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谅自己的底线
可是，这是真的吗？
我们的羞耻感或负罪感，烟消云散了吗？
如果烟消云散，或者“原谅”让我们轻易与过去一笔勾销，这样的“原谅”没有危险吗？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单说“为人谋而不忠乎”这一句，何为“不忠”？有人说，是指没有尽心尽力。如此解释，说得通，但又模糊。如果你的朋友做的事僭越德行，你还要尽心尽力帮他做吗？替朋友着想，不是说尽力帮助朋友做事，而是从自己的良知出发，检视自己与朋友的交往。朋友做的事合乎良知，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如果不合乎，就指出来，不让朋友一错再错。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我们做了什么“羞耻”之事，或者争取的结果不尽如人意，我们首先会懊恼，会悲伤，甚至会痛苦，然后在某个节点，原谅自己，美名曰“和解”。
原谅的初衷大抵是好的，谁人愿意沉湎于苦痛，终日消沉。原谅自己，也似乎更符合宽容平实的心态，于个人无可厚非，甚至有利于社会“正能量”。但我仍有一个怀疑，关于原谅自己的“底线”。
我们也许有种种原因可以开脱自己的罪行，或者为自己的挫折找到借口，但我们真的能轻易原谅自己吗？
如果原谅的边界没有约束，原谅是否更像逃避，或者给自己不断作恶“欲盖弥彰”。
尽管“对”、“错”的边界是模糊的，对和错，在不同年代不同场合标准不同，但受过基本德行教育的人，内心往往都有一把良知的标尺。当我们做某件事，我们内心有隐隐的不安，那是良知的标尺在晃动。
此时，我们的内心其实并不认可自己所做之事，我们有“羞耻”，一个认为做此事“天经地义”的人是很难心生不安的。我们可能由于种种现实因素，权衡之下，行此不安之事，但我们决定做，不代表我们认定它是“对”的。举个例子：我认识的同学中，作弊的人作弊，并非由于他们认为作弊是对的，而是很现实的需求——为了不挂科，或者更高的分数。换句话说：他们知道这件事不对，但左右他们这个决定的因素很多，“不挂科”或“更高分”压过了“对与不对”的是非观。
最近在读罗尔斯的《正义论》，《自尊、美德和羞耻》一章提到：
“当一个人把他的生活计划所需要并内在鼓励的那些德行估价成他的人格优点（美德）的时候，他就可能会面临道德的羞耻......占有这些优点（美德）并在自己的行为中把它们表现出来是他的起调节作用的目标，他感到这个目标是他被他力求去交往的那些人所重视、所尊敬的一个条件。于是，表现或暴露着他的人格中缺乏这些特性的行为和品质就可能引起羞耻，对于这些缺点的意识和回忆也同样可能引起这种羞耻感。”
和羞耻相近的感觉是“负罪感”，为了更明白地解释羞耻情感和负罪情感的微妙区别，罗尔斯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当一个人欺骗了别人既感到负罪又感到羞耻，“他感到负罪是因为他的行为背离了他的正当和正义感。由于不公正地发展自己的利益，他已经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他同被伤害者的友谊和交往愈深，它的负罪感就愈强烈......而他感到羞耻是因为他没有获得自制的善，他在他的伙伴们眼里变得没有价值，而他本来恰恰是要依赖他的伙伴们来确证自己的价值感的。”
其实，无论是羞耻情感还是负罪感，当它们缠上我们，我们往往都会寻求“原谅”。可能我们自己有倾向，但害怕直说，那倒显出自己的“轻佻”或者“忏悔不足”，如果这时候，有朋友安慰我们“原谅自己”，一次、两次，那似乎原谅就能说出口了，我们似乎就能和过去的罪孽、过去的失误一笔勾销，换一个海阔天空了。
可是，这是真的吗？
我们的羞耻感或负罪感，烟消云散了吗？
如果烟消云散，或者“原谅”让我们轻易与过去一笔勾销，这样的“原谅”没有危险吗？
私以为，如果原谅自己没有底线，如果原谅只是一个流程，是能轻易做出的，那它会损耗我们对德行的敬畏、对原则，或者说本分的坚守。
想想看：
假如我的亲人过世，因为时间冲突，我不去参加葬礼，我选择合适的时机，原谅自己；
假如我面临期末考试，因为身兼多个差事，无暇复习，又害怕挂科，于是作弊。我选择合适的时机，原谅自己；
假如我的朋友贪赃枉法，我明明可以指出，却害怕伤了友谊、惹了麻烦，而缄默不语。我选择合适的时机，原谅自己，甚至，我为朋友找寻各种理由，也原谅朋友；
假如我是一位性瘾者，一个夜晚，我头脑发热，侵犯了一位陌生女子。我以自己的性瘾甚至心理负担为由，选择合适的时机，原谅自己；
假如我在写作中，由于生病等原因，日益虚弱，可稿子积压在案，我为了完成约稿，抄袭拼凑成文。我以“别人也抄了”，或者染病为由，再度选择合适的时机，原谅自己...
有没有发现，原谅自己反而成为我不断突破良知底线的一个幌子。当我将原谅自己变成一个“例行公事”，我对犯下罪孽越来越“心安理得”了，因为在我的潜意识中，我只需要付出一定的“悔恨”成本和时间成本，再以原谅自己为结点，我就如同从未犯过罪孽，一身清净了。我其实并未真正忏悔，甚至我更加肆无忌惮突破自己的底线。一如我在上文说的：“如果原谅自己没有底线，如果原谅只是一个流程，是能轻易做出的，那它会损耗我们对德行的敬畏、对原则，或者说本分的坚守。”
没有对原谅自己加以“约束”，反而可能贻误我们对自己的“反思”。因为，反思是一个对自己的过失，或者遗憾之处审视的过程，而滥用的“原谅”，让我们默认自己已经可以在精神上“脱罪”了，或者不需要对前尘往事负责了，这样，我们又如何拿出勇气拿出时间和精神成本进行深刻的反思？
如果一位创作者的写作停滞在一个层面，久久没有回响，他选择原谅自己，是否也在错失对自己写作上的深刻反思？无论是“怎么写”还是“写什么”。
如果一位政治家因为自己的重大决策失误害苦了一方百姓，除了原谅自己，他是否还需要做出更多？他要不要对自己的失误作出深刻的检讨？
原谅自己不等于不求上进，原谅自己也不等于回避反思。但滥用的“原谅”，确实会让我们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让反思也变得怠慢。
当我们内心有股声音蠢蠢欲动，告诉我们要“原谅自己”，我们不妨再问一问自己：“该原谅了吗？有什么是不该轻易躲掉的...”没有克制的胃口会吃掉过冬的存粮，没有克制的原谅本身就是存疑的。原谅自己要不要一个底线？我想是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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