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说说社工|野谈社会工作服务的“去机构化”

原创： 社工－禾心 社工知行录 2017-07-14

2017年上半年，社会工作发展有了一些新的元素——广东社工“双百计划”，力图将社会工作推向专业化、职业化的轨道。“双百”将政府采购社工服务分为社工岗位和专业保障两部分，“双百”社工与当地镇政府、街道办签订合同并接受其领导，另外组建省级专业支持团队负责服务站社工培训、专业支持、年度评估等（整理自“双百计划”官方公众号）。对此购买模式，坊间有人惊呼这难道是社会工作发展的第N+1条道路——“去机构化”？

综合相关文献，禾心认为“去机构化”是从“正常化”（Normalization）视角出发，将对精神病患者、残疾人、老年人等的机构照顾转为社区/居家照顾，代表着社区充权、尊重人权、社会融合等理念（赵环，2009；李伟，2014）。

欧美国家“去机构化”运动对同样作为社会福利的社会工作服务有何启示？社会工作服务的“去机构化”又如何理解呢？禾心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只能发挥“社工工作想象力”杜撰一番，是为“野谈”。 

 

 

一、“去”机构，社会工作机构“惹”了谁？

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化被视为社会工作专业化的表征之一（朱健刚、陈安娜，2014），“去机构化”那不就是否定机构，否定专业？那为什么会有“去机构化”的想象呢？ 禾心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01

（一）机构内部治理“法人化”

随着政府购买服务的兴起，社会工作机构爆炸性的被生产出来，朱健刚、陈安娜（2014）以有无独立性、参与感对把社会工作机构分为四类，“空降型”、“新瓶装旧酒型”、“专业主义型”、“草根自发型”，其中“空降型”社工机构是因政府购买服务的政策导向而生，是“社工大跃进”的产物，其特征是无独立性、无参与感。

这种“空降型”社工机构数量不乏，它们兴起于政府购买服务早期，乘着政策的东风发展壮大，抢抓机遇承接项目扩张“势力”，如今多数成为业界翘楚，其收入规模已达千万级别，机构的Founder作为“大佬”在机构内部治理体系内掌握着极大的话语权。邵青、杨梨认为：目前大多数民办社工机构是由总干事凭借个人能力创建的，其组织没有法人治理结构（也称为公司治理结构，禾心注），或者法人治理结构只是虚设，实际的组织运作管理深受组织创办者或个别领导决策的影响（邵青，2012；杨梨，2014）。

禾心认为一些社会工作机构内部治理实质上是“法人化”的，所谓理事会、监事会形同虚设，法人掌握着最终决定权。这类机构不仅自身无独立性、参与感，机构内从上到下独立性、参与感也是十分缺位的，内部治理问题重重，囿于治理结构之弊，即便有“有识之士”撞破脑袋，也着实很难有突破。

02

（二）社工薪酬被剥夺感强

杨发祥、叶淑静（2016）在《社工薪酬的结构性困境与可能出路——以珠三角地区为例》一文对社工薪酬的结构性困境及出路进行了分析（推荐阅读），这里禾心只着眼于机构层面。政府购买服务经费有限，增长一次也要酝酿好几年，但毕竟是有所涨，可禾心到手的工资怎么还是那么少呢？禾心个人比较怂，不敢跟机构谈钱，怕被批评说没了情怀，小社工禾心还得靠这点情怀吃饭呢！

按深圳社工最新官方指导价格（深民函﹝2016﹞760号、1223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50W/年，其中80%作为社工薪酬及福利，岗位9.3W/年，其中用于社工工资福利及业务活动费用为7.78W。这里的薪酬及福利当然不是实发工资，社工机构薪酬及福利支出的名目众多，各家机构标准又有所不同，禾心笼统的将其概括为四类：每月拿到手的真金白银（每月实际到手工资），为未来的存的（个人及机构缴纳的社保及公积金），可部分或全部拿到的真金白银（绩效工资、各类奖金、机构提供的补贴等）、可享受的（体检、团建、年会等），也即是说社工机构在社工身上的所有“投资”都被“算计”到这80%和7.78W的经费之中。假定社工薪酬被剥夺指数=1-真金白银/薪酬总量（以年计算），诸位同工的被剥夺指数是几何呢？如果你是中高级管理层，那就计算计算团队整体的。

“算计”完应得的，再来说说管*费，深民函﹝2016﹞760号和1223号文分别对岗位、社区项目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经费使用比例进行了规定：管*费岗位不超出原购买标准的20%，余下全部是社工工资福利及业务活动经费；项目薪酬及福利不低于税后80%，运作经费不得低于项目总额10%，余下作为管*费及税收。禾心认为十分吊诡的是，岗位“不超出之后的余下”、社区项目“两个不低于之后的余下”理所应当的被简化为只剩下“余下”，管*费直提20%、10%，提不足那就是亏了本。

