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
1 大禹治水
在共工氏治水失败后，历史将治水的重任交给了鲧禹家族。关于鲧禹的身世，《史记·夏本纪》中是这样记载的：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
——《史记·夏本纪》
鲧，是颛顼的儿子。颛顼居住在帝丘，饱受黄河水患的侵扰，又与黄河上游擅长用水的共工部落发生过激烈冲突，可以想见，身为华夏部落集团首领的颛顼必定会在自己的部落内部大力培养治水人才。我们合理推测，受命负责此事的，应该就是鲧。禹作为鲧的儿子，亦因此掌握了治水的相关技术。
在后世的观念中，人们普遍认为，鲧治水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堵”，禹治水之所以成功就在于“疏”。然而，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深入推敲的。
首先，“堵”和“疏”本来就是治水的一体两面，若不“疏”如何“堵”，没有“堵”又如何“疏”？刻意地将“堵”与“疏”作为二者必居其一的对立，这才是不懂治水的外行话。
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史记·五帝本纪》
当帝尧之时，鸿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尧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皆曰鲧可。尧曰：“鲧为人负命毁族，不可。”四岳曰：“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愿帝试之。”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
——《史记·夏本纪》
以上两段，是《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和《夏本纪》关于鲧受命治水的记载，大体内容是一致的，都是说帝尧因洪水滔天而求能治水者，四岳一致推荐鲧，被尧以鲧“负命毁族”为由否决，但四岳坚持推荐用鲧治水。按照《五帝本纪》的记载，四岳坚持用鲧的理由是“异哉”，意即四岳不赞成尧对于鲧“负命毁族”的评价，这与四岳对于鲧的认知不一致。按照《夏本纪》的记载，四岳坚持用鲧的理由是“等之未有贤于鲧者”，意即在所有懂得治水的人才中，没有谁是比鲧更贤能的。试问，如果鲧愚蠢到在治水时只知道“堵”，而没有“疏”的理念，那他怎么可能会得到四岳的一致推荐，而且四岳为了推荐他还不惜坚持与尧抗辩，甚至还说当时没有人能在治水方面比他更贤能呢？
其次，在古文献中，存在大量关于禹采用“堵”的办法治水的记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山海经·海内经》
禹堙洪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禹堙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因是以为台，在昆仑之北。
——《山海经·大荒北经》
墨子称道曰：“昔禹之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
——《庄子·天下》
《夏书》：“禹堙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
——《汉书·沟洫志》
可以看到，在上述文献中，无论是鲧治水，还是禹治水，用的动词都是“堙”【1】。唐师古注《汉书》曰：“堙，塞也。洪水泛溢，疏通而止塞之。”既然鲧禹都是以堙塞之法来治理洪水，那又何谈“鲧堵禹疏”之别呢？
【1】在《山海经·大荒北经》和《庄子·天下》的有些版本中，记作“禹湮洪水”。然“湮”的本义为淹没，岂有禹去淹没洪水的道理？故即便在有些文献的版本中记作“禹湮洪水”，其中的“湮”字亦当通“堙”，作“堵塞”解。
除了“堙”字之外，在古文献中，还常用“填”“抑”“塞”等字来描述大禹治水。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
——《淮南子·地形训》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孟子·滕文公下》
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以通淮、泗，济水分河东南流。
——《水经注·济水》
于是，这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既然那么多的古文献中都明确记载禹治水时采用了堵塞之法，可为什么几千年来，人们一直都相信“鲧堵禹疏”呢？这种观念，究竟是从何说起的呢？
就现有史料而言，最早提出“堵疏之论”的，当是《国语·周语上》之《邵公谏厉王弭谤》，后司马迁将其收入《史记·周本纪》（《史记》中记作“召公”）。
