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做梦的人是幸福的；
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坟》鲁迅
七天春雨落下，河水涨了起来。
平时泊在河滩上的烟船妓船，被系在吊脚楼下。
楼上是一群闲汉子在喝茶，他们都趴望着窗外那片船上升起的“烟雨红桃”之景，想象着那些妇人陪客烧烟的情形。
相互见着、亲昵着，交流着、骂着野话粗话，走上船。
花上半元到五块，就可随心所欲地同这些妇人吃烟睡觉，放肆取乐。
“这些在船上生活的大臀肥身的年青女人，就用一个妇人的好处，服侍男子过夜。”
而这些妇人把这件事当做一桩“生意”。
“生意”就是生意，与别的工作名分一样，同样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
那年，她们离了乡村，离了家里的石磨和小牛，离了那年青而强壮的丈夫的怀抱，跟随了一个熟人，就来到这船上做生意了。
做得久了，好像与乡村远了，“城市”的气味，一旦沾了，就不忍、没法、也不好甩掉。
这种事在那个军阀混战年代的乡村里，太平常了。
一个月只两个晚上所得的钱，就可以让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的种田丈夫（一家）的日子不至于吃糠咽菜也活不下去。
所以很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妻之后，就把妻送出来，自己在家安分守己，过吃上饱饭的“做人”日子。
这是出生在湘西的作家沈从文的笔下，一篇不怎么起眼的短篇《丈夫》的开头。
他用很平常的克制笔调，短短几句，就勾勒了一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军阀混战时期里，美丽而愚昧落后的湘西乡村的底层人民，饱受压迫与剥削的悲惨生活图景。
这些丈夫把妻子亲手送去当“船妓”的习俗，在我们今天看来，会是件不可思议且感到无比屈辱的事。
但实际上，在那个年代里，这件“生意”之所以成为当地人约定俗成的“习俗”，皆因这件事对他们来说是最好，且可以说是“唯一”可以生存下去的选择。
当一个时代的人们想要活着，只能为口饭放弃所有时，所谓的尊严、愚昧落后的“习俗”，在“饿死”面前，道不道德的真的重要吗？
那年代里，勤勤恳恳，用尽全力地种田，产出一点点嚼头，还要照例被上面的人拿去大半，一年里一季要用红薯叶子拌糠灰充饥，才能勉强对付着过下去。
要是遇到收成不好的年景，不按着“习俗”挣些吃的回家，一家人只有等死。
于是这些丈夫们虽不堪启齿，但也只能告诉自己要去懂这些“生意”好处：
“女子名分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
当他们想妻子了，或者逢年过节时。
这些丈夫就会换身干净的衣服，腰上挂着烟袋，背筐家里菜，像访远亲一样找妻子。
从码头第一号船问起，一直到认出自己女人所在的船，小心地把布鞋放在舱外，吃惊着搜索着女人的全身，手足无措地想说些体己的话。
面对突然有了城里人派头的妻子，唯有那句“我们那对猪养儿子了没有？”，被吸上塞入手中的一枝哈德门香烟，才能安抚丈夫们感觉自己还是“主人”的心。
晚上，妻子依然要继续做“生意”，丈夫会怯生生地到后舱蹲着，不敢转去那不好惹的，有野猫、豺狗，有查夜放哨的团丁的三十里路，只会摘下卷烟，迷茫地望着河中暮景，寂寞地低低喘气。
到城里起更，要睡觉的时候，丈夫会悄悄从板缝里看一眼。
如果客人不走，就无声息地卷一条早放好的新棉絮睡觉。
要是半夜胡思乱想地睡不着，妻子就会抽空爬过来，往他嘴里放块甜丝丝的冰糖。
“丈夫把冰糖含在口里，正像仅仅为了这一点理由，就得原谅妻的行为，尽她在前舱陪客，自己仍然很平和的睡觉了。”
或许在我们看来，这些丈夫和妻子的生活，是如此不堪到令人不耻的程度，但对那个年代的他们来说，当这种家庭模式成为习以为常，供着一家人得以继续好好生活时，这“生意”就是他们自然生活的一部分。
沈从文写丈夫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身在那个黑暗年代里的人，没有那么容易觉醒自我的身份意识，也没有所谓的反抗。
当这种“习俗”成为一个地区潜移默化下的必然产物时，他能感受的，只是一种只能压抑的，被归结为“寂寞”的本能不满，小到只需要一块尝起来很甜的糖，就能继续忍受。
底层人民要的真的不多，在果腹地活着后，还能沾点甜味，就心满意足。
何其可悲！可叹！
阿七是个美丽的新媳妇。
那年，雨水不好，她把手磨得满是血泡地推磨做工，丈夫一宿一宿地守着田地，还是让一家子差点饿死，所以她也跟着熟人上了船。
这天，丈夫带了她喜欢吃的家里菜看她，晚上睡在舱里。
就在阿七和掌班、五多都去集市买东西时，管这河里小船的独眼水保找来了。
“做水保的人照例是水上一霸，凡是属于水面上的事他无有不知。
这人本来就是一个吃水上饭的人，是立于法律同官府对面，按照习惯被官吏来利用，处治这水上一切的...他做了河船上许多妓女的干爹。
由于这些社会习惯的联系，他的行为处事是靠在水上人一边的。”
喊了几句，男人怕地躲着不出声，直到他生气地喊着谁在里面。
男人才又虚又怯，又深恐开罪了来人，于是结结巴巴地小心回话。
水保第一次见“女婿”，好奇地起了兴致，咬着栗子多问了几句。
男人仿佛得到了“鼓励”（同情），开始絮絮叨叨地说着话，他太需要说话了。
只是这些无拘无束说出来的粗话、蠢话，让水保没了兴致，起身随意吩咐一句就走了：