杨发祥、叶淑静（2016）认为在机构实际运作中，社工机构不管是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还是基于政策规定的考量，选择按最低标准给付社工薪酬都是一种经济理性的表现，也即是说一定程度上一些社工机构是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这一点出发去理解一些社工机构对薪酬福利和管*费的不同“算计”方式，可谓醍醐灌顶。

当前社工服务购买方日益多元，资方需求也五花八门，在没有评估资方期望与自身能力、也没有具体了解项目的情况，受资本的驱使承接了大量项目，这些项目的“余下”也理所当然的为机构所提取。禾心认为管*费作为社工机构运营资本的最主要来源有其合法性和必要性，只是管*费提取的合理限度在哪？管*费用用于机构和社工发展的方面有多少，使用和监管又在哪？将社工视为发家致富的劳务派遣工，其公义性又在哪？

03

（三）机构社工情感枯竭，专业获得感逐渐走低

禾心认为社会工作是一项情感劳动，社会工作者在助人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情感，社会工作者也是一名普通人，要始终对服务对象保持真诚、热心、接纳、尊重的积极情感着实不易。此外还要坚守社工信念，尊重人的发展、追求社会正义，长时间的情感付出与现实情况有着强烈的反差，职业、专业前景又愈发不明朗，分分钟感觉自己被严重掏空。

社会工作者促进改变发生多是在各种关系中进行，都需要一种“情感—思考—行动”整合的判断来创造相互理解共进的合作关系。在这些关系发展维系的过程中，面临排斥、拒绝或者误解等困境时，都需要社工来处理情感层面的事务，社会工作不只智力、体力工作，更是劳神、劳情的专业（李忆微，2013）。此外社工还要花大把时间和精力处理文书，应付各种检查与评估、完成各级行政任务，搞的是身心俱疲。这些情感劳动，在机构中或遭受忽视被视为理所应当，或遭受道德情怀的高帽被哑巴吃了黄连——有苦也不得言，加之督导支持缺位，社工情感日益枯竭。

受管理主义支配的社工机构还通过制定服务标准、量化服务指标、标准绩效考核等方式加强对社工的监督和控制，政府指标加上机构管理文化使得对社会问题的解读流于表面化（林致良，2016），加之政府招投标机制、社工流动频繁等原因造成的服务难以深耕，社会工作践行专业变得愈发困难起来。以社区为例，社区服务逐渐成为在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难以践行“社区为本”，而今深圳社工又迎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挑战，社工专业获得感预期将继续走低。

 

 

二、社会工作服务“去机构化”的几种可能路径

01

（一）由政府向社会工作机构购买社会服务转变为政府直接招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提供社会服务。

这种路径可能是最“去机构化”的，这种“倒行逆施”虽不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大势，但是对现在依附性极强的社工机构和工作环境来说，早日“归队”也不失为一种政治正确的选择。

02

（二）加速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优胜劣汰，淘汰不必要的社工机构。

那些不能因应发展作出变革的机构，就由他“去”吧，优胜劣汰，自由竞争，反而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

03

（三）岗位与专业保障分开的政府购买模式。

如“双百社工”模式，重视微观一线社工建设，目标“保一线，保专业，保公益”，由各级政府解决社工待遇问题，省政府另外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督导和培训发展社工与志愿组织。

04

（四）社会工作机构NGO化。

社工按照NGO的运作模式和治理方式来发展，强化市民社会力量，走上一条独立、自主和可持续的道路，在实践市民社会的过程中，明确社工的位置和使命（朱健刚、陈安娜，2014）。

上述“去机构化”可能路径不是也不可能是最终解决方案，仅仅是社工禾心不成熟的一点想象。

 

 

三、结语

社会工作服务的“去机构化”并非真的反对社会工作机构，而是对现行“机构化”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当下，社工机构内部治理不完善，商业化头脑依附在有限的政府购买经费上，强管理技术控制弱专业深耕，这些机构内生性约束与外部规训共同挤压着发展中的社会工作。

禾心认为在社会工作专业的建构过程中，每一个社工人都应当具有自我怀疑与反压迫精神，不断检视专业实践的方向，发挥主体性，寻找抵抗策略，争夺专业发展话语权，通过批判和解构与再建构引导社会工作确定自己的身份。

 

 

参考文献

赵环，2009，《从“关闭病院”到“社区康复”——美国精神领域“去机构化运动”反思与启示》，《社会福利》，2009年7月15日。

李伟，2014，《国外社会服务去机构化及其启示》，《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4月。

杨梨，2014，《政府购买服务：民办社工机构的困境与对策》，《社会工作与管理》，2014,14（2）：28-33

朱健刚、陈安娜，《社工机构的NGO化：专业化的另一种思路》，《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杨发祥、叶淑静，2016，《社工薪酬的结构性困境与可能出路——以珠三角地区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

李忆微，2013，《方案外包（购买服务）对人民团体（NGO）组织发展的影响》，

《行动研究与社会工作》，P239-256

林致良，2016，《社会工作受管理主义支配，还是仍充满希望》，微信公众号《社论前言》2016年4月29日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