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阿提拉·格兰德皮埃尔(Atilla Grandpierre)，匈牙利科学院研究员，匈牙利布达佩斯长期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译者简介：
柯进华，哲学博士，浙江树人大学副教授。
［摘要］第一次启蒙运动建构的物质世界观及与之相适应的物质主义价值体系导致了当今机械主义二元论、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等思潮的盛行，进而引发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人类文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进行第二次启蒙。第二次启蒙倡导一种以健康、共同体和自然为中心的更为综合的生态世界观，从而实现后现代的生态转向。
［关键词］第二次启蒙；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命共同体；综合性世界观；科学世界观
本文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21年第12期，参考文献及注释参见本刊原文。
今天，世界正越来越频繁地遭遇损害我们的社会和生物圈福祉的一系列异常现象。在发达国家，社会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几十年来一直在恶化。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物质生产的数量增长变得越来越“不经济”。赫尔曼·戴利和小约翰·柯布博士以及他们之后的菲利普·A.劳恩(Philip A. Lawn)的研究结论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欧的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一直在下降。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伴随着个人福利和集体福利的平均水平的下降。同样在20世纪70年代，人类的生态足迹超过了地球的可持续阈值。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几乎同时跨过了三个关键阈值。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目前这一趋势仍在继续，且不断造成更为有害的后果。2019年，人类生态足迹已超过地球生态容量的1.7倍。在过去的40年中，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的数量平均下降了60%，75%的土地因人类活动而发生了重大变化，近95%的地球表面显示出某种形式的人类改造，85%的地球表面显示出多种形式的人类影响。遭受人类改造的景观变得更加脆弱。从1940年到1991年，我们饮食中最常见的七种蔬菜的矿物质含量下降了14%到72%，平均下降了39%，肉制品中微量元素含量下降81%。同时，我们食物中的原料、防腐剂和添加剂在我们体内加快积累。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我们的生活将越来越多地遭受健康问题的困扰，遭受越来越多的慢性病和精神疾病的折磨。近几十年来，心理、精神和行为障碍在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受西方文明影响的国家越来越普遍。肥胖、糖尿病、过敏、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痴呆症、精神病、抑郁症、人格障碍等成为流行病，并蔓延到越来越多的人口。这种趋势不能继续下去，原因很简单，当它们扩展到绝大多数人口时，社会成本将变得过于昂贵。这意味着人类健康正在急剧恶化，继续目前的趋势对个人、社会和环境的危害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修正相关的因果关系，制定一个各国以及生物圈长期可持续繁荣所需的社会秩序已成为必由之路。为了实现生态转向，我们需要第二次启蒙，需要“一个统一的世界图景来展示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宇宙图景的绘制依靠的是对大学里各个学科知识的整合”和一种强烈的责任担当。这种责任担当要求“促进生命的多样性、强度、敏感性和爱”以及“将爱延伸到非人类世界”。
