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漂流 09

那女生名叫沈宁折，是港大毕业的新闻系高材生。一年前，她慕名来盖茨比书店帮忙做事，平时在单位上班，空余时间给书店帮工，为了帮书店扩大影响力，还写过一篇以盖茨比书店为主题的特稿。她是书店新媒体团队的编辑（这个团队也就三个编辑），因此能够参与例会，对于盖茨比书店的一系列问题，她早已在内心抱怨了几十次，碍于老猫的情面，才隐忍在心。

她对我们说：“如果大家明知问题却不去解决，而是顾着彼此的和气温吞办事，那等待盖茨比书店的就不是春天，而是死亡。”

沈宁折充当了第一个发难的人。她这么一说，其他有怨言的人也纷纷忍不住了。财务、工资、工作效率、空间运营，一次次工作上的三分钟热度，以情怀之名，行偷懒之事，那位管财务的青年有话直说：“就是工作不专业，别扯其他没用的。”

老猫仍未发言，陶然圆场道：“大家也别这么大火气，吵架解决不了问题，我们都是为盖茨比书店好，既然如此，就想想解决的办法。”

“我们提没有用，得老猫表个态。”管财务的青年说。

他的名字叫周圆，号称盖茨比书店最懂市场的人，也是委员会的头号反对派，老猫路线的坚定反对者。之所以留下来，一是对书店的情感，二是做平衡，老猫需要意见不同的人，他也确实不太懂市场，需要这方面的人才。盖茨比书店创立至今在市场上的名气，一半是周圆的功劳。因为顶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大摇大摆，他在书店有个外号，就叫周胖。

沈宁折接着他的话说下去：“老猫，这家书店你是中心，你决定好了，大家才能做事，但现在你自己都没主意，东做一个，西做一个，白白耗费人力物力。”

“我不是中心，盖茨比书店没有中心！”老猫不喜欢别人管他叫中心，在他的概念里，盖茨比书店没有固定的领导者，而是一个民主的委员会去共同治理它。

但沈宁折坚持说：“你就是中心啊，这不是你个人否定就改变的，你去问问书店上上下下，谁不把你当中心，大家心里都觉得，有你才有盖茨比书店，你如果离开，这家书店也就没了，这才是盖茨比书店最大的问题！”

“别吵了，想想怎么改革吧！”陶然说。

“我提一点，看看大家认不认同，如果认同，我就说下去。”周胖试探道。

“你说。”老猫让他继续。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挣钱，各位同不同意？”

众人纷纷点头。周胖自信地说道：“没有钱，就谈不上理想，盖茨比书店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懂挣钱，到现在还入不敷出。一家公共空间，靠房租养活自己，这像什么话！我出去跟人家说，人家还以为我们是青旅，但我词穷啊，因为咱们就是靠房租挣钱，所以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解放发展生产力，谋取其他挣钱的办法！”

陶然曾对我说：“周胖虽然为人圆滑，但搞钱有一套。”那一天，我目睹了他的慷慨陈词，他在陈述观念上毫不掩饰的自信，从会议其他人的连连点头可以看出，他的支持者不在少数。

交谈声像热汤上的泡泡把整个咖啡馆包围，我伏在案头写日记，记录他们谈论的要点，被老猫点名，简单说几句，又仓促地低下头，仿佛只有回避众人的眼光才能让我有安全感。我喜欢记录他人的时刻，偷窥让我有快感，被人注视，就会浑身不自在，我生命中最多的时间是用在低头，日记本上的精彩都留给别人。在焦灼的辩论中，我意识到了一个人的不在场，陶然说他在二楼图书馆，我上二楼看他，日记本被一张火车票的票根夹住，那是昔日前往北京留下的清单。

