鲁迅译《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为《察拉图斯忒拉这样说》，1935年的《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又提供另一个译名——《苏鲁支》，后者许是借鉴了徐梵澄1934翻译出版的《苏鲁支语录》，郑振铎也认可这个译名。
时间再拨回1918年，蔡元培发表演说——《大战与哲学——在北大“国际研究”演讲会演说词》。话说卢骚已经变为了“卢梭”，孟德斯鸠、尼采、托尔斯泰、列宁等也尘埃落定，伏尔得与“伏尔泰”也不过一线之隔，但《Also sprach Zarathustra》依然命运多诡，又有了新名头：《察拉都斯遗语》，和现在最通行的译名《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大不一样，好在1920年又扳了回来，《民铎》二卷一号的《超人和伟人》出现了《查拉图斯特拉这样说》，郭沫若给出的则是《查拉图司屈拉如是说》。约莫从20年代起，《Also sprach Zarathustra》的译名虽仍花样百出，但《查拉图斯特拉这样说》和《苏鲁支语录》已经杀出一条血路。
40年代后，《查拉图斯特拉这样说》又与《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扎拉图士特拉如是说》等摩擦碰撞、云霓相合，最终召唤神龙，后来通行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横空出世。而《苏鲁支语录》则保持遗世独立的姿态，不接受招安，名头虽不如前者，但对Nietzsche喜好者来说，它更多了分足球史上常说的“底蕴”。
提到Nietzsche，和他剪不断理还乱的Schopenhauer姑且也说说。Schopenhauer在中国的译名之路，论艰辛变化，其实和Nietzsche没差，一开头就定了最出彩那个。这自然是王国维的妙手。
他的《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叔本华与尼采》等文章，不但系统介绍了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也让“叔本华”这个译名深入人心，“叔本华”和“尼采”，都可谓“雅”的典范。尽管后来还曾经冒出勖（xù）本华儿、萧本浩等别译，但不久后便消掩于耳。到了20年代，五四运动后，“叔本华”这个译名趋于安定。雁冰在《尼采的学说》中沿用此译名，范寿康的《最近哲学之趋势》亦用之，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也对其推广颇有作用。
对于治学大家，推广外国思想史名人时取的译名，大抵妙手偶得、信手捏来，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他们，既有着深厚的古文功底，又时时刻刻，或主动或被动，面对着新思潮、新文法的冲击。这种变化，在译名中也可略窥一二。比如我们熟悉的“兰墩”（今译伦敦）、“泰西”，比如鞠台之于歌德、穆差德之于莫扎特，以及萧本浩与叔本华、尼至埃与尼采。
在那个林琴南将外文小说译为文言文的时代，王国维如此翻译Nietzsche的这段话：
“To feel me in the solitude of kings
Without the power that make them bear a crown”
“予岑寂而无友兮，羌独处乎帝之庭。
冠玉冕之崔巍兮,夫固跼蹐而不能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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