17-18世纪，被称为“启蒙运动”的思想运动席卷了我们的星球，先是在欧洲，20世纪初波及中国。在欧洲，它强调理性和个人主义；在中国，它强调民主和科学而不是传统。两者合起来，可以称为第一次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主张理性、个人、民主和科学才是值得人类追求和尊崇的巨大价值，尽管仅凭它们自身还不足以引起对生态的委身。“硬币”的另一面是，自第一次启蒙运动赋予当时那个时代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以全新的更重要的价值观以来，它也对我们的社会和自然产生危害。正如达利和柯布所指出的，拯救人类的未来需要同时将经济转向共同体和环境，以及一个可持续的未来。这样的任务要求我们在启蒙道路上迈出下一步——第二次启蒙。对于第二次启蒙运动，我们需要一种涉及人类、社会和自然所有基础价值观的进路。以下论述的目的是介绍一个我们认为能够实现这一壮举的综合世界观。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的是使我们的决策系统富有激励性、使命性、鼓舞人心和肯定世界。
第一次启蒙运动用现代价值观取代了传统的价值观。它被描述为“西方意识发生的最大一次转变”，这次思想运动“打破了欧洲思想的支柱”。之所以能够发生这种巨大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人类知识的发展、现代科学的诞生。亚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见解提供了对这一过程的深刻理解：“那些创造了剧变的人，我们现在称之为'科学革命’；他们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新哲学’。他们的发现引发的技术革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他们的目的不是征服自然，而是了解自然。然而，他们对宇宙的探索摧毁了中世纪在一个封闭的宇宙中不可改变的社会秩序及其固定的道德价值等级制，彻底改变了欧洲的面貌、社会、文化、习惯和总体世界观，就好像一个新物种在这个星球上出现一样。”库斯勒认为，不是科学，不是技术，而是新哲学改变了“整个社会秩序、道德价值观、欧洲面貌和总体世界观”，仿佛一个外来物种将征服人类。因此，科学革命这个词用得不恰当，因为社会的根本变革不是由于科学本身，而是由于新哲学，更具体地说，是新的总体世界观，即科学世界观的出现。由于这个用词不当，科学和科学世界观之间的区别仍然不明晰。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里所讨论的“科学”是具有普遍性和不容置疑的有效性的确切的物理科学，这就是物理学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被这些巨大的成功所蒙蔽，物理学可以解释一切的假想变得流行起来。物质世界观(the physical worldview)的兴起是基于人们无根据地认为物理学成功地揭示了生命、心灵和宇宙。与严谨思考的精神背道而驰的是，它没有认真考虑过宇宙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这种笼统的假想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将物质利益置于比其他利益更为优先的位置。
瑞士政治家库尔特·冯·尼尔加德（Kurt von Neergaard）对启蒙运动有着与此非常相似的看法：“没有任何一个方面的生活不会被物理的机械世界观所彻底改变，包括我们的概念框架、我们的整个心灵活动、我们从经济生活到政治的实践活动，从艺术和哲学到宗教。”他还说：“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到，一些抽象的概念可以拥有如此巨大的变革力量，渗透到实际生活的最微小方面。现代技术、世界经济、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全部力量的根源就在这里。这种机械世界观的消极方面是，它没有给心灵和超越留下任何空间。”让我们强调一下：使西方文明统治世界长达几个世纪的巨大力量是建立在“一些抽象概念”即物质世界观的基础上的。亚瑟·库斯勒和库尔特·冯·尼尔加德的论点指出了世界观对我们社会未来的根本性力量。培根、笛卡尔和其他人已经为物质世界观在人们的精神领域占主导地位铺平了道路。笛卡尔提出了二元论世界观，他推测唯物论和唯心论两者之间通过人类活动存在着神圣的关联。笛卡尔声称，实际上除了人类以外，包括动物和植物在内的其他所有生物都是没有痛感和幸福感的机器。正是笛卡尔的世界观改变了我们对自然的基本态度，使我们征服自然，使自然屈服于人类的力量。二元论世界观符合自然神论，认为大自然像由“工程师”——上帝——创造的钟表一样。后来，特别是达尔文之后，机械唯物论开始崭露头角，它声称只存在物理原因。机械唯物论在社会福祉和自然福祉方面的表现都很糟糕。