我轻声上楼，推开门也小心翼翼，胡说正坐在右前方，图书馆自习室的一角。他纤细的手指拂动纸张，一副未被社会毒打的面容在冬日的暖阳中显露出眉骨的棱角。他的眼神闪耀出信奉某种坚固之物的光芒，穿反的衣服却表现出他在生活上的粗心大意。他正看着一本紫色封面的书，耐心书写笔记，在他脸上浮现出一种获得未知的欢喜，那是我初见北京时相似的神色。我没有跟他打招呼，挑一本书坐在身后，不知过了多久，窗外流射出紫红色的光，图书馆的人一个个散去了，我上前问他，在看什么书。那是我当时能找到最不尴尬的提问，他抬起头愣了愣，把那本名叫《野菩萨》的书给我看。

我问他今天有例会，为什么不下去。他说，都是重复，没什么好听的。我说，盖茨比书店财务危机，好像挺严重的。他说，危机很多年了。我说，你不担心它消失吗？他说，我担心没用。他告诉我，他虚构过一次盖茨比书店的死亡。我问，老猫知道吗？他说，老猫巴不得我帮他宣传。

“咱们严肃探讨下，盖茨比书店能怎么挣钱？”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我可不像某个人冷冰冰看着它死。”

“那我告诉你。找金主投靠，做文化品牌。”

“还是靠别人吗？”

“现在没人看深刻的东西，尤其是做文化的，你要活着，就需要有人扶持，有了资本，品牌，才能建造更多的青年空间，盖茨比书店才不能只是靠一两个人的去留来决定存亡。”

显然，周胖比老猫更知道观众想要什么，在筹备盖茨比文学节期间，他的经营（忽悠）功力得以充分展现。盖茨书店比过去也办过文学节，但雷声大，雨点小，沦为小众作者的圈地取暖。周胖第一个大手笔就是请来了当时炙手可热的青年作家刘北山，他没动用一分一毫，而是运用了自己的人脉，先说动与刘北山交好的编辑、不知名小说家，再托他们邀请，请到刘北山这座大佛。恰逢他新书发布，盖茨比书店在青年里又有一定名气，刘北山听说盖茨比书店很穷，也就没好意思要钱。刘北山请到了，他的名号就能帮周胖邀请很多人。只需一个名字，挂名在海报，潜在人选看刘北山都来了，也就不觉得掉价。

但刘北山不是周胖唯一的重磅人选，为了请动当红批评家、新左翼在当代中国的代表人物西马先生，周胖特地办了一个对谈波拉尼奥的活动，以智利作家（曾参与社会主义运动，在左翼阿连德政府倒台后流亡他乡）波拉尼奥为引线，谈论南美洲文学爆炸时期的左翼浪潮。标题他都想好了，就叫《地球最后的夜晚》，致敬波拉尼奥，又足够小资情调，既能吸引热爱波拉尼奥的左翼，也能引来资产阶级和渴望资产阶级的文艺青年的关注。搞这么一个活动，再邀请一个熟知波拉尼奥、左翼文学，且与西马先生交好的人，邀请后者就事半功倍。周胖首先想到的就是西马的学生东马，为求保险，他还邀请了二人共同的好友、电影批评家李戴，此人坊间传闻是西马的地下情人。有了他们，西马点头也就水到渠成。

没有资金，周胖用情怀弥补。盖茨比书店财务危机，他一不做二不休，把书店的危机作为由头，发起众筹，和文学节同步，简单来说，购买文学节门票，就相当于参与众筹，帮助盖茨比书店度过危机。盖茨比书店运营多年，有一批固定的死忠，和更多不太了解它，但同情它境遇的大学生和文化界人士。一夜之间，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一股援助盖茨比书店的风浪，而周胖隐于幕后，继续利用热度来招揽名人。情怀是真的，书店危机是真的，想挣钱也是真的，面对非议，周胖觉得挣钱无可厚非，为了给盖茨比书店续命，适当的营销和公关又有什么呢？他最讨厌知识分子的清高，意见一大堆，却什么事也做不成，也厌倦那些站在高处指手画脚，一点脏活累活都不肯干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办法虽然市侩、功利，却是拯救书店的最佳选择。

