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长学姐”
在学校内,如果我仍称呼对方“学长学姐”,往深里说,其实只是因为我对此人仍然“陌生”,而“学长学姐”是一种规避对方不悦,彰显对对方经验认可的“安全”称呼。
北京起雾了,天津还会远吗?
十月,眯着眼的人们推开窗户,白糊糊一片。人们治不了它,也只有不近人情的大风,才勉强推出一点清明。天暗下来,偌大的校园便真有死城的气息。天自然是冷的,空气沉沉,人的呼吸也变沉。
入秋,依然没有空出多少闲心。写作反而成为散心的一种方式。孙犁说写作是他最好的休息,汪曾祺在《自得其乐》一文也说:“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是最充实的时候,也是最快乐的时候。”不过,也分写什么。写论文就很头疼,小说有头绪时,汪洋恣肆、心潮澎湃;没头绪,脑瓜子也疼。倒是写这种“闲谈”性质的散文,最是轻松。
这两周回宿舍的时间很晚,大抵二十二点。新学期,辩论队纳新结束,为大一新生准备的“新生杯”也开始了。光景仿佛去年,只是我和我的朋友们成为“学长学姐”,打比赛的是大一的新同学们。他们刚进入大学,挨完了军训,就要进入日日夜夜准备比赛的节奏。定义、标准、论点...确定立论、推倒立论、重写立论...对辩问题、攻辩问题、战场、自由辩散问题...万幸的是小组赛的两场赢了下来,我们成功进入了八强,也算喘了口气。每次比赛结束后,我都会忍不住拥抱四辩,因为我大一也打四辩,也因为上场的四个人就他一个男生。
说到“学长学姐”的称谓。其实,我并不喜欢称自己学长,也不喜欢称比自己低年级的同学为学弟学妹。我知道,单纯从词语本意而言,这没什么问题。但在使用中,学长学姐、学弟学妹的区分,往往无形中通过语言加深了等级色彩、辈分色彩,我不喜欢象牙塔里也风行论资排辈的风气。
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我走出校门,在别的机构或空间认识新的朋友,新朋友是大一、大二,还是大三、大四,甚至已然读研考博,或者已然出去工作,我们互相交流,都很少在语言中谈及自己的辈分、等级。举个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北辰是北京语言大学大三的,我大二,我们交流时,他称呼我“宗城”,我称呼他“北辰”,就和同级的朋友一样。我的一些朋友比我年纪大得多,但我们交流起来,也和学校里的同级朋友一般。当然,这也有例外。比如我回到家乡,拜访左邻右舍、同宗亲戚,语言中便有浓厚的辈分色彩。不过,严格来说,他们并非我的“朋友”,而近乎由血缘或地理位置结成的一种联系,所以有辈分色彩不足为奇。
说回到学校。如果在自己的学校,尤其是学院内,面对比自己高年级的同学,“直呼其名”和称呼“学长学姐”,二者说出口的效果,不需细细咀嚼,一听就能觉出。我大一初来乍到时,曾经故意不称呼某高年级同学为“学长”,而换用一种近似“调侃”的外号,隔天一位“学姐”就私聊我,内容是善意的提醒。详细内容我已记不清,但大意是——现阶段,最好还是称呼那位高年级同学为“学长”好。也不知从何时起,不称呼高年级同学为“学长学姐”,倒是有失恭敬的体现。虽说“存在即合理”,但我仍想追问“存在合理在哪”,“存在有何不合理”,至少,对于这一现象,我有“不适感”。
当然,即便在学院内也有例外。比如在院辩论队,过了最开始的适应期后,我们级的队友对高年级队员就很少称“学长学姐”,而大抵称对方“X哥”、“阿X”、“胖X”、“XX(叠音词)、“X儿”...这种称呼没有年级限定,面对同年级的同学,我们同样会如此调侃地叫对方。这种称呼往往具有戏谑味、轻松味,并且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消解了权威性。举个例子:某高年级同学姓李萍,“萍儿”和“(李)学姐”,味道是否很不一样?
由此,是否称呼学长学姐,我发觉“人”和亲密度还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具体来说,有的人很强调“辈分”,强调年级、身份不同背后隐含的经验、地位的不同,他(她)自然希望新同学称呼他(她)为“学长学姐”,甚至部长等(当他拥有某一个职位);而有的人不看重这个,在最初的适应期(或者试探期)后,你仍称呼他(她)为“学长学姐”,他(她)反倒心觉别扭。而亲密度便很好理解了,往往关系较亲密的同学才会相互取“戏谑味”、“调侃味”的外号,而面对不甚亲密,甚至只是由于工作、专业才碰面的人,我们更惯于在称呼中插入对方的职位名称,比如部长、队长等。如果你和一位名字含“伟”的部长并不熟络,你称呼他“伟哥”、“阿伟”试一试?不对劲了吧。
如今,在学校内,如果我仍称呼对方“学长学姐”,往深里说,其实只是因为我对此人仍然“陌生”,而“学长学姐”是一种规避对方不悦,彰显对对方经验认可的“安全”称呼。称呼对方学长学姐,是在给自己退一步,也为“礼貌”的对话奠定基调。只是,如果长时间用“学长学姐”,你就会发觉,你和对方的关系究竟也不过蜻蜓掠水,就像两个人都合上窗户,轻声轻语地说话。亲近的可能,在温和中消解。
如此,他(她)仍是学长学姐。
如此,他(她)也只是学长学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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