“不用不用，你只告诉她有这么一个大个儿到过船上，穿这样的大靴子，告诉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
在阿七没回来前，男人不自觉地想了很多。
第一感觉就是开心，边轻轻唱着山歌边想，原来这就是让阿七挣了很多钱的熟客，真富贵。
而接下来突然想起那句高高在上的命令：“告诉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
“胡想使他心上增加了愤怒，饥饿重复揪着了这愤怒的心，便有一些原始人不缺少的情绪，在这个年青简单的人反省中长大不已。”
他想，明天就回家。
水保这个人物的出现，让这个故事显得更加荒诞。
他就像这个混乱动荡着的时代里，一个活得好还受人尊敬的人的“最佳范本”。
会按照“习惯”被上面的人利用着，去“合法”榨干船上的女人们的身体和肉体换来的血泪钱；也会因为上了年纪，生活变得安逸，而在感情上亲近船家，“保护”着她们安稳地做“生意”。
沈从文之所以安排这样一个“道德模范”，绝不只简单地为了讽刺人的“堕落”，而是以此去说是这个黑暗的时代造就的复杂的人性。
水保不是从一开始就是“水保”的，他的堕落始终是有属于人性本能“善”一面的挣扎的，只是他很清楚，社会的残酷，不踩人，就被人踩，没有第三条路。
而最可笑的是丈夫在水保走后的“愤怒”。
很显然，他从始至终对曾经妻子和水保睡过很多次这件事，只是愤怒于水保当着他的面说出来了而已，但真正让他感到最愤怒的是饥饿，是妻子不把他放在首位，到点了，还迟迟不来让他挨饿。
在这里，他终于有了一次反抗的萌芽，但这仅仅只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本能，作为男人，要吃饱饭，作为丈夫，要自己的女人把自己当做“天”，却得不到基本满足下的自然情感和生命本能。
他要回家，却无关觉醒，只是生而为人，当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感到痛苦、愤怒时的必然“逃避”，何其可笑。
丈夫的愤怒，被妻子一把胡琴，一顿饭哄好。
却不料，飘散的歌声引来了两个醉醺醺的士兵，踢着船，说着粗俗下流的话叫嚣。
面对此情此景，掌班和阿七也一时没了主意。
酒疯子是不讲道理的，什么难听的话，不堪的举动都做得出来。
而此时男人早害怕地躲去了后舱，仿佛一只埋着头就可以装什么都看不见的鹌鹑。
到后来，还是经验丰富的阿七急中生智，把醉鬼拉倒自己怀里，用身体让他们消停下来。
间没了动静，男人才过来问。
一句“他们睡了”，让男人又一次生起想回家的心。
连“看戏”也难以安抚。
不知过了多久，醉鬼走了。
只是后半夜，水保却带着四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来查船。
男人看了害怕极了，女人们却见怪不怪。
水保先一步交代了男人的身份，把此事混了过去。
巡官看着这对“鸳鸯”，留下一句：
“等会要回来细考察一下老七。”
就揭过了这件事，掌班知道她们之后的日子又可以“平安”一段日子了。
但男人不明白，他只知道他想马上回家，想立刻带着妻子回家。
第二天一早，男人就想和妻子说带她走的话，只是不知怎么说。
阿七见他磨蹭着，既不说留几天，也总不起身走，就拿出昨晚从士兵那挣的四块钱给丈夫。
丈夫还是不说话，阿七似乎懂那意思了，又找了掌班要了三块钱一并给了丈夫。
七块钱沉甸甸的，让男人握不住，都撒了。
“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
五多看着男人想笑，可是谁都没有笑。
水保来船上请男人吃酒，只有五多和掌班在。
一问得知，两夫妇一早回家了。
当男人短暂的沉浸在妻子制造的温暖歌声、琴声中时，却被突如其来的醉鬼打破“美梦”，何其残忍？
但这才是沈从文想让男人看到的，他把妻子送过来，过得连他都感到恐惧的生活。
我们读来或许会感到痛心和愤怒，但通过那些士兵的醉话中透露出来的“我们军长师长，都是混账王八蛋！”就知道，他们亦是可怜的受害者。
都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而可恨之人，何尝没有可怜之处？
他们一身欺软怕硬的劣习，何尝不是被上面的人欺凌转而习得的。在这个时代里，做“人”已然不易，何况是做“好人”，所以他们选择随波逐流地堕落，把自己得到的欺辱，用转嫁给更弱的人的方式去获得生存的喘息。
然而生活更大的残酷，是来自与对已知的“等待”，当巡官下了“平安做生意”的交换命令时，最后的稻草把丈夫压倒了，他崩溃的发现，如果他不带她回家的话，自己的女人就不会再属于自己了。
阿七以为钱能解决一切，于是给丈夫钱。
但她不知道在那一夜自己的丈夫“觉醒”了，虽然只是人性本能的觉得这件事不对劲而已，但这就够了。
时代的悲剧，个人如果无力抗衡，那么仅需回归人性本能就好。
于是，到最后沈从文先生没有给出最好的答案，因为身在局中的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只是个叙述者，为曾经生活在那片土地上饱受摧残、压迫和剥削的人民呐喊出他们的过往。
娜拉出走后会怎么样？
鲁迅先生也只能下个要么回来，要么堕落的“判决”。
于是，“湘西船妓”们后来会怎么样？
只能交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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