我们认为启蒙运动的非凡社会意义是基于物质世界观所起的关键作用。虽然物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为生产更多更好的物品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通过把它的成功一概而论地推广到所有领域而形成的世界观，将我们对世界和生命本质的看法转变为一个根本不同的、陌生的框架。物理学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只是一个外在的、表层的和偶然的角色，但物质世界观却牢牢地影响和控制了大多数人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凭借着对大多数人来说几乎完全是不知不觉的本体论深度控制着我们的行为。把物质世界观视为科学赋予了物质世界观以巨大的威望，因而掩盖了物质世界观其实是建立在错误假设基础上的事实。
物质世界观是极为深层次的，它达到了科学解释的终极层次。它是关于实在终极层次的主张，这是一个本体论假设。本体论起源于一种古老的观念，即宇宙在其终极层次上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被划分为存在的第一范畴。我们所说的“本体论”是指哲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宇宙的“第一类范畴”，即实在的基本组成部分。所谓“世界观”是指我们凭借它本能地解释和评价实在的基本框架。它是我们构思、解释和评价生活中所有事件的理智“接收者”，它是极重要的观念模式和心理结构，决定了什么是我们的实在，什么是我们的根本优先事项。世界观是我们解释世界的统一体系，也是我们的基本价值体系。世界观是社会和个人最广泛、最深刻的精神力量。世界观比哲学更为根本，因为它是支配与特定哲学相对应的思维方式的最初基础、解释体系和价值体系。正如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布塞（Ludwig Busse）所阐述的那样，哲学史可以看作是为建立正确世界观而进行的一系列尝试。
世界观表达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一个世界观如果是完整的，如果说明了宇宙的全部本质，如果意味着我们对生命和世界的积极肯定，那么它就是健康的。这样一种健康的世界观适合于激发和加强生态委身。由于我们的决定是基于我们如何解释和评估实在，我们的世界观与我们的基本决策系统是等价的。由于总是由“我”来决定，我们的基本决策系统与我们身份认同的核心是一致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基本世界观的转变必然包含我们对自己的看法的转变、基本自我认同的转变。如果我们关于自己身份的形象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就等同于异化。
文明是那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共同的世界观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团体组成的一个大群体。在特定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的基本类型决定了它的主要目标和相应的历史进程。物质主义世界观改变了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从而使社会秩序转变为一种新的、物质主义的类型。因此，甚至国家认同也变成了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形式。
与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物质主义世界观相适应，大多数人的决策系统也转向了物质主义价值体系。由于我们的决策界定了我们的身份，物质主义的世界观将我们的身份转变为一种更为享乐主义和贪婪的类型。社会习得的身份、“自我”成为我们自我身份的中心。“西方人的'我’像一根孤立的粗拇指一样突出。在其他文化中，'我’更好地与自然和社会融合。”这种精神转变的结果可以描述为一个外来物种将征服和控制我们的心灵。这就是亚瑟·库斯勒和库尔特·冯·尼尔加德所提到的关于事实的解释。
我们认为，与决策有关的哲学的主要力量在于它的世界观。正是世界观可能提供最深刻的理解，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关于本体的、关于实在的最基本层次的、关于终极实在的观点。因为宇宙是存在的一切事物的统一整体，所以宇宙学也可以作为世界观在本体论领域引导我们。为了使我们的哲学健全和有效，我们需要澄清其本体论的基本组成部分，并使这些本体论组成部分明晰、易懂和运作良好。使我们的世界观明晰有助于深化完善我们的生活方式。
中世纪的二元论认为，自然是一个有目的的整体，人类在其中有自己的地位和任务。社会秩序是根据神的旨意建立起来的，人们被连接到一个更大的和有意义的整体之中。主导的宇宙模型像钟表。人类以神的形象被创造，通过神的旨意和宇宙紧密相连。