邵公谏厉王弭谤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国语·周语上》
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
周厉王施政暴虐，国人都批评他。邵公劝谏道：“民众不堪忍受了。”周厉王大怒，找来卫国的巫师，令其监视批评者。一旦告发，就将批评者处死。国人都不敢说话，在路上遇见了，就只是互使眼色而已。周厉王大喜，告诉邵公道：“我可以平息批评了，他们都不敢说话。”邵公道：“这只是堵塞而已。防堵民众之口，其后果比防堵河川还更严重。河川壅塞之后溃堤，伤人必定很多，民众亦是如此。因此，治理河川者要疏通壅塞，使其流畅；治理民众者要宣传引导，使其说话。因此，天子在听取政事时，让公卿以至于列士进献诗歌，乐师进献乐曲，太史进献图书，少师进献箴言，盲人诵读诗赋，百工均可呈上谏言，平民有人代为传话，左右近臣竭力规劝，宗亲国戚补察缺失。乐师和太史教诲，年长的师傅训诫，而后天子斟酌处理，因此事务得以顺利运行而不悖乱。民众之有口，就犹如土地之有山川，财货用品皆由此而产出；就犹如原野之有沃土，衣服食物皆由此而产生。民众用口宣发言论，政治的善恶成败就能由此体现。好的就去施行，坏的就要防备，这与使得财货用品、衣服食物丰饶的道理是一样的。民众是思虑于心而宣发于口，有道理就去推行，怎么能够堵塞呢？若是堵塞民众之口，又能够维持多久呢？”周厉王不听，于是国人都不敢说话。三年后，国人将周厉王流放到彘（今山西霍州）地。
可以看到，邵公所谓的“堵疏之论”是用治水来作比喻，而不是说有人治水是只堵不疏，有人治水是只疏不堵，更没有提到鲧禹治水的区别在于堵疏。
《国语》一书，后世普遍认为是春秋末期的左丘明所编。如《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然《国语》与《史记》的不同之处在于，《国语》是“编”而不是“著”，是“选”而不是“作”。《国语》的成书模式，是周王室及各诸侯国的王、侯、卿士、大夫们就某些具体的时政问题发表言论，由当时的史官将其记录在册，左丘明所起到的只是编选作用。即以《邵公谏厉王弭谤》一文为例，邵公谏厉王弭谤之事发生在周厉王三十四年（前844年）。“三年乃流王于彘”之事则发生在周厉王三十七年（前841年）。因此，根据现有史料，在周厉王时期尚没有“鲧堵禹疏”之说，只是有人用治水时的堵疏来类比治国时的言论管控。
就现有史料而言，最早明确提出“鲧堵禹疏”之说的，当是《国语·周语下》中的《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
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
灵王二十二年，谷、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曰：“不可。晋闻古之长民者，不堕山，不崇薮，不防川，不窦泽。夫山，土之聚也；薮，物之归也；川，气之导也；泽，水之钟也。夫天地成而聚于高，归物于下，疏为川谷，以导其气；陂塘污庳，以钟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归；气不沉滞，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财用，而死有所葬。然则无夭、昏、札、瘥之忧，而无饥、寒、乏、匮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圣王唯此之慎。昔共工弃此道也，虞于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其在有虞，有崇伯鲧，播其淫心。称遂共工之过，尧用殛之于羽山。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类百则，仪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从孙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导滞，钟水丰物，封崇九山，决汩九川，陂鄣九泽，丰殖九薮，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故天无伏阴，地无散阳，水无沉气，火无灾燀，神无间行，民无淫心，时无逆数，物无害生。帅象禹之功，度之于轨仪，莫非嘉绩，克厌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谓其能为禹股肱心膂，以养物丰民人也。此一王四伯，岂繄多宠？皆亡王之后也。唯能釐举嘉义，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虽衰，杞、郐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慆淫之心间之。故亡其氏姓，踣毙不振；绝后无主，湮替隶圉。