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蜂鸟》剧照
前情回顾:
第三章:初入媒体
如今记忆尤深的是,在说出自己的母校后,和我谈话的人丧失兴趣的表情。他们让我害怕自我介绍,因为那一个个优秀的自我证明,都只会加深我内心的不安。
有时午夜梦回,仍会被高考的失利刺痛,见到比自己学历好的人,我会对过去闪躲。那时有一个习惯,就是悄悄投递写作比赛,期盼有朝一日拔得头筹,证明自己,但屡屡投递,都石沉大海,来不及沮丧,就要投入下一个面试。
我必须快点找工作养活自己,盖茨比书店的实习只是一个过渡,两个月里,我满脑子都是简历和面试,花呗越积越多,存款越用越少,朋友的聚餐借口不去,想买的书也止于念想,有人找我看剧,是一部口碑不俗的喜剧,我看了看价格,对朋友说,你去吧,我最近有点事。
我跟陶然去地下美食城吃饭,那里是附近大学城、打工仔聚集的地方,口味一般般,但价格实惠,为了省钱,我常去那里。陶然问我对工作有什么打算。我说没想好,希望找一份跟创作相关、又能养活自己的,也许……是媒体,或者出版社?陶然一脸劝退的表情道:“出版社?那你别指着挣钱了,现在出版社底层员工,养活自己都够呛。”我有点不敢相信,陶然继续说:“你知道为什么出版社爱招本地人吗?因为本地人有房,生活安定,他们做出版,流动性不会那么大,但北漂就不同了,北漂居无定所,向上的欲望更强,他们到出版社,往往容易幻灭。”
陶然就是出版业的,但他经常劝朋友不要做出版。
在我犹豫要不要为文学割舍自我利益的时候,陶然的话点醒了我。
“你不去里面,你才能保持对文学的热爱。”
在我意识到即便那里工资微薄,仍有很多人排队等待时,我知道,我不必为了自己的选择后悔,当务之急,是快点挣到钱,为祖国经济做贡献,而不是投入出版行业,浪费宝贵的情怀名额。
陶然为我指明了一条方向。他说,过去在八十年代,文学是中心,但现在,影视行业才是中心,是挣钱的源泉,可是,一个不是北电、中戏毕业的学生,他想进入这个圈子,那是难如登天,一个小小的名额,都会有一大批北电、中戏的学生排队等,焉论其他学校的影视专业学生。
“但是,这不意味着你没有机会。”陶然说,“你可以先从媒体记者和写影评入手,接近这个圈子,先积累人脉,这一行吃人脉,团队都爱用熟人,你得先让别人认识你,才有争取机会的可能。那怎么认识你?一种,是你参加剧本大赛、影视大赛,拿奖,得到肯定。另一种,就是当记者采访业内人士,慢慢就会认识人了。”
“不过你可得想清楚,在北京,想做影视的能绕故宫五圈。”
“不怕,大不了就一直做记者,记者也挺好的。”
我给自己制定的计划,就是做媒体记者,下班后写剧本和影评,一直熬,熬到被看见的那天。但我想进媒体,人家不一定要我。《人民日报》《新华社》别想了,《中青报》《新京报》招的也是高材生,我只是本科毕业,又没有采访作品,人家不要我,我也理解。那我总得有个去的地方,权宜之计,我决定投简历给新媒体公司。
七月的第二个周末,我收到了一个电话面试的通知,对方是一家新媒体公司,在招聘公号写手,我把简历投过去,第二天就收到了电话。一位语气冷硬的先生再一次问起我的学历,我没有忍住,说了一些气话。
“我知道你们看重学历,但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比高学历的人差!”