由于日益占主导地位的物质世界观的压力，第一次启蒙运动的主要价值观已经变得脱轨。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如理性、个人主义、民主和科学，在二元论的框架内得到解释，后来在物质主义的框架内得到解释。现代物质主义世界观打破了这种包罗万象的统一。神圣的钟表被拆散了。人类的自我同一性，在地球和宇宙生命进化的早期就已经根深蒂固，而此时已经从宇宙生命树上被折断了。
人类神圣的宇宙联系被摧毁了。占主导地位的物质主义世界观否认物理定律的真实存在。确实，物理定律本身不是物质的，但它们存在于实在中。声称它们是非存在的观点似乎是一种误解，混淆了物理学家头脑中的物理方程和自然界中的物理法则，这些法则决定了物理现象的性能。忽视一切自然规律的实在性就会产生这样一种观点：唯一能存在的东西就是物质的东西，相应的物质主义世界观导致世界分裂为所谓的终极“积木”。
后现代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逻辑延续。在哲学中，人们普遍认为“世界是一个由特定事实构成的局部事物组成的巨大马赛克，只是一件小事，然后又是另一件”。人类的知识变得支离破碎。现代性的“单元化”(compartmentalization)倾向导致我们丧失了对实在真相的觉察。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去相信实在是什么，人类就失去了他们的实在之根、他们对实在的觉察以及他们的身份基础。如果与整体没有关联，碎片化就会导致意义丧失。在一个缺乏任何内在价值和意义的世界里，仅存的价值是消费社会的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价值。个人漂流在他们私人的浮冰上。人们的行为越来越受到狭隘的解释框架的影响。框架“选择感知到的实在的某些方面，使其在交流语境中更加突显，从而促进特定问题的界定、因果解释、道德评价和/或所述项目的治疗建议”。20世纪以来，大众传媒、心灵工业和操纵成为消费社会的主要引擎。“工具理性的胜出成为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框架在社会学中变得至关重要。决策由框架的社会主导模式决定。我们步入了解构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当前，我们需要一种建设性的、强调关联性的，以生命、共同体和自然为中心的世界观，而不是解构和分裂我们的世界。我们需要建造一座桥梁，连接我们的生命和活的宇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道”或至高无上的存在。为了建设一个健康的文明，我们需要一个建构性的、本体完整的、全面的后现代世界观，即进行第二次启蒙。那么，第二次启蒙的主要价值体系是什么？
王治河博士将第二次启蒙的七大价值观综合起来概括为生态意识、东西方文明互补并茂意识、欣赏多元之美、有责任的深度自由、道义民主、厚道科学、真善美合一的后现代审美智慧。当然，这些价值观应该根据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来解释。我们应该注意到，第一次启蒙运动倡导的价值观念如理性、个人主义、科学和民主，在后来的发展中变得自相矛盾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其根源就在于人们是通过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透镜来解释这些价值观念的。事实上，王治河所说的第一次启蒙运动的七大缺陷，即对自然的帝国主义态度、对他者的种族主义立场、对传统的虚无主义姿态、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对理性的过分迷信、对自由的单向度阐释、对民主的均质化理解以及条块分割的倾向，这些都是由解释这些价值观念的世界观决定的。第一次启蒙运动导致了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贫富差距扩大和人民失去信仰”，这些价值观与它背后的世界观是直接相关的。这意味着，除非这个世界观被一个综合的、真正完整的和健康的世界观所取代，否则所有的尝试和范式转变都将导致类似于第一次启蒙运动的后果。如果世界观仍然是不完整的，结果就只能是井蛙之见。如果是这样，那么即使是解构主义的后现代社会的分裂也只是表面现象，在最深层次上，原子化的后现代社会将继续凭借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狭隘视野来导航，而不受任何科学合理的替代方案的影响。