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唯不帅天地之度，不顺四时之序，不度民神之义，不仪生物之则，以殄灭无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间之。度于天地而顺于时动，和于民神而仪于物则，故高朗令终，显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其兴者，必有夏、吕之功焉；其废者，必有共、鲧之败焉。今吾执政无乃实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于争明，以妨王宫，王而饰之，无乃不可乎！人有言曰：'无过乱人之门。’又曰：'佐饔者尝焉，佐斗者伤焉。’又曰：'祸不好，不能为祸。’《诗》曰：'四牡骙骙，旟旐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又曰：'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夫见乱而不惕，所残必多，其饰弥章。民有怨乱，犹不可遏，而况神乎？王将防斗川以饰宫，是饰乱而佐斗也，其无乃章祸且遇伤乎？自我先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至于今未弭。我又章之，惧长及子孙，王室其愈卑乎？其若之何？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而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厉始革典，十四王矣。基德十五而始平，基祸十五其不济乎！吾朝夕儆惧，曰：'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逆天休？’王又章辅祸乱，将何以堪之？王无亦鉴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而方不顺时，不共神祇，而蔑弃五则。是以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下夷于民，而亦未观夫前哲令德之则。则此五者而受天之丰福，飨民之勋力，子孙丰厚，令闻不忘，是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由欲乱民也。畎亩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无有异焉！《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将焉用饰宫？其以徼乱也。度之天神，则非祥也。比之地物，则非义也。类之民则，则非仁也。方之时动，则非顺也。咨之前训，则非正也。观之诗书，与民之宪言，则皆亡王之为也。上下议之，无所比度，王其图之！夫事大不从象，小不从文。上非天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则，方非时动而作之者，必不节矣。作又不节，害之道也。”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宠人，乱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乱。及定王，王室遂卑。
——《国语·周语下》
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
周灵王二十二年（前550年），谷水与洛水相激，将要冲毁王宫。周灵王想要堵塞谷水，太子晋劝谏道：“不可以。我听说古代为民首长的人，不堕毁山，不填充薮，不阻拦河，不引流湖。山，是土石的堆积；薮，是万物的归宿；河，是地气的疏导；湖，是水流的积聚。天地生成之后，土石聚于高山，万物归于下薮。疏通的河谷，用以疏导地气；低洼的池塘，用以积聚滋养。因此，土石凝聚而不会崩溃，而万物皆有归宿；地气不会沉浮停滞，而水流亦不会散乱溢出。所以，民众生有财用，死有所葬。这样就不会有夭折、昏乱、染疫、疾病之忧，也不会有饥饿、寒冷、困乏、财匮之患，故能上下之间关系稳固，以防备预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古代圣王对此非常慎重。从前，共工抛弃此道，安于享乐，身体淫逸，想要堵塞百川，毁山填泽，以危害天下。于是，上天不保佑他，民众不帮助他，祸乱同时爆发，共工因此灭亡。到了虞舜时期，崇国的首领鲧，放纵淫逸的心志，承袭共工的过失，尧因此而将其诛杀于羽山。鲧的后人禹意识到了此前父亲的错误，于是改革制度方法，效仿天地万物，取法自然规则，以民众的利益为准绳，而考虑到众生。共工的侄孙四岳辅佐他，高者高之，下者下之，疏浚河流，通导阻滞，积聚水流，丰养万物，增高九州之山，疏导九州之河，护卫九州之泽，丰殖九州之薮，治理九州之原，使民众安居于九州之土，通达四海。因此，天没有潜伏之阴，地没有散乱之阳，水没有沉积之气，火没有冲天之灾，神没有不轨之行，民没有淫逸之心，季节没有反常之形，万物没有虫害之生。从禹的功绩来看，他顺应自然的法则，所为无一不是佳绩，能够满足天帝之心。