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无力的是，校园评论的困境，学生无法改变

大一时，我曾经加入了院报的副刊栏目，负责撰写散文、小说、诗歌或评论，但在大一结束之后，我决定离开。追究原因，不在于我感到自己不被重视（上半学期我提交的作品基本都能得到发布），也不是内部氛围出现问题（我在副刊的“同事”，私底下基本都是朋友，带我们的学姐，人也很好），而在于——我在校园媒体或报纸撰文时，清楚感受到有一面墙堵在我的眼前，这面墙决定了，什么能发，什么不能发，而仅凭学生的努力，是无法移动这面墙的。

以我在校园媒体或报纸发布的文章为例。当我翻阅我成功发布的文章时，我发现，它们的主题无非是风景、故乡、亲人、图书馆等，而那些被“留中不发”的文章，主题往往与时政、校园问题、学生困境有关。我分析前者的共同点，能够那些被“认可”的文章，一般主题都是两面讨好的，比如说写亲人，写家庭的温暖，不会得罪任何人，还能赚足共鸣，所以很安全。这样的情况非惟我一人，我查阅其它朋友成功发布的文章，主题也大抵如此。如果说仅仅是个例，也许能归结于水平问题，但如果是普遍情况，便值得我们怀疑了。

同时，在我们副刊的内部，还会有精神层面上的自我审查。由精神投射到行动，就是我们顾虑到上面审核的力度，商议过后，定下的选题也会倾向稳妥，这时候，哪怕你自己想写一些尖锐的文章，也会由于选题不符被过滤掉，即便学姐做好人，一律将文章送上去，审核的老师依然会毫不留情将它淘汰。

很多时候，副刊的选题还由不得自己！如果学院要开展围绕某主题的学习活动，那么副刊的选题也就必须围绕那一话题（这个话题也会是整个院报的主题）。举个例子：学院要弘扬诚信的美德，好，那副刊下一期的文章，保证与诚信有关。

比副刊还艰难的是评论部。我权且引用我曾经写的一个例子：“某次总结会，时事评论版的发言颇为尴尬。一学期一篇社论没有，不是写不出，是发不出。发不出的理由——狂悖之语，欠妥当，需斟酌。临了尾声，干脆建议评内（校园）不评外。”

一个矛盾是，学生希望院报或校内媒体的副刊和评论版块能是自己驰骋笔墨的平台，能借此表达自己真实的声音，但学校或学院，更希望将它们打造为代表学校或学院的传声筒，忠贞不二的喉舌。另一个矛盾是，无论学生试图对现状做出多大的改良，最后握有决定权的，依然是老师和领导。这就像副刊和评论部的撰稿人，哪怕他多有心思，最后决定文章通不通过的，还是负责这块的老师，还是你的文章主题思想，是否与领导们相契合。

在这场学生与老师或领导的博弈中，学生毫无疑问处于下风，与其说双方是平等沟通关系，毋宁说，老师或领导掌握着一切最关键的权力，而学生，充其量只能建言献策。很多时候，一个相对进取、言论开放的校内媒体或刊物，促成这一良好局面的，不在于它的规章建设多么完备，而在于握有关键权力的老师或领导，相对比较有魄力，比较宽容。这就像古时候的皇帝，平民百姓总期盼着明君雄主的到来，所谓的封建盛世，没有明君大抵也玩不转。

于是，我们在一些校园媒体或刊物中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明明在校外媒体或刊物可以发表的高质量稿件，校园媒体或刊物却冷冷拒绝。整个版面呈现的，不是青春伤怀、同学趣事，就是思乡忆母、心灵鸡汤，再佐以不温不火的“时事评论”，它的效力，还不及对校友或领导光荣事迹的歌颂和附和。

这并非是说，有关青春、故乡、亲情等主题的文章质量便不好，不应该发，这是一个比例分配的问题，是关于一家校内媒体或刊物如何良性发展，显现生命力的问题。如果一方所占权重过高，而另一方甚至连发声的机会都被阉割了，那它的发展肯定有隐患，弱势一方的人才也将逐渐流失，或者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应付了事。

我曾经看过不少同学或是在公开场合，或是私底下，对此表达看法，也曾有人试图大干一场，但终归大海沉石，无济于事。每每看到他们离开的身影，我都会想到三个字——无力感。

一次，当我和一位朋友谈及此事，他改动了《Fate/Zero》的一句话，对我说：“我想要为之奋斗的，是用我的双手可以争取到的东西，可是，这里真的可以吗？”我没有回应，吃完最后一口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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