我们如何才能真正认识到承认和接受更广泛的和更深刻的自然、宇宙背景更符合我们自己的最佳利益呢？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命的本质，帮助我们变得有能力做生命真正想要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们认识到理解生命和世界的本质是可能的，这会帮助我们正确地对待自然和生命。对每个人来说，最有益的事情是了解哪些事情对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最重要。我的观点是：一个简单的但更广泛和更深刻的可行方案是一种形式的综合世界观，它告诉我们，贯穿整个实在的首要因果系统是大自然赋予的，它不仅驱动着我们周围的世界，也驱动着我们的身体、灵魂和心灵，激励我们使自己与整体和谐相处。相比较而言，实在的第二层次因果系统是人为的社会实在。为了使社会与我们的人性和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我们需要使人为的因果关系系统与首要的、自然的因果关系系统和谐相处。
为了避免系统性的错误决定，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本体论上整全的世界观，对实在的根基实事求是；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能给出一个关于世界的整全的本体论观点，并肯定生命和世界具有无限价值。从根本上说，世界观可以根据其偏好的本体论范畴进行分类。正如过去一千多年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西方世界观只有极少数几种类型：唯心主义、二元论和物质主义。二元论世界观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泛灵论，物质与生命的二元论；另一种是笛卡尔主义，物质与心灵的二元论。东亚的世界观可以归为以生命为中心。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本体论上完整的世界观，我们需要考虑到所有这些。人类似乎找到了三个基本的本体论范畴：物质、生命和心灵。在日常术语中，它们与身体、灵魂和心灵相对应。就基本的建构要素而言，我们可以把它们看作原子、情感和思想。综合科学通过发展物理科学、生命科学和心灵科学，即综合物理学、综合生物学和综合心理学，涵盖了所有这些方面。综合科学是一种“厚道科学”，服务于所有个人、社会、人类和所有生命。综合世界观可以成为改造文明、造福所有生命的最有力工具。
在解释力方面，综合科学比现代科学更深入。现代科学的解释方案止于自然规律，它用物理定律解释可观察到的现象。综合科学更进一步，它表明所有的物理基本定律都可以用更深刻的普世通用的物理定律来解释。事实上，所有的基本法则都是从最小作用量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Action)中衍生出来的。根据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古老传统，我们可以把这些原则视为第一原则。我认为，不只是物理学，生物学也有自己的第一原则，所有生物学的普遍定律都是从这一原则推导出来的。我认为思想世界中的情形可能也是与此相似的。思想有其基本规律，例如逻辑的普遍规律，逻辑定律可以从一些基本的逻辑公理中推导出来。综合性的心理科学也有其第一原则或公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整个宇宙就呈现出一种三重结构。
综合科学源于生命原则、物质原则和理性原则，这就意味着从宇宙的三个第一原则来看，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生命原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找到了实在的终极层次，那就是生命。换句话说，宇宙是有生命的，生命是宇宙性的。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本体论上完整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既肯定生命又肯定世界，它是一种全面而健康的世界观，比把自己局限于物质领域的现代科学更强大。它是那么的激动人心和扣人心弦，因为它特别适合于恢复人类对生命、世界、人类自己和活的宇宙的未来的信心。在这个意义上，物理宇宙学应该被天体生物宇宙学所取代，在天体生物宇宙学中，宇宙的基本活动是生物性的，通过利用量子不确定性来工作。我认为第二次启蒙运动需要这样一个综合性的世界观。
“科学”在综合的世界观中更为广泛和深刻，因为它还包括独立的生命原则和理性原则，因为它包括一个由更深刻的解释系统赋予的综合物理学，以及分别基于独立的生命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综合生物学和综合心理学。与物理定律不同，生命和理性法则不是强制性的，因为它们只能通过自主决策来实现。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有一种本能的、直觉的和鼓舞人心的本性，这就是为什么像善和真理这样的共同价值存在于现实中。所有这些都很符合“第二次启蒙运动呼唤的审美智慧——基于有机关联性的整合思维，其目的是协调统一真、善、美”。