上天为了嘉奖禹，将天下赐给他，赐姓为'姒’，赐氏为'有夏’，就是说他能够给天下带来美好的福祉和殷实的财富，能够生养万物。又赐四岳封国，命为侯伯，赐姓为'姜’，赐氏为'有吕’，就是说他们能够作为禹的股肱、心脏和脊梁，以养育万物，使民众丰饶。这一王四伯，又岂是多蒙上天宠幸之人？他们都不过是亡国之君的后代啊！唯其能够选用良善的道义，故能后嗣绵延不绝，祭祀奉守不废。夏王朝虽然衰落了，但作为夏禹后裔的杞国和郐国还在。在四岳的后裔中，申氏和吕氏虽然衰落了，但是齐国和许国还在。只有立下美好的功勋，才能够获得赐姓，接受祭祀，乃至于拥有天下。那些失去的人，一定是产生了淫慢之心，故而导致姓氏灭亡，一蹶不振，后嗣断绝，沦为奴役。这些亡国之君，难道是没有上天的宠幸吗？他们可都是黄帝和炎帝的后代啊！唯其不遵循天地的法度，不顺应四时的秩序，不考虑民众神灵的道义，不合乎万物生存的准则，以至于被灭绝，没有后嗣，直至今日都无人祭祀。那些得到的人，一定是产生了忠信之心。权衡天地的法度而顺应四时的变动，与民众神灵相和谐而合乎万物生存的准则，故而他们都能崇高清朗，结局完满，显赫长久，照耀光明，受赐姓氏，附有美名。如果开启先王留下的遗训，省察先王时期的典章、图书、刑律、法规，而观察其中的兴盛衰退，则这些道理就都可以明白了。那些兴盛的君主，必定是有夏禹、四岳这样的功勋；那些衰败的君主，必定是有共工、伯鲧这样的败绩。现在我们的执政，恐怕真的是存在某些过错，扰乱了谷水和洛水的神灵，以至于二水的神灵争强斗胜，致使王宫被妨害。大王若要加以掩饰，恐怕是不可以的吧！古人有话说：'不要路过乱人之门。’又说：'辅助烹饪之人就能品尝，辅助斗殴之人就会受伤。’又说：'对那些会招致灾祸的事物不喜好，就不会有灾祸。’《诗经·大雅·桑柔》上说：'四匹公马行走，鸟龟之旗飞舞；动乱丛生不平，没有一国不灭。’又说：'民众盼望动乱，宁可忍受荼毒。’看见祸乱而不警惕，则所受的残破必然就多，越是要掩饰就越严重。民众有怨恨动乱，尚且不可遏制，更何况是神灵呢？大王为了防止两水相激而掩饰王宫，这就是在掩饰动乱而辅助斗殴，这难道不是在加重灾祸而使自己受伤吗？我先王自从厉王、宣王、幽王、平王以来，因为贪婪而蒙受天降的灾祸，直至今日尚未平息。现在我们又要加重灾祸，恐怕灾祸会延及子孙，周王室会愈加卑弱吧？那该怎么办呢？我周朝自后稷以来平定动乱，至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才得以安定民众。自后稷时开始安定民众算起，经历了十五位周王，至文王时才开始算得上平定；经历了十八位周王，至康王时才可以算得上安定，其中的艰难由此可知。自厉王开始改革典章，至今已有十四位周王。以德行为基础，经历十五位周王而始得平定，以祸乱为基础，经历十五位周王就要没救了吧！我每天早晚戒备恐惧，说道：'要怎样修德行善，才能稍微光大王室，以迎接天赐的福庆？’现在大王又加重祸乱，周朝将何以承受？大王应该借鉴黎、苗的君王，直至夏、商的末年，他们上不效仿于天，下不取法于地，中不和谐于民，四方不顺天时，又不供奉神祇，对于这五大法则全都抛弃，所以被人夷灭宗庙，火烧祭器，子孙沦为役隶，下与平民等同，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考察前代圣哲的美德准则啊！效法这五大法则，就会承受上天所赐的洪福，享受民众贡献的功力，子孙福德丰厚，美名不被遗忘，这些都是天子所应该知道的。上天所要保佑的君主子孙，有的却沦落在田亩之间，这是因为他们想要扰乱民众。田亩之间，有些人却能登上社稷，这是因为他们想要安定民众。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诗经·大雅·荡》上说：'殷商的镜子并不遥远，夏王的教训就在眼前。’哪里用得着掩饰王宫呢？这只会招致祸乱而已。从上天神灵的角度来猜度，这是不祥的。从大地万物的角度来比照，这是不义的。从民众法则的角度来类推，这是不仁的。从时机行动的角度来模拟，这是不顺的。从前人遗训的角度来议论，这是不正的。参照诗书的训诫，以及民间的格言，这些都是亡国君王的作为。从上到下来看，都没有可取之处，大王还是要慎重考虑！在处理政事时，大不从天象，小不从诗文。上不合天之法，下不合地之利，中不合民之则，不能顺时而动就来模拟，且最终付诸实施的，必定不能有所节制。付诸实施而又不能有所节制，这就是招致祸害之道！”周灵王最终还是堵塞了谷水。到周景王时期，朝中多有宠臣，祸乱于是开始萌生。周景王去世后，周王室大乱。到周定王时期，周王室更加卑弱。
可以看到，在太子晋的这番长篇大论中，详细叙述了鲧禹治水的成败得失。首先，共工采用堵塞的方法治水，结果失败了。接着，鲧沿袭共工的过失，依然是采用堵塞的方法治水，结果也失败了。最后，禹吸取前人的教训，改用疏导的方法治水，结果成功了。这就是所谓“鲧堵禹疏”的说法由来。可问题在于，太子晋原本就不是什么治水专家，他不但不懂治水，而且还强烈建议周灵王不要治水。在太子晋看来，大水之所以泛滥，王宫之所以被冲毁，那都是天帝和水神的意志。如果为了救治王宫而堵塞谷水，那就会违背天帝和谷水的意志，就会招致更大的灾祸。对于太子晋的这种观点，《国语》的编者也是高度赞同的，故而在本文的末尾指出，正是由于周灵王不听太子晋的谏言而堵塞谷水，最终导致周王室在周灵王之子周景王时期朝中多有宠臣，祸乱开始萌生，且在周景王去世后，周王室就出现了大乱。