在盖茨比书店，许多人把周胖当做一个文化商人，一位一脸油腻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但周胖的自我定位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觉得他只是比夸夸其谈的人们更务实罢了，至于那些流言蜚语，他并不在乎。老猫虽感到策划有贩卖情怀之嫌，可眼下，没有比周胖更实际的法子。

陶然积极怂恿胡说参与文学节，节中有一场青年文学对谈，找了几个小有名气的青年作者，陶然说:“你必须多认识人，这对你有好处。”胡说不冷不淡地说了声好，没有拒绝，也没有多大热情，陶然说:“我的单位没什么名气，帮不了你太多，但谷尘可以，她是刘北山的幕后操盘手，这个年代对青年作家最慷慨也最为敏锐的编辑，刘北山能成，一半有她的功劳。”胡说说，他有谷尘的微信，只是没怎么说话。陶然说:“你就是太害羞了。”胡说说:“不是，她这样的人，不会喜欢被频频打扰的。”陶然说:“你希望她主动找你？”胡说说:“靠作品说话就好。”

文学节前夕，我、杜若、陶然和胡说都被拉进盖茨比书店的文学节筹备群，因为我们不要钱。一同被拉入的还有几个在左翼社团认识的朋友，有做社工的、新闻的，也有喜欢地下摇滚、在出版社做过实习编辑的，其中有一位爱好摇滚的女孩名叫思齐，她是刘北山的忠实读者，早在刘北山还没写小说、只是一个不知名摇滚乐队主唱时，她就去Live House听过刘北山的音乐会。我慕名去网上找过视频，但除了嘶吼、光着膀子、和女孩合照，我没听出什么。哦，对了，还有每首歌词都会有的口号式的反抗、呐喊、颓废、幽灵，唱的倒不是小镇姑娘那一派，应该是波拉尼奥、押井守、菅野洋子的二手学徒，这样风格的迷幻乐并不新鲜，在我曾经疯狂地迷恋《攻壳机动队》配乐的时候，我下载了十几首菅野洋子的歌曲，每到深夜就反复聆听，所以我一听就知道他模仿了菅野洋子，或许还有一些莱纳德·科恩、平客·弗洛伊德、Y.M.O.的混搭。净抄一些高级货，这倒也是优点，但除此之外一无是处。我问思齐，刘北山什么地方吸引你？她说：“他写的很好，真的是国内难得一见的作家！”我心里想：好的，难得一见。继续问：“除此之外呢？”她说：“我觉得他有一点很难得，就是敢于为弱势群体发声。Me too运动后，很少国内作家主动去谈论这个话题，但是他就愿意，转发支持了很多关于女性权益的报道，去支持女性主义，这一点挺难得的，因为很少国男真的能够共情女性。”她说完后我们有一瞬间的尴尬，因为站在她面前的就是一个“国男”，我说没关系，作为半个直男，我大胆承认我的劣根性。她问：“为什么是半个直男？”我说：“因为我是异性恋，这是我的生理性别和生物本性。我自大、自恋、自卑，喜欢逛虎扑，踢足球，有时候很冷漠，对女性不能全面地理解，这都是我直男的一面，但我至少意识到我的丑陋，那就或许还算有救？”说完这段话，我心里又为自己感到恶心，为什么自己又说出一段巧言令色的话？直接说直男就好了嘛！干嘛还说半个直男，像个知识分子一样装模作样地反思，呸，有病。我为自己的巧言令色感到困惑，思齐对我说：“你说到这，我想起来，刘北山也对我说过差不多的话！他说他其实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对自己感到羞愧，现实来说，他自己出生北京，是一个中产的文化世家，他从小到大都是顺风顺水的，在西城区上学，考进北大中文系，衣食无忧，混吃等死，但是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他看到那些受压迫群体的抗争，也会感同身受，他厌恶身边人把自己的成功作为理所当然的姿态，也看不惯出身上流社会的人对下流的傲慢和冷酷，他对我说，这可能是一种赎罪心理吧，他觉得自己的阶级是有罪的，如果无法改变出身，那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去对抗这个不正常的世界……”