让我们观察思考以下情况，如果宇宙是存在的一切的统一整体，而实在是存在的一切，那么我们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探索就可以得出，宇宙是所有实在的统一整体：即它就是实在本身。这一结论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宇宙学和本体论的“本质”是同一的——物质、生命和心灵——这仅仅是因为宇宙和实在是同一的。这意味着澄清宇宙的本质将澄清本体论的本质，而无需任何进一步的探索；反之亦然。本体论和宇宙学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像现代思维方式所设想的那样遥远。
在西方世界盛行和弥漫的物质主义精神中，宇宙是用小写字母书写的，对我们来说，它意味着我们的外部，即我们通过身体感官感知的一切物质现象。综观宇宙，宇宙是宇宙环境和秩序中存在的一切事物的整体。宇宙本质上是物质世界、生命世界和理智世界的统一体，由生命原则统一而成。既然生命原则统摄并包含整个宇宙，而所有的生物都可以通过生命本能的形式来接近生命原则，那么所有的生物就构成了宇宙，从而间接地构成了所有的事物。宇宙有三个层次的实在，它们是现象层面、自然规律和基本原则。宇宙有三个基本的实在领域，这就是物质领域、生命领域和心灵领域。实在的这三个领域由它们自己的基本原则所支配。宇宙的三大基本原则是物质原则、生命原则和理性原则。
宇宙中的所有生命都是在共同体中实现自己的。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宇宙生命的基本共同体有以下七种：细胞、个体、家庭、民族、人类、生物圈和活的宇宙。综合科学认为，细胞、个体、家庭、民族、人类、生物圈和宇宙都是具有神圣价值的生命共同体。正是宇宙的生命法则激励着所有的生物去提升和完善自己的生命形式，这是我们与宇宙之间的七种基本精神的纽带，也是人类普遍道德担当的基础。宇宙道德秩序告诉我们，所有人类都有责任调动他们所有的能力和能量，使生命在这七种神圣的生命共同体中变得最好。综合世界观认为，宇宙的本质是生命原则，它本身包括物质原则和理性原则，在本体论上创造为物质、生命和理性（理智）的有机统一。生命原则与生物自主性是分不开的，生物自主性是指生存在生命的所有七个层次上的自主决策中心。树立全面的、提升生命的、肯定世界的科学世界观，使社会意识以健康、共同体和自然为中心，这也是提升生命行为的基础。在这些任务中，综合科学可以提供至关重要的帮助。它除了包括物理定律外，还包括普遍的生命原则以及不断激励所有生物提升生命的与能够为生命做出正确决定的智力科学密不可分的宇宙原则。有生命的宇宙的结构由三个层次的实在、三个实在领域和七种层次的宇宙生命组成，通过宇宙中具有生物自治力的即地方决策中心的生物而完善。宇宙的创造力和组织力在于宇宙生命原则和存在于七种层次生命的生物自治。建立在宇宙生命原则基础上的世界观敦促我们调动我们所有的能量、才干和所有的人类潜力，为七种基本生命共同体的全面福祉而行动，它是争取长期可持续性的国家的最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我们只能在我们调动生命能量和为了所有生命而行动的限度内生活。
综合的科学世界观是对生命和世界的肯定，促使我们为了我们的健康、幸福和有意义的个人和社区生活，为了全人类的所有民族的、盖娅的、活的宇宙的福祉而竭尽全力。我们内在的生命本能和所有的生物都是一样的，包括有生命的宇宙、至高无上的存在。活的宇宙中的生命有两个基本方面：生命原则和宇宙自我。生命原则是更基本的原则，就像东亚文明中以“道”为重点；而强调宇宙自我导致了宇宙自我的至高无上，就像在西方文明中一样。我们都是有生命的存在，我们热爱大自然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将我们与所有自然共同体联结在一起，最终与活的宇宙联结在一起。调动我们所有的才能来提升生活，这是我们的天性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最大的福祉所在。只有当我们调动我们所有的才能来提升生命时，我们才能活得实在和充盈。宇宙是有生命的，而生命是宇宙的。生命之所以具有宇宙的价值和意义，是因为它根植于包含世界灵魂和宇宙理性在内的活的宇宙之中。我们在自身内部就可以接近宇宙的创造原则，并且它们需要我们的关注才能实现。我们对“将爱延伸到非人类世界”的委身，对“宇宙、生命、自然、创造过程”的委身，其自然根源都可以在宇宙生命原则中找到，这是一种支配整个宇宙的生命本能。
为了实现第二次启蒙，全面认识我们的世界观的重要性是很关键的。认识到物质主义世界观的局限，意识到我们需要一个可行的、健康的和基础良好的替代方案，能为提高生态质量和所有个人的生活质量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似乎是使我们的世界观综合化的首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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