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漂流 04

电影《过春天》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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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盖茨比书店

我已经几天几夜没见到东篱，听陶然说，他去拍片子了，拍摄地点在河北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他是那种投入拍摄就一个月不发朋友圈的人，再见到他，你可能看到他灰头土脸，穿一条仿佛一辈子没洗过的牛仔裤，呆呆地跟你问好，又像只鼹鼠钻进自己黑暗中的舒适区。

我翻了他没有更新的微博和朋友圈，就那几条，反复观看，看腻了，就继续写稿子，给世界制造一坨坨屎一样的文字垃圾，感叹人类惊人的生产力，工人日复一日基建和文字从业者一天天写公众号也没有区别。

我写稿子，看综艺，买酒喝，都缓解不了内心的倦怠。我去洗澡，故意让自己洗得久一点，看透明的水从额头蔓延到我的全身，我被水雾包围，世界将我遗忘，没有电话，没有微信提示音，没有红彤彤的聊天记录数字堆砌，只有自己一个人，在雾气腾腾的热水中抚摸自己的身体，透过天窗俯瞰黑夜中整座城市的面貌。

我是自由的。我想。但为了欲望，我让自己不自由。

陶然劝我放松，松弛才能创造艺术。他领我去蹦迪，参加盖茨比书店的派对，那里是青年人的广场，交谈声如活水源源不断，那些在故乡噤若寒蝉的内容在这里习以为常，他们说起敏感的新闻是那么的云淡风轻，那么的无关紧要，我还记得，自己从前在学校里谈论起女性主义都要小心翼翼，如果在朋友圈转发声援彩虹运动的文章，还可能会被同学打小报告，有一次社团邀请研究性别的学者做分享，教室都申报了，却临时被老师撤销活动，又好笑又无奈，只能灰头土脸地对学者说抱歉。但在这里，边缘群体的谈论是常有的事，人们毫不避讳性与性别，有LGBTQ就住在楼上，倒是那些排斥他们的人，才容易遭到众人的白眼。

现在，这家书店还有两个创始人留守，一个是老猫，一个叫哲生，他们也是书店的实际负责人。

老猫负责内部管理，哲生负责品牌维护，为了推广书店，哲生常常在媒体中露脸，他性格随和开朗，人缘极好。相比之下，老猫显得很神秘，关于他的猜测不少，但多是一些子虚乌有的传闻，除了盖茨比书店本身，人们对他生活的其它部分知之甚少，似乎他一年365天有80%以上的时间都在五道口，偶尔出去，也是为了调查其它地区的公共空间。他不看综艺，很少看电影，喜欢翻阅理查德·罗蒂和列斐伏尔的书，却说自己读书太少。他有着不知疲倦的热情和旺盛的实验欲望，频繁的与他人沟通不但不会令他厌烦，反而能让他感到积极互动的美好，他只要认定一件事就会积极去做，哪怕身边的人告诫他条件不成熟，他也要尽可能去尝试。他将自己的热望投入到一个虚无缥缈的公共空间理想中，盼望有一天盖茨比书店不再是一个偶然的乌托邦，能够在全国播洒出充满希望的种子。

当天夜晚，我再次见到了老猫，经陶然指正，才知道他是60后。因为他的在场，那些小说家与诗人的侃侃而谈，对我来说不再重要，他在活动时串联全场，活动结束后，又缩回自己的角落。他和每个人都认识，但谁都不能断定自己了解他。

我那天没有和老猫说上话，他太忙了，一闪而过。真正聊天，是在一次文学讨论，陶然把我介绍给老猫，说我是个写小说的。

老猫眼睛一亮：“这个年代还有人写小说，这是一件多好的事！”

他像一个旧时代走过来的老绅士，言谈举止间充满了对过去的怀旧，我们正事没谈完，他倒是追思慕远，回忆起属于他们的小说黄金时代。

“我们那时候就在宿舍里写小说，写完了印在自己办的刊物上，传阅给同学，那时候，写诗的、写小说的，可受尊敬了，你如果是一个诗人，别人把你像一个英雄一样供着，学校里的女生，都会对你另眼相看！”

他幸福地回忆着：“我大学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小说发表在省级刊物上。你别看现在订阅刊物的少了，我们那个年代，一份省级文学刊物能有几十万人订阅，每个月，编辑部的信箱都塞得满满的！所以那时候，中文系的同学都以发表为荣，谁发表了，就能在同学里引起轰动。”

陶然坐在一旁，有些尴尬地看着我们。他说：“老猫这人就喜欢怀旧，一说起从前就刹不住车。”

“这话说的，谁不怀旧？”

老猫像一个老顽童，他随手翻起一本书，是照片集，他指着一张黑白照片里的一座大厦说：“你们看，当年，我和几个诗人在里面参加诗会，还见到了顾城，就是那个大诗人顾城。他那天晚上的表现令我印象深刻。因为他们朗诵结束以后，下面那些观众非常热烈，就有点像今天看到刘德华似的，尤其是叶文福朗诵《将军，你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整个那种气氛全点着了一样的，大家对这帮诗人顶礼膜拜，每个人带的笔记本要找他们签名。然后这帮诗人就被堵在后台里面，休息室里面，后面人山人海！”