“拉倒吧，知识分子！”我心里念道。

但我依旧保持严肃的神色，在这个对话场合不严肃，就会显得这场对话可笑。我旁敲侧击：“听说，刘北山还蛮受女孩子欢迎的。”

思齐说：“会写作，又搞摇滚，长得帅总是受人欢迎的嘛！”

我问：“那他是开放关系吗？”

思齐说：“这个我就不清楚，但我听说她有固定女朋友。”

我们的谈话引来了杜若的注意，她刚刚下班，换上拖鞋，就听到我们在谈论刘北山这个人物。最初她也不说话，而是在沙发对面玩手机，偶尔和我眼神对上。直到我们谈论起刘北山是否有对象的问题，她才饶有意味地抬起头看了我们一眼，随后继续玩手机。思齐走后，我问杜若，是不是对刘北山有看法，杜诺说：“他啊，他可是一个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

“他和谷尘是怎么认识的？”

“谷尘是个老好人，格外重视青年作者，听到别人推荐刘北山后，就去搜集了他发在网上的小说，觉得还不错，就做了个集子，没想到火了。”

“没有别的原因了吗？”

“别的原因……他们的价值观比较符合吧，谷尘供职的是夜航船，夜航船的价值观就是中间偏左，在欧美属于左翼自由主义，要有点反抗，又不那么激烈。”

“不具有破坏性。”

“是能够成为文化偶像的人物。”

“那刘北山真是个很好的人选。”

“谷尘自己都没想到吧？她做书还是蛮纯粹的，但她背后的老板有眼光。”

“她的老板是谁？”

“吕启蒙，一个年轻时批判娱乐至死，年老后拍综艺节目的人。”

自那以后，观察刘北山成了我秘而不宣的一个乐趣。我在社交网络上搜索他的名字，注意他微博上的半裸自拍和反叛姿态的言行，看他转发声援反性侵运动的文字，随后是一首波拉尼奥的诗歌。文学节开幕当天，刘北山和责编谷尘如期到来，他们和一位打工诗人一起，展开有关工人文学的谈论。刘北山那天穿着干净得体，头戴贝雷帽，脸上有些小忧郁，眼角锋利，像一只沉默的土狗，喜欢暗夜里攻击，又渴望被母狗征服。他操持着斯文的腔调说：“我想我们应该保持愤怒，在新的一年更有力量，不要轻易妥协，不要视而不见那些脏的东西，没有什么纯文学，文学就是脏的，我很喜欢看工人们写的文字，因为那里有力量，有不顺从。”谷尘接过话筒说：“我喜欢黑铁（那位打工诗人）的诗，倒不是因为他是打工诗人，他写得好，所以我喜欢，这个跟身份无关。”

我注意到胡说站在最后排，一个人静静地看，我穿过拥挤的观众群去找他，他说：“那个诗人很沉默。”我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台上的诗人颤抖地拿着话筒，不自觉抖腿，意识到不对劲，又一本正经地缩了回来，他粗糙而黝黑的手和刘北山、谷尘形成鲜明对比，说出的话也不如他们那么文雅、字斟句酌，相反充满了市井气，一些俚俗的玩笑，偶尔口吃，说话会经常停顿，露出一副困窘的表情，举起话筒，就像拿着一块烫手的山芋，说了几句就交给别人。有观众问他，是否从底层立场出发，对工人群体展开关切。他说：“没想那么多……俺就想写……”还有一位文学院在读的观众，借着提问的机会，说他的诗让他想起后殖民主义理论里第三世界底层人民对东方主义凝视的一种轻蔑和嘲笑，代表了一种自发性的工人主体文学建立的可能性，这样的文字，在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化浪潮里，流露出了新的异质性……他听得一愣一愣，回应：“你说得蛮好，但……俺不知道咋回答。”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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