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蜂鸟》剧照
前情回顾：
第三章：初入媒体
如今记忆尤深的是，在说出自己的母校后，和我谈话的人丧失兴趣的表情。他们让我害怕自我介绍，因为那一个个优秀的自我证明，都只会加深我内心的不安。
有时午夜梦回，仍会被高考的失利刺痛，见到比自己学历好的人，我会对过去闪躲。那时有一个习惯，就是悄悄投递写作比赛，期盼有朝一日拔得头筹，证明自己，但屡屡投递，都石沉大海，来不及沮丧，就要投入下一个面试。
我必须快点找工作养活自己，盖茨比书店的实习只是一个过渡，两个月里，我满脑子都是简历和面试，花呗越积越多，存款越用越少，朋友的聚餐借口不去，想买的书也止于念想，有人找我看剧，是一部口碑不俗的喜剧，我看了看价格，对朋友说，你去吧，我最近有点事。
我跟陶然去地下美食城吃饭，那里是附近大学城、打工仔聚集的地方，口味一般般，但价格实惠，为了省钱，我常去那里。陶然问我对工作有什么打算。我说没想好，希望找一份跟创作相关、又能养活自己的，也许……是媒体，或者出版社？陶然一脸劝退的表情道:“出版社？那你别指着挣钱了，现在出版社底层员工，养活自己都够呛。”我有点不敢相信，陶然继续说:“你知道为什么出版社爱招本地人吗？因为本地人有房，生活安定，他们做出版，流动性不会那么大，但北漂就不同了，北漂居无定所，向上的欲望更强，他们到出版社，往往容易幻灭。”
陶然就是出版业的，但他经常劝朋友不要做出版。
在我犹豫要不要为文学割舍自我利益的时候，陶然的话点醒了我。
“你不去里面，你才能保持对文学的热爱。”
在我意识到即便那里工资微薄，仍有很多人排队等待时，我知道，我不必为了自己的选择后悔，当务之急，是快点挣到钱，为祖国经济做贡献，而不是投入出版行业，浪费宝贵的情怀名额。
陶然为我指明了一条方向。他说，过去在八十年代，文学是中心，但现在，影视行业才是中心，是挣钱的源泉，可是，一个不是北电、中戏毕业的学生，他想进入这个圈子，那是难如登天，一个小小的名额，都会有一大批北电、中戏的学生排队等，焉论其他学校的影视专业学生。
“但是，这不意味着你没有机会。”陶然说，“你可以先从媒体记者和写影评入手，接近这个圈子，先积累人脉，这一行吃人脉，团队都爱用熟人，你得先让别人认识你，才有争取机会的可能。那怎么认识你？一种，是你参加剧本大赛、影视大赛，拿奖，得到肯定。另一种，就是当记者采访业内人士，慢慢就会认识人了。”
“不过你可得想清楚，在北京，想做影视的能绕故宫五圈。”
“不怕，大不了就一直做记者，记者也挺好的。”
我给自己制定的计划，就是做媒体记者，下班后写剧本和影评，一直熬，熬到被看见的那天。但我想进媒体，人家不一定要我。《人民日报》《新华社》别想了，《中青报》《新京报》招的也是高材生，我只是本科毕业，又没有采访作品，人家不要我，我也理解。那我总得有个去的地方，权宜之计，我决定投简历给新媒体公司。
七月的第二个周末，我收到了一个电话面试的通知，对方是一家新媒体公司，在招聘公号写手，我把简历投过去，第二天就收到了电话。一位语气冷硬的先生再一次问起我的学历，我没有忍住，说了一些气话。
“我知道你们看重学历，但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比高学历的人差！”
他听我说完，冷冷道：“我是从三本院校过来的，对你的学历没兴趣。”
他家的入门门槛没有大牌媒体高，一轮电话面试和稿件试写后，我就被他家录用了。对我而言，新媒体公司不是职业的理想选择，但作为人生中转站，缓解经济压力，那是完全可接受的。我决定暂时去那里上班，为了方便后面走人，我没有签正职合同，而是零工月结，这一行流动率大，零工遍地都是，很多团队都是小作坊经营，一个老板，两三个正职，其余都是零工，干活靠谱就行，其他也不整那没用的，能不能熬到明年都不一定，大部分团队，干个三五月就歇菜了。
那个夏天，我一边给新媒体公司打零工，一边兼职盖茨比书店周末的活动策划。我和老猫商量，帮他们办活动、写稿子，这样可以换取房租减免，把住宿成本降低。