以今天的我们而言，虽然可以谅解古人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亦可以谅解自春秋战国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学者和民众选择相信“鲧堵禹疏”的传说，以此来作为争取言论自由和开明政治的论辩依据，但是，我们绝不能将充满政治色彩、脱离治水专业的言论视为鲧禹治水的史实。那么，既然鲧禹治水之所以成败不同的关键不在于堵疏之法，那又是因为什么呢？姚尧以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治水的时间。《越绝书·计倪内经》记：“太阴，三岁处金则穰，三岁处水则毁，三岁处木则康，三岁处火则旱。故散有时积，籴有时领。则决万物不过三岁而发矣。……天下六岁一穣，六岁一康，凡十二岁一饥，是以民相离也。故圣人早知天地之反，为之预备。故汤之时，比七年旱而民不饥；禹之时，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太阴，即木星，亦称岁星，其绕太阳一周的公转周期为11.84年，近似于12年。计倪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在这十二年的周期内，太阴有三年处于西方金位，此时庄稼就会有大丰收；有三年处于北方水位，此时庄稼就会遭遇歉收；有三年处于东方木位，此时庄稼就会小丰收；有三年处于南方火位，此时庄稼就会遭遇干旱。因此，在散发财货时要考虑积蓄之时，在囤积财货时要考虑散发之时，决策周期一般不超过三年。一般来说，每六年就会有一次大丰收，每六年就会有一次大干旱，每十二年就会有一次大饥荒，而民众遭遇饥荒就会流离失所。所以，圣人能够知晓天地周期，进而预先做好准备。商汤之时，曾经出现了连续七年旱灾的极端天气，但民众并没有遭遇饥荒。夏禹之时，曾经出现连续九年水灾的极端天气，但民众并没有流离失所。
以今天的我们而言，虽然计倪对于庄稼丰歉的周期测算太过简单粗暴，但自然气候存在周期循环，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商汤之时连续七年旱灾，夏禹之时连续九年水灾之说，亦是大体可信的。即便数字并不十分精准，但曾经出现极端天气，以至于遭遇连续多年的水旱灾害，亦在情理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当初共工和鲧之所以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遭遇了史无前例的长期大洪水，致使既定的堵塞之法难以奏效。然而，再长期的大洪水，亦终有退去的时候。即便按照计倪的说法，夏禹的时候曾经出现连续九年的水灾。可是鲧治水九年，禹治水十三年，合计有二十二年之久。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必定能够等到洪水大幅退却，甚至等到天降干旱，以至于有些河流枯竭，这就使得治水的难度大幅降低。
第二，君主的支持。当初征求治水人选时，尧是极力反对用鲧治水的，称其“负命毁族，不可”，只是拗不过四岳的强行坚持。可以想象，一旦鲧治水成功，就将证明尧当初的识人不明，亦会让尧产生功高震主的感觉。至于被尧立为储君的舜，同样会对鲧心生忌惮。因此，就个人的政治权威而言，尧、舜或许都不希望鲧能够治水成功。
尧崩，帝舜问四岳曰：“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皆曰：“伯禹为司空，可成美尧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维是勉之。”禹拜稽首，让于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视尔事矣。”
——《史记·夏本纪》
尧去世后，舜即位为天子，任命禹来治水。禹跪拜叩头，推让给契、后稷、皋陶，舜则坚持要让禹就任治水。由于禹是舜任命的，故而舜可以将禹的治水成功视为自己的识人之明。又由于禹懂得谦让，故而舜可以不去忌惮禹的功高震主。因此，相较于鲧在治水时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来自君主的猜忌，禹在治水时则更能获得君主的全力支持。
第三，领导的能力。如前所述，治水必定是疏导与堵塞的结合，然则要在哪儿疏，又往哪儿疏，要在哪里堵，又由谁来堵，这都涉及到治水团队的团结努力，以及同各部落之间的沟通合作等问题，而不只是掌握治水技术就可以解决的。我们可以合理推测，在尧口中“负命毁族”、在太子晋口中“播其淫心”的鲧，极有可能是骄傲自负，因而与治水团队内部以及洪水沿岸部落的关系处理不好，遂导致团队内部互相推诿，沿岸部落以邻为壑，治水进程事倍功半。与此相对应的是，禹的为人处世和工作态度，则非常令人敬重。
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史记·夏本纪》