他正说的尽兴，我们不便打断他，由他说下去。

“文联的工作人员来维持秩序，他们就把那些笔记本拿了一堆抱进来，北岛还是很慈悲的，他们签，但是顾城就觉得，老出不去，他就不耐烦了，包括合影的时候，他都一直不开心，说老子就不信了，就自己带头冲出去。他的性情还是比较暴那种，那的耐性是没有他们那几个人好，按理说一般的人，他应该享受这种被围堵，或者簇拥，被膜拜，但是恰恰他没有。

那是青年人崇拜诗人的时代，诗歌如同一团火，点燃了人们压抑已久的情绪。只可惜……”

他的脸上露出一份落寞。“后来，文学热就逐渐退潮了。现在，年轻人也不崇拜诗人和小说家了，他们崇拜马云，崇拜娱乐明星。小伙子，你还能写小说，这很不容易，一定要坚持啊，坚持就有希望……”

他和我互加微信，又匆匆走了。那天从书店出来，天下起大雨。北京城的大雨，断断续续，扑到人的面上，黏在掉漆的瓦檐。人走在路上，它像蝗虫般成群结队，疏地冲撞我们的雨伞。周作人说：“卧在乌篷船里，静听打篷的雨声，加上欸乃的橹声以及‘靠塘来，靠下去’的呼声，却是一种梦似的诗境。”但那天北京的雨很狂暴，我们像蚂蚁一样乱窜。

秋天，我继续住在盖茨比书店的生活实验室。五道口房租很高，两人间一个月2500，四人间2000。这个生活实验室有一套民主决策，书店的管理团队只在房租和基本安全规范上握有决定权，其余事项只有建议权，而最终决策要由住客民主投票。生活实验室内部有一个自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借用罗伯特议事规则展开讨论，经过动议、复议、辩论、投票，制定出在这个空间里的居住规则。

陶然说：“管理团队相当于这里的‘政府’，自治委员会就像是一个‘游说团队’。实际操作上，自治委员会的权力不比管理团队小。”

自治委员会内部草创了二十二条章程，细化到会议的具体日期，如何弹劾委员会会长，以及会长、副会长、分管会长的权责。自治委员会治理下的生活实验室有权审核入住人员，如果大部分住客不喜欢，新人的入住申请就会被拒绝，而如果有人违反生活实验室的规定，哪怕这是盖茨比书店的熟人，他也会面临严重处罚。

刚开始住进去，我有些不适应，这就是个住的地方，何必多此一举？后来，我似乎有些理解了老猫，他是要人们动起来，增加和住客的联系，而不是像普通合租，冷冰冰的，每个人下班后就关起来独居。这让我重新想起了盖茨比书店的口号——找回附近。

我隐约感觉到，老猫在做一件不同寻常的事，他像一个当代的罗伯特·欧文，一个外人眼中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却在实际做着不一样的事。

我逐渐深入盖茨比书店的活动。国庆节，我再次见到了哲生和老猫，参与了一场苏格拉底式对话，并和老猫组织了两次读书会。两次读书会都较随性，大抵是分享书籍，闲聊对这些书籍的看法。两天毕竟意犹未尽，我在老猫的鼓励下，参加了书店的四十八小时生活实验室。这是他大胆的实验之一，规定参与者关上手机，暂停工作，在四十八小时内专注于和身边人的交往。

我开始享受在盖茨比书店的生活，交到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批朋友。夜晚我们热情地饮酒，燃烧着思考的火花，昔日的权威导师和普通学生，在一家咖啡桌前平起平坐，他们能为了犬儒主义的问题彻夜交锋，也能为中国的未来夙兴夜寐。没有人嘲笑彼此，所有人觉得理所当然，一颗颗年轻的灵魂，在五道口的黑暗中仰望星空。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快乐到让你感觉，这不像是现实，而是现实之外的部分，一个远离现实苦恼的梦一般的茧房，可是回到工位，梦的效力很快就消逝了，一个人会再度感到现实的刺痛，厌倦生产文字垃圾，使我决意辞去新媒体份工，投奔报社，可这个进入的契机说起来也讽刺，我写了一篇事实核查并不到位的非虚构，仅仅因为它是热点，关乎性侵，在主编的压力下，我在没有收集到当事另一方足够信源的情况下匆匆发布，形成了一篇煽情却偏颇的报道，因此收获名声。

“这是我要做的事吗？”

我一遍遍问自己。

“如果这么下去，我和自己讨厌的人有什么区别？”

我暂时得不到答案，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样的工作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虽然主编人很好，但新媒体的工作性质，那种快速催吐的热情，才是我要离开的原因吧。

而我进去报社——这个我们时代的夕阳行业，其实也不是觉得能解答困惑，而是除了搬砖，我只适合写稿。

我当面肯定不能这么说，于是面对领导，我端出杨澜一样端正的神态，白岩松那般悲天悯人的腔调，我说：“我想写出好作品，实现自己的新闻理想。”

“呵呵，新闻理想。”

领导想笑又忍住不笑。

“我需要事先说明，你来我们这，很可能幻灭。”

“为什么？”

“因为，做新闻不是你想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