新媒体公司在东城区，每天坐地铁过去要一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一天在路上的时间就要两个小时，为了不使这笔时间浪费，我培养出站着睡觉和看书的习惯，正式上班之前，我在网上查询了编辑着装的要求，发现没什么要求，但陶然说的没错，在北京，要让自己显得体面一些，别人才看得起，我就剁剁手预支了下个月的收入，给自己买了一身得体的服装。
面试先生姓赵，是那家公司的主编，他事必躬亲，人们都管他叫赵老师，同辈的就叫他老赵，可他其实才三十岁。第一次见到赵老师，我被他的严厉吓住。他是那种心直口快、有问题绝不拐弯抹角的干练人士，他看我的稿子，总是浮现出很不满意的神色，粗粗看了几十秒，就板住面孔指出这里那里的问题，我不服气，嘟囔了一句他没认真看，他冷峻地说：“我一般看稿子几秒就过了，你这个已经算长了。”我报给他一个有意义的选题，他说没人看，不值得做，我报一个热点，他又质疑你做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我不敢当面怼他，回到工位后，忍不住对隔壁一位面善的姐姐诉苦，姐姐说：“都这样，你适应了就好，我刚进来也被骂得头破血流。”
下班后，我把这件事情告诉陶然，陶然提醒道：“这种抱怨，你最好别跟同事说。”
“为什么？”
“同事和朋友还是有区别的。”
赵老师的公司做新媒体，要结合热点讲故事，用行话说，叫“非虚构”，出自真人真事，写法偏通俗，编辑去那里，主要的活就是审稿、编辑，也要自己创作，两周一篇，一篇至少五千字，公司每个月会有KPI考核，每篇稿子的流量被明明白白地写在报告里，同事之间需要互相点评，不是片汤话，是真批评，我第一个月被骂的想找个缝儿钻到地下，流量垫底，写作被诟病流水账，我看着那些一个月出四篇稿子又快又好的同事，对比自己一个月两篇拖后腿的处境，开始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份工作。
有一次接近崩溃，赵老师找我聊天，说是聊天，简直就是二次批判，他冷得像东北寒冬的面孔，让我想起小学的教导主任，我缩着头说：“可能我不适合这行吧。”
赵老师打开抽屉，拿出一沓手稿，他指着手稿说：“这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写的，十篇稿子，最后都没用。你比我好，还用了两篇。”
他拂了拂稿面上的灰尘，续道：“做一件事情，别问自己适不适合，先问自己，你付出了多少，你愿意为了这件事，忍受多少的挫折、委屈、无奈？”
在那段最自我怀疑的时光，我经常找陶然说话，陶然人好，请我吃烧烤，热气腾腾的路边摊，酒水一饮而尽，他说：“你们主编批评你，说明他看重你，他哪天不批评你了，才是对你放弃希望了。”
那段时间，我以记录时代真实的名义，生产一篇篇讨好读者的故事会。读者爱看情杀、豪门内幕、寒门之死、特殊职业，性、教育和暴力是刺激他们的三大噱头，主编告诉我们多找这样的选题，用故事的形式，把它们生产出来。比如《一个寒门状元的死亡》《会所小姐的一生》《足疗店爱情故事》，这是我们生产标题的套路，每天有半个小时，我们会研究标题，揣摩哪一个更符合读者喜好。处理来稿，我们会分析故事线，故事线更加丰富、紧凑，可读性强的，容易被采纳。至于真实，说实话，我们的事实核查是一个幌子，那些第一人称叙述的稿子，有多少是真实发生，多少又是添油加醋？团队并不太在意，写得好看才是第一位。
我不会在这里寻找意义，对于我来说，挣钱就是我在这里最大的意义。否则，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社畜，一天天把时间浪费在这些速朽的故事会文章上？我每天接到选题，抱着功利的目的，去接触我的采访对象。我需要生产大众期待的、猎奇的“真实”，而那些不够好看的真实、平凡的真实，就被剔除出去。我每天被流量折磨，短短一周时间，就被要求生产两篇非虚构，为此，我不得不交织脑汁想出猎奇的角度，写那些我下班后看都不会看一眼的文章，听主编说他自己心里可能都不相信的漂亮话，私下里朋友坦白，她说自己领完年终奖就走。
我没有想到，那些文章成了我进入知名媒体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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