根据《史记·夏本纪》的记载，禹为人敏捷勤奋，他的品德端正，他的仁爱可亲，他的言语可信。他的声音合乎韵律，他的动作合乎法度，他的品行合乎规矩。坚持不懈，严肃谨慎，为民纲纪。禹在接受舜的任命后，与益、后稷一道，调派诸侯、百官和民众来治理水土。他们穿山越岭，立木以为标记，勘定高山大川。禹感伤其父鲧因治水失败而被诛杀，于是辛苦劳作，苦思冥想，在外奔波十三年，路过家门而不敢入内。他自己的吃穿非常节俭，但是用来祭祀鬼神的祭品却很丰厚；他自己的居室非常简陋，但是用来修挖沟渠的费用却不吝惜。他走陆路乘车，走水路乘船，走泥路乘橇【1】，走山路乘檋【2】。左手拿着准绳【3】，右手拿着规矩【4】，顺应四时的变化，以开辟九州的土地，疏通九州的河道，修筑九州的堤坝，测量九州的山岳。他命令益向民众发放稻种，使其可以在低洼潮湿的地方种植，又命令后稷向民众发放难得的五谷。在缺少粮食的地方，就从粮食有余的地方调配供给，以使得各诸侯之间的粮食保持均衡。禹又四处巡行，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其缴纳贡赋的标准，以及高山大川的运输情况。
【1】橇（qiāo）：用于在泥路或者冰雪上滑行的工具。
【2】檋（jū）：登山所穿的钉鞋。
【3】准绳：准，测量平面的水准仪；绳；测量直线的墨线。
【4】规矩：规，校正圆形的工具；矩，校正方形的工具。
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济、河维沇州【1】：……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维荆州：……荆河惟豫州：……华阳黑水惟梁州【2】：……黑水西河惟雍州：
——《史记·夏本纪》
【1】沇（yǎn）州：即兖州。《尚书·禹贡》此处即记作“兖州”。沇，古济水的别称。
【2】黑水：自古以来，众说纷纭，姚尧倾向于认同其为金沙江。
根据《史记·夏本纪》和《尚书·禹贡》等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推知禹所定之九州如下：
一、冀州：即“几”字形黄河之“折弯钩”所包涵的区域，大致包括今山西大部、河南北部、内蒙古南部、河北北部以及辽宁西部的地区。在春秋时期主要是晋国和燕国的领地。
二、兖州。位于冀州的东南，即黄河与济水之间的区域，大致包括今河南东北部、河北东南部以及山东西北部的地区。在春秋时期主要是卫国的领地。
三、青州。位于兖州之东，即泰山与大海之间的区域，大致包括今山东北部的地区。在春秋时期主要是齐国的领地。
四、徐州。位于青州之南，即泰山、大海与淮水之间的区域，大致包括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的地区。在春秋时期主要是鲁国和宋国的领地。
五、扬州。位于徐州之南，即淮水与大海之间的区域，大致包括今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江西东部以及浙江大部的地区。在春秋时期主要是吴国和越国的领地。
六、荆州。位于扬州之西，即荆山与衡阳之间的区域，大致包括今江西西部以及湖北、湖南的大部地区。在春秋时期主要是楚国的领地。
七、豫州。位于荆州之北，即荆山与黄河之间的区域，大致包括今湖北北部、河南南部以及山东西部的地区。在春秋时期主要是周王室和郑国、陈国、蔡国的领地。
八、梁州。位于荆州以西，即华山与金沙江之间的区域，大致包括今四川大部、重庆大部、陕西南部以及甘肃南部的地区。在春秋时期主要是巴国和蜀国的领地。
九、雍州。位于梁州以北，即金沙江与黄河之间的区域，大致包括今青海东部、陕西北部以及甘肃北和宁夏的大部地区。在春秋时期主要是秦国的领地。
为此，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禹定九州的地形示意图如下：
于是九州攸同，四奥既居，九山刊旅，九川涤原，九泽既陂，四海会同。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史记·夏本纪》
于是，在经历了十三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后，大禹治水终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九州得以统一，四境得以安居。九山得以勘定，九川得以疏通，九泽得以筑堤，四海得以相聚。东到大海，西到沙漠，从北到南，天子的声威教化都得以遍布四海。于是，舜赏赐禹玄圭，用以向天下人宣告治水的成功，天下由此太平安定。
舜又将禹推荐给上天，作为继承人。十七年后，舜去世。三年丧期结束后，禹避居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而将帝位辞让给舜的儿子商均。天下诸侯都离开商均，而去朝见禹。禹遂即天子位，君临天下，国号为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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