他听我说完,冷冷道:“我是从三本院校过来的,对你的学历没兴趣。”
他家的入门门槛没有大牌媒体高,一轮电话面试和稿件试写后,我就被他家录用了。对我而言,新媒体公司不是职业的理想选择,但作为人生中转站,缓解经济压力,那是完全可接受的。我决定暂时去那里上班,为了方便后面走人,我没有签正职合同,而是零工月结,这一行流动率大,零工遍地都是,很多团队都是小作坊经营,一个老板,两三个正职,其余都是零工,干活靠谱就行,其他也不整那没用的,能不能熬到明年都不一定,大部分团队,干个三五月就歇菜了。
那个夏天,我一边给新媒体公司打零工,一边兼职盖茨比书店周末的活动策划。我和老猫商量,帮他们办活动、写稿子,这样可以换取房租减免,把住宿成本降低。
新媒体公司在东城区,每天坐地铁过去要一个小时,也就是说,我一天在路上的时间就要两个小时,为了不使这笔时间浪费,我培养出站着睡觉和看书的习惯,正式上班之前,我在网上查询了编辑着装的要求,发现没什么要求,但陶然说的没错,在北京,要让自己显得体面一些,别人才看得起,我就剁剁手预支了下个月的收入,给自己买了一身得体的服装。
面试先生姓赵,是那家公司的主编,他事必躬亲,人们都管他叫赵老师,同辈的就叫他老赵,可他其实才三十岁。第一次见到赵老师,我被他的严厉吓住。他是那种心直口快、有问题绝不拐弯抹角的干练人士,他看我的稿子,总是浮现出很不满意的神色,粗粗看了几十秒,就板住面孔指出这里那里的问题,我不服气,嘟囔了一句他没认真看,他冷峻地说:“我一般看稿子几秒就过了,你这个已经算长了。”我报给他一个有意义的选题,他说没人看,不值得做,我报一个热点,他又质疑你做这个的意义是什么?
我不敢当面怼他,回到工位后,忍不住对隔壁一位面善的姐姐诉苦,姐姐说:“都这样,你适应了就好,我刚进来也被骂得头破血流。”
下班后,我把这件事情告诉陶然,陶然提醒道:“这种抱怨,你最好别跟同事说。”
“为什么?”
“同事和朋友还是有区别的。”
赵老师的公司做新媒体,要结合热点讲故事,用行话说,叫“非虚构”,出自真人真事,写法偏通俗,编辑去那里,主要的活就是审稿、编辑,也要自己创作,两周一篇,一篇至少五千字,公司每个月会有KPI考核,每篇稿子的流量被明明白白地写在报告里,同事之间需要互相点评,不是片汤话,是真批评,我第一个月被骂的想找个缝儿钻到地下,流量垫底,写作被诟病流水账,我看着那些一个月出四篇稿子又快又好的同事,对比自己一个月两篇拖后腿的处境,开始怀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份工作。
有一次接近崩溃,赵老师找我聊天,说是聊天,简直就是二次批判,他冷得像东北寒冬的面孔,让我想起小学的教导主任,我缩着头说:“可能我不适合这行吧。”
赵老师打开抽屉,拿出一沓手稿,他指着手稿说:“这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写的,十篇稿子,最后都没用。你比我好,还用了两篇。”
他拂了拂稿面上的灰尘,续道:“做一件事情,别问自己适不适合,先问自己,你付出了多少,你愿意为了这件事,忍受多少的挫折、委屈、无奈?”
在那段最自我怀疑的时光,我经常找陶然说话,陶然人好,请我吃烧烤,热气腾腾的路边摊,酒水一饮而尽,他说:“你们主编批评你,说明他看重你,他哪天不批评你了,才是对你放弃希望了。”
那段时间,我以记录时代真实的名义,生产一篇篇讨好读者的故事会。读者爱看情杀、豪门内幕、寒门之死、特殊职业,性、教育和暴力是刺激他们的三大噱头,主编告诉我们多找这样的选题,用故事的形式,把它们生产出来。比如《一个寒门状元的死亡》《会所小姐的一生》《足疗店爱情故事》,这是我们生产标题的套路,每天有半个小时,我们会研究标题,揣摩哪一个更符合读者喜好。处理来稿,我们会分析故事线,故事线更加丰富、紧凑,可读性强的,容易被采纳。至于真实,说实话,我们的事实核查是一个幌子,那些第一人称叙述的稿子,有多少是真实发生,多少又是添油加醋?团队并不太在意,写得好看才是第一位。
我不会在这里寻找意义,对于我来说,挣钱就是我在这里最大的意义。否则,我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社畜,一天天把时间浪费在这些速朽的故事会文章上?我每天接到选题,抱着功利的目的,去接触我的采访对象。我需要生产大众期待的、猎奇的“真实”,而那些不够好看的真实、平凡的真实,就被剔除出去。我每天被流量折磨,短短一周时间,就被要求生产两篇非虚构,为此,我不得不交织脑汁想出猎奇的角度,写那些我下班后看都不会看一眼的文章,听主编说他自己心里可能都不相信的漂亮话,私下里朋友坦白,她说自己领完年终奖就走。
我没有想到,那些文章成了我进入知名媒体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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